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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0月24日晚，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洛杉矶唐人街。
数百名愤怒的美国白人和墨西哥人冲进唐人街，声称两名华人在枪战中击毙了一名白人。随后，大规模的“报复”展开：很多华人从家里被拖出来殴打，甚至被施以“私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觉得找到发泄渠道的白人之后将唐人街的房子付之一炬。在这场骚乱中，18名华人被杀。
尽管第二天的《加利福尼亚日报》称这种发生在大城市的丑恶行为是“我们城市的耻辱”，但由于从1870年开始，美国的经济开始陷入萧条，越来越多下岗失业的白人工人开始将怒火发泄到华人身上，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1870年到1880年，全美有大约2800名华人被杀害，但因此被逮捕判罪的白人凶手只有25人。
那么，美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层面是怎样面对这个局面的呢？
以自认“华人问题最严重”的加州为例，州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不准有人挑着扁担在人行道行走。这条规定显然就是针对华人的——他们都习惯用扁担挑货物。
187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佩吉法案》（Page Act）。这个法案巧妙规避了《蒲安臣条约》，提出禁止中国妓女来美国——他们认为中国妓女将自身可以免疫的梅毒带到了美国，造成没有免疫力的白种人人口大量减少。怎么禁止呢？就是所有从中国来的女性，入关时都要接受严格的盘问：以前有没有当过妓女？现在是不是妓女？将来有没有可能当妓女？
如果说现在和过去还有办法证明的话，那这个“将来”如何证明？大量中国女性无法接受进关时近乎羞辱的提问，最终放弃进入美国。而这个法案的背后还有句潜台词：你们中国女性来美国，就是来做妓女的。
当然，《佩吉法案》的公布并非针对所谓的“中国妓女”，针对的就是中国女性：因为当时华人在美国的形象已经被刻意丑化——麻木、吃老鼠、不死（因为华人讲究叶落归根，死后棺木都运回故土，在美国不举办葬礼），降低进入美国的华人女性人数，就会让华人在美国无法繁衍后代，最终消亡。
1876年7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美国西海岸的移民情况。结果综合100多名所谓“美国上流阶层”证人的证词递交上来的报告，“种族歧视”的味道扑面而来：“每有一个中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侮辱华人的漫画
“中国人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他们比上帝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是无法建立文明的自由政体的劣等民族。”
到了1879年，另一个让人觉得脑洞大开的“15名旅客提案”被提了出来：任何开往美国的船只，里面不能有超过15名具备中国背景的旅客，否则，船必须掉头离开美国，船长也要被罚款。
在美国国会针对这个提案进行辩论的时候，缅因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给出了一个让人费解却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逻辑：“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饮食、穿着等各方面无法被美国同化，他们来美国后肯定会形成一个独立且固定的下层阶级，这样就不可能完全享受‘美国梦’的成果，进而会充满怨恨，造成阶级冲突，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坚决拒绝他们来到美国。”
这个“15名旅客提案”最终在美国总统海斯那里被拒绝签字，理由是与《蒲安臣条约》冲突，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海斯总统考虑到了对华贸易关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蒲安臣条约》成了美国阻止“排华”的最后一道脆弱防线。但是，这道防线在不久之后也崩溃了。
海斯总统在否决“15名旅客提案”后不久，就派人去中国要求修改《蒲安臣条约》，尽管清政府一开始极力反对，但在美国的坚持下，《蒲安臣条约》的相关条款就变成了：美国拥有限制或禁止华工入境的权利。
这道闸门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1882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在20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的提案。在这份提案的背后，其实也有美国政治博弈的鲜明烙印：很多南方州根本不存在“华工问题”，甚至州内都没有中国人，但这些州的议员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这看上去能迎合西部州的利益，而通过这样的“交换”，西部州的议员们可能会在南方州针对黑人问题的提案中“帮一个忙”。
这份提案最终交到了时任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的办公桌上，阿瑟总统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把“20年”减为“10年”，随后签字。
1882年5月6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排斥整整一个族群的《排华法案》正式出台：10年之内，华工不能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不能获得公民身份，不能结婚和拥有家庭。
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
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汉尼巴尔·哈姆林（林肯的首任副总统）认为《排华法案》完全违反美国“所有人生来自由平等”的宪法精神，他对自己投下反对票感到自豪：
“我的投票将成为遗产留给子孙，他们将会把这看成是我一生最辉煌的举动。”
美国的《排华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