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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还要提一下的，是张伯苓对体育的态度。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程从美国购进的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学生，体育课课时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的达标成绩是14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他如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标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精神，书读得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四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候，体育场里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怒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大学，全部炸毁。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给了张伯苓第一次触动：各国平等，公平竞争。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演说。他第一次提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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