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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说文绣后来的生活吧。

文绣离婚的时候，只有22岁。离婚后，她确实搬回了母亲家。但那时候母亲已经过世，家里的老宅又被人卖掉了，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至于离婚分到的那笔钱，文绣支付了律师费用，又答谢了几个帮助过她的人（赠送文珊和玉芬各5000银圆），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后来玉芬说要做生意，又找文绣借了5000银圆，直到玉芬去世都没有归还，成了一笔烂账。

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出去找工作。她恢复了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傅玉华”，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老师，教授国文和图画。文绣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才华的，学生很喜欢她的课，她自己也做得挺开心。

但纸包不住火，文绣曾经的“皇妃”身份很快被传开了，各路媒体纷纷赶来，而她的小学门口每天也开始车水马龙，好事的老百姓和各路人等，都想来一睹那个和皇帝打离婚官司的“皇妃”。甚至还有人在校门口专门贴了一首打油诗：

“宣统皇帝小妃子，就在本校教国文。欲睹花颜甭买票，上班时刻守此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绣无奈在1933年底辞去了教师职务，用所剩不多的积蓄在刘海胡同买了一处宅子，和妹妹文珊一起隐居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文绣的日子过得越发艰难起来。文珊改嫁后搬出去了，而一些日伪警察、保长开始不断登门，要么调戏吃豆腐，要么就是敲诈勒索——他们认为皇妃肯定有很多宫中的奇珍异宝，要她拿出来为“大东亚圣战”做贡献。

文绣又只能搬出了刘海胡同。那个时候，文绣身上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无奈之下，她只能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在家糊过纸盒，去瓦工队做过苦工，还去街上叫卖过香烟——文绣是唯一做过老师的皇妃，也是唯一上街卖过香烟的皇妃。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经朋友介绍，已经36岁的文绣进了国民党的报纸《华北日报》，做了一个校对员。文绣工作认真，文字功底又好，深得当时的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在张明炜的牵线搭桥下，文绣嫁给了一位年过四十的国民党退役少校。

那名少校叫刘振东，人非常正派，且性格善良。文绣漂泊半生，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家，从此安定生活。

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文绣的生活再次发生改变。

因为做过国民党少校，刘振东被判为“反革命”，不过政府没有让他入刑，也没有处罚，只是对他进行监督管制。1951年，刘振东因为表现良好，就被解除了管制，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清洁队当了一名清洁工人。

重新恢复平静的生活，文绣也没享受多久。1953年9月17日，文绣因为心肌梗死发作，猝然离世。

刘振东所在的清洁队帮忙打造了一口薄木棺材，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文绣的遗体就被拉到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埋葬了。

“末代皇妃”一生未育子女，终年44岁。

馒头说

据说，有8个词，最能体现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那种宽容。

这8个词分别是：“大过年的”“人都死了”“来都来了”“都不容易”“还是孩子”“给个面子”“为了你好”“习惯就好”。

必须承认，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几千年总结下来的一种心平气和过日子的传统和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些原则性的事情，确实未必适用。

比如文绣离婚。仔细想来，她离婚这件事，也基本上没跳出这些词，只不过，她没选择宽容。

她之所以要自杀，就是因为“大过年的”触动的；她的族兄劝她，自认为出发点就是“为了你好”，溥仪作为逊帝被赶出紫禁城，其实也“都不容易”，但她没有“给个面子”，而是奋起抗争，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避免“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有时候是个很可怕的词。

文绣的一生，不能说是幸福的一生，但她至少做了自己能力所及的最大抗争，最后的归宿不能说肯定是她想要的，但至少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她应该比婉容要幸运。

我曾写过一句“愿天下眷属永是有情人”，但你我心里都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如果每一份爱情都是以甜蜜开场，以幸福收尾，那人类哪里还会有那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又哪里会出现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爱情需要宽容和忍让，但同样有原则和底线。

敢爱敢恨，敢失去，敢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