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广开言路”与“壅塞防川”的关系
1970年之所以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起点，除了新生代的迟熟和保钓运动的契机外，还刚好碰上国民党政权新旧权力交替的际运。
从1970年至1973年是蒋经国排除“元老派”，树立自身的权力体系的时期。为了表示自己比较“民主”，以博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蒋经国遂摆出一副“广开言路”的姿势。小蒋的这种姿势，尤其是为了迎合新生代中要求“接棒子”的领袖人物。当时，小蒋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是在中国人的年龄观中，以及相对“元老派”来说，却仍然是“少壮派”。既然小蒋本人也有“接棒子”的需求，因此就有“多让年轻人说话”的言论，并且有提拔“青年才俊”之举。他如此做，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新生代的认同对象，并且希望这一代的领袖人物能替自己的权力过渡打边鼓。
的确，在一元化的权力体制底下，统治阶层内部两派斗争，其中一派为了争取主动的先机，往往会抛出“开明”的假象，广开言路，以便将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方来。在“定于一”的体制底下，当政局还能维持“大治”的时候，人们要反抗当权者，亦唯有利用统治阶层内部呈现的这种缺口。
1970年的“青年国是座谈会”，及其后以《大学杂志》为基地的持不同政见分子的结盟，就是在这种上下利益偶然凑合的情形下允许出现的。这种情形，亦即是当时一位持不同政见分子所谓的“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然而，在1973年，当蒋经国坐稳以后，持不同政见分子即遭到镇压——台大哲学系发生集体的解聘事件，《大学杂志》亦被幕后接管。此后，持不同政见分子就转向社会运动，然而，至1979年底亦大致被一网打尽。
事实上，在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底下，当权者中比较开明的一派，为了“得人心”，总会有“广开言路”的措施。这一派的经典范例可以春秋时代郑相子产代表之。《左传》中对他的作风有如此记载：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毀乡校何如？”
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1]
这段对话，反映出当权者中顽固派“壅塞防川”与开明派“小决防川”的两种方法。后者无疑是较高明的，因为他看到壅塞的方法必导致“天下大乱”，到时“伤人必多”，连统治者自身亦将难免。在先秦思想中，也有认为“壅塞”会导致“亡国”的说法：“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无自至则壅。”[2]
后世的“开明派”，恐怕连子产那样的见识都不见得有，因此，所谓“广开言路”，往往是一种符合经典范例的“做人”方式。
然而，不论是采取哪一种方法，都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着想。因此，当危害到自己的地位时，“开明派”也会变成壅塞派。
在进入了“现代”以后，中国从外面的世界中吸取了“民族主义”的观念，因此，遂在自身的和合性文化之上披上了一层“民族团结”的外衣。同时，中国人也引进了“民主”的观念，于是，统治者也必须穿上这件西装，并且将“广开言路”这个传统政治行为模式重新“正名”为“民主作风”。
[1]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 《吕氏春秋·壅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