八、红卫兵的兴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各地红卫兵以串联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后,一面等待毛泽东接见,一面就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军事机关。那个时候,这些红卫兵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甚至连中南海、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都有人冲,但是唯独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不可以冲。当时,江青发出了命令,谁要冲钓鱼台,谁就是反革命,卫兵就可以开枪。
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周恩来都要带一些人,去开会动员来京的学生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呢!任你周恩来说破了天也不回去。他们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干什么?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旧”呀,闹得整个北京城不得安宁。不仅如此,中央文革还派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火种”。这些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党、政机关去大冲、大闹。这一来,上海、杭州、广州、沈阳等城市都乱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也差不多都瘫痪了。这样一种闹法,全国的混乱是必然的。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红卫兵到处冲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搞得全国没有几个党政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几乎无一处能幸免于难,各单位的领导人更是一个个被揪斗,坐上了“喷气式”。就拿这时的国务院来说,除了周恩来自己,其他副总理都已经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说的话有人听,中央文革说的话有人听之外,其他任何人说话都不行,连周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乱是自上而下的乱,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乱。
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察谁呢?主要是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错误行为纠察,想以这种方式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察自己。实际上,这标志着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思。
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
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
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
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