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中华
清室入关前后的历史，曾被几经篡改，至乾隆四年（1739）修改后始“定稿”，因此记载常有隐晦疏漏、矛盾芜衍之处。其所以屡加修改的原因，是清室在入主中原后，接受中华文物制度和道德习俗后，对原有的粗犷行为、原始习俗与简陋政制感到自卑，逐渐发觉，遂屡加涂改。清亡后，经史家考订，我们对这一段时期的清史，已可描绘出一个大体的轮廓。
居住在白山黑水区域的部族，自古以来，因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不同，所以名称迥异，周之肃慎、晋之鲜卑、唐之靺鞨、宋之辽与金（女真），都是中华世界东北边区百姓的称号，我们通名之为东胡。“满洲”是明末女真三部之一的自号，是部族之名，绝非如后世所误解的地名。“满洲”本读“满珠”，意即很吉祥，满洲女真故定满洲为国号，比野人女真与海西女真开化。元代在今辽宁中北部设有“万户府”以制之，是“随俗而治”。明初沿旧制，授其长为都督、指挥等职，“皆因其俗而治”，与元代之“土司”相类似。明成祖元年（1403），明廷设“建州三卫”，为边区卫所之一，以女真头人阿哈出为指挥使，阿哈出家族世袭此职一百五十余年，王杲代之。史称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爱新”即金，“觉罗”乃女真姓之一，意为“金之觉罗氏”。努尔哈赤的父亲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因仇家构陷，为明将李成梁所杀（1583）。努尔哈赤时年二十四岁，以家传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杀仇人，扩张势力，并吞其他部族，占有松花江吉林一带地方。奋斗三十余年后，努尔哈赤有步骑兵两万余，建国称汗，国号“后金”（1616）。在此以前他曾受职于明，两次到北京朝见，通汉语。努尔哈赤叛明时年五十七。
努尔哈赤虽深恨汉人，但努力学习汉人的农工技术及文物制度，又竭力保持其祖先传统，因此模仿蒙古文创立了满文，并创立八旗制（东胡族常八分部族）。八旗制乃努尔哈赤所订之国体，“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见不合，即可易之”（孟森《八旗制度考实》），颇似联邦（旗）制。努尔哈赤能团结八旗一致向外扩张，阿保机则必须先杀尽“八大人”。八旗之基础单位称“牛录额真”，意为“大箭主”，辖三百人，每旗七千五百人。各旗主独立设官理民，“汗”的命令只能通过旗主发布。最初只有黄、白、蓝、红四旗，后扩充为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色旗帜；“黄、白、蓝均镶红，红镶白”。最初征服之汉人、蒙人亦编入八旗，其后分出，置汉八旗、蒙八旗，共二十四旗。每人均属于一旗，出征时是战士，平日则耕田。“旗”成为人的“籍贯”。
“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的努尔哈赤叛明后两年，以“七大恨”誓师攻明（1618），次年大败明军于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明廷任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主守，为朝臣所劾而罢。继任袁应泰以祸生肘腋失重镇辽阳，努尔哈赤迁都之。数年后努尔哈赤再迁都沈阳（1625），更名盛京（入关后仍奉盛京为名义上之国都）。此后数年，明廷内有魏忠贤当权，外则将帅不合，后金则声势日益壮大，“东事”成为明廷最大威胁。努尔哈赤于宁远之役为袁崇焕所败，负伤死（1626），其八子皇太极（也作皇台极。努尔哈赤即位，设四个贝勒，皇太极为“四贝勒”）继位（1627—1643在位），史称清太宗，年三十五岁，改国号为清。
皇太极统治的时间共十七年，但他的政策为清人日后一统中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首先震慑朝鲜，迫使其与明朝脱离宗藩关系，以朝鲜王弟为质子。朝鲜以大量粮食供应清，且纾后顾之忧。再合并内蒙古，使明朝沿长城东线皆受到威胁。他曾四次攻入内地，第四次（1638）攻陷州县四十八，南达山东境。最重要的是他一改其父仇视汉人之政策，尽量抚辑汉人，招纳儒生（努尔哈赤见儒生必杀），优遇明之降臣。洪承畴投降后，他以抱礼见之，且告诉群臣，自己得洪承畴如盲人而得引路者，其志向已不在关外一隅而已，至为显明。
与清太宗差不多同时期统治中国的明思宗（崇祯皇帝），即位时年十七岁，立缢死魏忠贤，笞杀客氏，阉党敛迹，颇有一番新气象。及李自成陷北京，思宗自杀殉社稷，遗书有“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之语，可称“亡国之义烈”者也。思宗“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亦有可称道之处。唯刚愎自用，猜疑急躁，十七年间易阁臣四五十人，且御将无术，失一城诛一将。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明廷一日斩失事之巡抚、总兵官等三十三人，可见思宗之秉性残刻、喜怒无常、肆意杀戮之一斑。最荒谬的是其中清人反间计，相信被清军所俘“逃”归之太监言，杀死清军最畏惧之大将袁崇焕一事，最为人所不齿，亦足见其智力甚低。思宗临危时自称不是亡国之君，而臣尽亡国之臣。凭此一语即知其覆亡之主因在其个人之昏残低能。
清太宗于思宗自缢前六个月逝世，九子福临继位，年仅六岁，由叔父多尔衮摄政，史称清世祖（1644—1661在位），年号顺治。本书自此始，遵从习惯，以年号称其帝。顺治帝于是年迁都北京，并无统治全中国之意，公开宣布不忘明室之人，“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初仅派兵追剿李自成，大约只想如金朝一样统治黄河流域。
江南半壁河山，拥兵五十万，应可师南宋故智，偏安江左，惜南京最初拥立的福王（年号弘光）是一位“万事不如杯在手”的昏君。他遣使到北京赠顺治帝金银绸缎，酬劳其逐李自成的功绩，希望乱平后交还北京与明。小朝廷中由拥立有功的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阉党阮大铖专权，搜刮财富，卖官鬻爵，大兴土木。兵部尚书史可法，洞烛时艰，希望能奋发一致，力保江左，却被逼出镇扬州，朝政任由马、阮二人腐蚀。名将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进兵直薄南京，马士英调江北守军迎击，清军乘虚渡淮河南下抵扬州。史可法昼夜不眠，勤劳国事，但据记载仍然军纪废弛，盖积习已深，独木难支。史可法血战七昼夜，城破被执，不屈殉难，他的忠义贤贞，可媲美文天祥。清军入城后屠杀焚掠十日，使一座自南朝以来历时千年繁荣的名城化为灰烬，此即令人铭刻难忘的“扬州十日”。南京陷落后，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鲁王颇负时誉，如张煌言（号苍水）、黄宗羲（世称梨洲先生）等应其号召，各地抗清的义师蜂起，清廷乃重用降将洪承畴总督东南地区军务，付以全权。洪承畴是明代剿流寇的名将，调度有方。他逼鲁王逃舟山群岛，再进兵福建，降唐王所依为股肱的郑芝龙，唐王被执遇害（1646）。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不随其父投降，以厦门、浯洲（今福建金门岛）为根据地扰闽、浙沿海一带。鲁王亦逃附郑成功，取消监国号，卒于台湾。鲁王的部将张煌言等，与郑成功合作，在东南沿海一带与清军苦战十余年，其中以1659年那一次北上抗清之战的规模最大。郑成功在此战中曾陷扬州围南京，附近“望风纳款”者二十四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顺治帝已准备亲征，清两江总督“佯使人通款，以缓其攻，成功信之，按兵仪凤门外”；清援兵到后，大败郑军（魏源《圣武记》卷）。郑成功见在大陆形势日蹙，乃逐荷兰人而据台湾，奉明正朔（1661）。次年郑成功逝世，子郑经继立。
南明四王中最后一位是桂王朱由榔，他得知唐王死讯后，在肇庆即帝位，年号永历（1646—1662）。当时永历帝直接加间接可号令的有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之多，其他如郑成功之活跃于东南沿海，山西大同总兵官姜瓖之叛清等，声势不小。有如此形势，应该有所作为，但仍节节败退。永历帝自肇庆走梧州，再退桂林，赖瞿式耜死守（1647），清军以广州有警，大兵引去。次年清军进逼，永历帝逃至湖南转入贵州，留此四年，再走云南，在昆明三年，后逃入缅甸（1659）。永历帝入缅甸时尚有文武官员四百余，兵数千，均逐渐为缅甸国王所杀。永历帝留缅甸时曾亲笔致信吴三桂，自称“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吴三桂为向清廷表功，如何能放过他。缅甸国王在吴三桂大军的压力下，将永历帝送回。后永历帝为吴三桂秘密绞杀（1662）。昆明五华宫侧立有石碑云“永历帝殉国处”，乃清亡后人所臆测者。
大陆上的明统，自桂王遇害后即断绝，但郑成功子孙仍将明统延续二十一年，至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入台湾为止。台湾土著居民部族分歧，其来源说法很多，兹不论。大陆人移入台湾自隋唐始，人数不多。隋文帝曾遣将“略澎湖三十六岛”。元末于澎湖置巡检司。明神宗时颜思齐据台湾，郑芝龙来附，不久离去。明熹宗四年（1624），荷兰人筑台湾城（台南）及赤崁楼，以之为据点，与南洋及漳、泉贸易，亦颇鼓励移民以增加生产。郑成功自江南败归后，永历帝亦逃缅甸，乃欲取台湾为根据地。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兵临鹿耳门，荷兰人投降。郑成功改台湾城为安平镇，赤崁为承天府，“设县二，曰天兴，曰万年”。郑成功以陈永华为谋主，辟垦屯、修战械、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筑池馆，以待明宗室遗老来归，招徕漳、泉移民。清廷得讯，杀郑芝龙全家，令沿海居民内徙三十里，禁渔舟、商舟出海。次年郑成功卒，年三十九，守厦门之长子郑经入继。清靖南王耿继茂贻书招郑经投降，郑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剃发易衣冠，清廷不许。郑经暗弱庸懦，无光复大志。三藩之乱平定（1681）后，清即策划进兵取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经之子郑克塽降清。
清军入关后的征服战争中，将士多为汉人，即使主帅是满人，将士仍以投降之明军为主。明之将帅士卒，降清之后才能士气均焕然一新；畴昔与民变军队作战，多望风披靡，不能御敌；今则相反，破民变军队如秋风扫落叶，成鲜明对照。可见皇帝昏暴愚聩与廷臣派系倾轧影响之大。洪承畴、吴三桂尚是明之大将，但耿仲明、尚可喜之流则明之偏裨军官，在清廷的驱使下，战功煊赫，出人意料。这些人既然立下汗马功劳，自应抚慰。顺治六年（1649），清廷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领云南；封尚可喜（子尚之信）平南王，领广东；封耿仲明（子耿继茂，孙耿精忠）靖南王，领福建；称为“三藩”。清史籍称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为前三藩，吴三桂等为后三藩。后三藩初封时，吴三桂有绿营兵一万两千，尚、耿各领兵六七千。藩王在其辖区之内，用人行政自主；吴三桂更进一步，由他向朝廷荐派官吏，“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称为“西选”，使“西选之官遍天下”。平西王每年需俸饷银九百万两，三藩合计岁需两千余万两，占清朝全国岁入的一半。年已二十的皇帝康熙（1662—1722在位）早有撤藩之心，适平南王尚可喜不愿受制于儿子尚之信，请求率藩兵回辽东养老，靖南王、平西王闻讯不自安，亦上奏请撤藩，以试探朝意。康熙对三藩之存在如芒刺在背，得奏立准。吴三桂遂于康熙十二年（1673）冬“恭奉（明）太子祭告天地”，“伐暴救民”，改次年为“周元年，蓄发，易衣冠”。靖南王耿精忠立即响应，史称“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历八年（1673—1681）始被平定。吴三桂起兵时称奉明太子为君，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三桂初起兵时，清廷措手不及，数月之间吴三桂即占领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福建。平南王附和之后，加上广东及陕西提督王辅臣，共有八省之地，及湖北、江西、甘肃部分地方，声势浩大，“人心皆动摇”。清廷闻叛，立即处死吴三桂之子、驸马吴应熊，连吴应熊与公主所生之子亦一并处死，以示决心。清廷对长江流域暂采守势，先征讨陕西王辅臣。王辅臣兵败乞降，清廷复其原官，加封为太子太保、绥寇将军，以瓦解吴三桂集团的人心。江南用兵，清廷是先攻福建之耿精忠，耿精忠于叛清时联络据台湾之郑经，但郑经无大志，只贪求占领福建部分地方以自肥，对联合抗清之事并不热心。耿精忠在清军压境之下投降（1676），仍被封为靖南王，后奉诏令讨伐郑经，后者退回台湾。参加变乱最晚的是广东。最先请撤藩的尚可喜，于吴三桂叛清后，仍留在广东镇守。三年后尚可喜病，由其子尚之信代理政事，与吴三桂暗通款曲，至尚可喜卒，尚之信即与吴三桂合作，被吴三桂封为亲王。耿精忠降清后，广东立即受威胁，尚之信见风使舵，投降，清廷亦封之为亲王。至此只剩下“一藩”了。王辅臣等三人降清后，吴三桂势力日蹙，乃图画地自守，自长沙迁都衡阳，并即帝位，国号周，改元为昭武（1678），时吴三桂已六十七岁。虽如此，吴军的战斗力仍不可轻侮。以“永兴之战”为例，永兴距衡阳仅百余里，为清军所占，吴军攻城，清军守将都统、副都统均阵亡；吴军围攻，昼夜不息，统帅简亲王屯兵附近（茶陵），“不敢救”；自郴州遣来的援兵“亦不敢进”；如此者二十日，“忽拔营去”，因吴三桂已死，此时距吴三桂称帝不足六个月。其孙吴世璠自昆明兼程到衡阳继位，攻守无方，吴军军心涣散，岳阳失守，吴世璠扶吴三桂柩归云南。两余年后，1681年，清军攻克昆明，吴世璠自杀。骚动十省，扰攘八年的大变乱始被弭平。
三藩之乱被戡定后，康熙始认真考虑对台湾用兵。俟郑克塽投降，清朝才在事实上一统中华世界，此时距清室入关已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