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际的政治关系
笔者这一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的第一代。拿这一代与世界其他地方同一代人比较,就会发现:政治化的过程至少被延迟了八年至十年。
在60年代,亦即是战后甫出世的一代成人的十年间,世界各地的学生运动与青年反叛风起云涌,而台湾与香港却是处于“沉默的时代”。至于中国大陆,在60年代也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但其起因是由于官方的发动,而不是成长中的一代自发的行为。
进入了70年代,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学生造反运动有趋于沉寂之势,而大陆上的“文革”亦以“反高潮”的方式告终,在香港和海外却爆发了“保钓”“统”一以及参与社会等运动。至于70年代的台湾,则是民主运动的十年。
这个时间上的差距,证明战后成长的一代中国人晚熟与反应迟钝。我们在“中国人的代际关系”一节中,已经指出中国人有代际和合的倾向——亦即下一代向上一代投降。这个倾向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史上最成功的保守主义,几千年来无多变化。然而,在进入现代以后,因为世局变幻的急剧,对这种代际关系势必有所冲击。即便如此,战后成长的一代开始向老一代挑战、伸张自我的年龄期,亦相对地迟缓,而且,新生代即使做自我伸张,也很难完全彻底地造成代际决裂。
70年代初期,笔者刚到美国,正值海外爱国运动的开场,也正值美国反战运动的尾声。关于美国的青年,笔者在校园中看到的情形是:身为求学年龄的学生,却敢于直接向当权的老一代挑战,而且,不只是分庭抗礼,简直是采取“对着干”的方式,认为正义与真理都在自己这一方,老一辈都是“狗屎”——在他们心目中,这些老一辈的当权派不是发动越战的战犯,就是种族主义、男性沙文主义或其他“建制”的价值观的维护者;年轻的一代,好像不如此“对着干”,就不足以显出自己这一代是一个独立单元似的。
60年代,笔者在台湾则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学年龄的青年被认为是没有分量的,他们是“管”与“训”或至少是被“疏导”的对象,而青年人也往往将社会对自己的看法内在化。因此,新生代作为一个独立单元的自信心的建立,不是被拖后的话,就是不能完全实现。
60年代前期也曾发生过“中西文化论战”及其从属的“接棒子”问题的论争,是国民党迁台以后年轻人第一次向当权派的挑战。当时,这一代的发言人大约都是念完研究所以后的年龄,平均约在二十八至三十岁之间。1970年的“青年国是座谈会”,是台湾的新生代向国民党又一次施压之下举行的。当时,集中了这一代的《大学杂志》社务委员会的成员,平均年龄则是三十三岁。
因此,60年代来自新生代的挑战,主要由战前出生的一代提出,当时大学年龄的青年则相当平静,没有出现学潮。1970年的“青年国是座谈会”的组成分子,基本上也是战前出生的一代。而且,在当时来说,大多数已在社会上就业,在辈分上亦相当于在大学任教的副教授与讲师级。
这一些人之中,有的就成为了70年代民主运动的干将;在“民运”中,自然有60年代末才念完研究所的人,但也接近三十岁。因此,在70年代期间,这些从三十到四十岁的人遂成为在学青年的导师,领导了民主运动与学生运动。
这种安排,倒有点儿像“五四”时代曾发生过的情形。当时,也是由一班青年的老师以“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面先做酝酿;后来,当“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契机终于触发了“五四”运动,这些人就成为了学生运动的导师,充当他们的精神领袖,为他们护航。当时,老师的一辈就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学生的一辈则是:傅斯年、罗家伦、毛泽东、张国焘等人。
显然,中国人老一代的权威是如此根深柢固,而青春期则被整个地压抑掉,以至青少年即使在向老人权威挑战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中间的半代——已经当老师的,但是仍算年轻的——拉上一把,就不太容易完全确立自信心。对中间的半代来说,这却是一种迟熟的反叛,而且也只有在具有了相当地位以后才能去进行。
在“五四”时代,代际的断裂还具有鲜明的文化冲突的内容,那就是西方的新思潮与传统文化的对抗。在这个文化革命中,中间的半代虽然身任新文化的旗手,却也自觉到本身已经沾染传统文化过深,因此只能是过渡性人物。例如,已近中年的李大钊歌颂“今”与“青春”,将希望完全放在下一代身上;鲁迅则认为他这一代顶多只能做到扛住“黑暗的闸门”,让下一代通过。“五四”老师一代的想法,仍然落实了中国“二人”文法中一方做到完全为另一方牺牲,但也透露出偶像破坏者的自信心不足,希望将完成不了的任务“转嫁”到下一代身上。从“五四”中出来的青少年一代,后来就终于走上革命之路,不少人还是共产党的创立者。
的确,“万古如长夜”的中国历史局面,只有用“代际断裂”的方式才能将之击破。“五四”时代的代际断裂,也确实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由此导致在现代世局中“建国”任务的完成。
然而,“黑暗的闸门”似乎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代中国人。当中国重归于“一统”以后,“代际断裂”的方式却证明无法延续。
到了80年代,国内的年轻一代又变成被“加强教育”的一代,虽然,因为“三信危机”的缘故,自己的想法与牢骚比在“文革”时代多了,但是活力却大大不如“文革”时代,不少人甚至被搞到毫无生气,就如同被阉割了一般。看来,“万古如长夜”的局面还要延续下去,而将来唯一的希望在于新的代间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