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中国人即使在造反时，亦必须打着“整体利益”的旗号，因此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团结”。这个倾向造成了中国人只有和合不喜斗争的假象。
事实上，在任何社群中，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既然将“冲突”非法化，因此在平时就很少使用公开对抗的行动；在斗争的行为中，亦很少敢于公然搞分裂，或首先搞分裂，而是倾向于用“团结”的方式去搞“斗争”。这种方式多半是与对方搞“既团结，又斗争”——双方面都会提出一些顾全大局、照顾整体利益的口号，尽量将自己这一方打扮成和谐的维持者，而以“破坏团结”“搞分裂”或“自外于国人”等罪名加诸对方。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只有巧妙地运用这种方式去进行斗争，才会最后获得胜利；谁如果不去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中国共产党从失败到成功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自从蒋介石于1927年夺得“中央”以后，中共的革命行动就转向更“左”的对抗形式。当时，党的总部设在上海，而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上海的地下党员与左翼文人仍多具欧化的外观，与上海欧化的人文景色相当搭配。他们做斗争的风格，也近似共产国际在欧美支部的作风——例如在咖啡馆中聚会，在街头上发传单，而且每逢红色节日（五一、五卅、十月革命纪念日）必在马路上搞“飞行集会”。后一种行动是有规律性的，亦即是按时按候地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来，自投罗网——这无疑是误把上海当纽约或柏林的悲剧。
因此，当时中共做斗争的形式以“对抗”为主，而不善团结。甚至连成立外围的文化团体，也必冠以“左翼”二字，唯恐旗帜不鲜明。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把旗帜一竖，鲜明的立场就会使群众蜂拥而至。例如，1930年由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即如此呼吁：“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这种情形，十分类似当年本人看到的欧美新左派的作风。
当时，中共的地下当还搞“冲厂”活动，那就是强制工人搞同盟罢工，有的厂罢工搞不起来，就组织有基础的其他厂的工人群众去冲。
这段期间，在共产国际的笼罩下，中共对国内与国际情况的分析也有脱离实际的倾向。当时的观点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临终阶段，世界上已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中国境内也已存在着“双重政权”。因此，当时的中共有“拥护苏维埃”“拥护苏联”等口号——这类口号，显然不会在广大的中国人心目中制造多大的好感。至于将中国社会“一分为二”、公然提出推翻“合法政府”、拥护“乱党”，也不会投中国人之好。
这种种限制，使当时的中共错过了利用“九·一八”国难的契机，去动摇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反而使革命走入了死胡同。到了1933年，中共中央终于被迫从上海迁入苏区，而到了1934年，整个江苏省委和地下党遂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其他地方白区的损失也有高达百分之一百的。
后来，在上海的个别地下党员与左翼知识分子，在孤立作战的情形下，逐渐将注意力转向由党外人士出面的群众性救国运动中。中共中央也转变总路线，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到了1936年，在内地农村中扎根的党中央派人来上海时，即及时地传达了新的精神，同时也使得工作方法改弦易辙——例如，以“勤学、勤业、交朋友”的面貌在社会面前出现。换言之，就是摆出群众能够接受的勤奋认真、善于团结、会“做人”的姿态。
这无疑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自此以后，中共除了更懂得用国难来动摇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之外，也更善于运用“民族团结”的方式去进行斗争。例如，在打败日本人之后，中共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迫使国民党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类“团结攻势”，最后终于使中共打败其对手，达成“建国”的任务。
的确，“人民共和”之国，就是建筑在“团结”之上的。这个“团结”的前提自然是“统一”。国家在“统一”以后不再有内战，也自然会维持“和平”。然而，和平、团结与统一却不一定与“民主”有必然性的关联。事实上，在中国这个“团结”高于一切的国家中，任何一个集团只要夺得“中央”，就可以成为“整体利益”的专利代表人。因此，只要还保持所谓“天下大治”或“太平盛世”，个人或社会局部欲伸张自己的权利，就必定会被蒙上“破坏安定团结”的罪名。
这种安排，与西方人的情形刚好相反。在文化价值上，他们肯定个人求名逐利的合法性。在经济价值方面，也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合法地将本身的利益极度化，整个社会就会欣欣向荣。因此，西方社会中的政治行动，也往往以组织“利益团体”的方式进行。每一个“局部”的策略，都是大声鼓噪，向整体施压力——谁的声音最响，压力最大，谁就更容易满足自己的要求。这类要求，也无须去将之分判为形而上的“义”与形而下的“利”，反正，他们代表的都是自立为一单元的“个体”的自我展现——可以从增加工资、打胎合法化，到反战，要求男女平等、保护环境，等等。
这种安排的前提正是：强大的“个人”，要求自我展现的“个人”，清晰地知道“人”的权利的“个人”，以及因为尊重自己而也尊重别人权利的“个人”。
一位美国的妇运分子说：“设想有一个包办一切的中央委员会，其成员全部是男性的老人，又全部是新教背景的白种人，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他们代表：女性、年轻人，其他种族与宗教呢？”的确，这样子的“中央委员会”不能真正代表“整体利益”；他们如何还要一片“好心”的话，就反而会造成全国性的“死亡”。
然而，中国人正是需要别人“有心”照顾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懂如何做出强有力的个体伸张，也不习惯面临对抗性的压力。他们要寻找的毋宁是慈母的温暖怀抱（集体），此外，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在政府手中，甚至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之中。无论是哪一种形式，中国人都好象比西方人更为“无私”。因此，在中国人眼中，西方对抗式的多元主义政治总是“资产阶级”的。
然而，在进入了现代世局以后，中国不能再维持一潭死水的状态。这种局面的打破，又只有诉诸不断斗争与对抗的办法——这一点，亦确为中共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于是，毛泽东等人乃有“不断革命”的构想，希望能够将斗争与对抗在国民生活中制度化、常轨化。然而，他们将社会“一分为二”的结果，却搞到“自外于国人”的地步，而“顾全大局”的美誉则落到了周邓一派的身上，造成“人心”对他们的归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