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外关系
元、明、清三代，中华世界与外界的接触增加。由于蒙古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欧洲人可由陆路到达中国，亦可先抵波斯，再航海而来。经由前者到中国的多属传教士，盖欧洲国家震慑于蒙古的军威，怖悸于蒙古的残暴，乃想出借宗教力量以感化大汗的方法。那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东方的传教士，大体上均受到优待，准允传教，据说蒙古贵族信仰基督教的很多，甚至元顺帝也是基督教教徒。大汗已不需特别去感化，因为内讧及其他种种原因，蒙古的锐气已消逝了。接着土耳其崛起，占领君士坦丁堡，欧亚陆路交通断绝，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1497年经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岸，建立果阿殖民地。明武宗十二年（1517），葡萄牙的航海家到达广州。他们继续北上到泉州、福州、宁波，并在宁波建立通商据点并传播宗教。明世宗二十四年（1545），明廷下令驱逐基督教教徒，据说被戮杀的基督教教徒有一万两千人，包括八百名葡萄牙人。1552年前，果阿的葡萄牙总督曾三次遣使到北京，均未达目的。明世宗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贿赂明吏，取得在“荒岛”建屋、晒干货物及存储货物之权，澳门就是那个所谓的荒岛。最初葡萄牙商人每年向香山县纳租银一千两，后改为年租银五百两。
西班牙于1556年据菲律宾，明神宗三年（1575），遣使通中国。继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后的东来者为荷兰人。荷兰人欲与中国通商，受葡萄牙人阻挠，乃进据台湾（明熹宗四年，1624年），但仍不得与中国通商。故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外贸易可以说由葡萄牙人独占，葡萄牙人每年向清政府缴纳船课银两万两，而取得独占权。时英国方组东印度公司（1600）经营东方，因注意力集中在印度，故对中国的贸易不重视。英国商人首次来华在明思宗十年（1637），因格于葡萄牙人，乃强入广州，尽售其货，强购砂糖与生姜而去。此后便不常来。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以台湾降清，清廷始下令开海禁，准许外人于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岸贸易，是时传教士正得清廷宠信，故对外通商以“嘉惠远人”的政策得以顺利进行。
“四口通商”时期，中外贸易的重点仍然在广州。自此以后，英国对华贸易额日增，凌驾于他国之上，而朝廷对“红毛种”中的英吉利的“奸宄莫测”亦特别加以注意。1723年雍正禁教后，不久“西洋人”变成“夷人”，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因通商口岸太多，管理不便，又恐各地因通商的缘故，受“夷风”感染变成澳门一般，所以规定嗣后中外通商限制在广州一地。恐怕夷商变成明代的倭寇，也是清廷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因之一。
中国对西方的观念，笔者将在下一节叙述。从对“夷人”的观念出发，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商遂有种种防夷限制。其规条虽时或增减，重要者不外下列十点。外商当然极不满意这些限制。
一、夷商及商船规定每年五月至十月之间可到广州，其余时间只准在澳门居住或停泊。
二、夷人军舰一律不准到广州。
三、夷商在广州必须住在“商馆”内，不许带凶械火器，随从役仆不得超过五人，并不得雇用仆妇。
四、夷商购物，必须经过“行商”，如欲自行出外购物，行商必亲自随行。但不许购买汉文书籍。
五、夷商不许泛舟江上，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以游花园，但必须有翻译同行，如滋生事端，翻译须负责。
六、夷商不得入广州城内，不许坐轿。
七、夷妇不得到广州。
八、夷人不得与中国官吏直接交涉，如有陈禀，必须经行商之手。
九、不准雇华人代为打听物价。
十、行商不得欠夷人之债务。
中国方面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称曰“公行”，是广州对外贸易各“洋行”联合组织的称呼。各通商口岸专门与外商做进出口贸易的商家称为“外洋行”，简称洋行。类似洋行性质的组织由来甚久，大致明末便已存在，只是名称不一，有时亦称为“牙行”。各洋行对外贸易时，互相竞争，常有利害冲突，于是广州各洋行设法使他们对外的行动一致，期能垄断对外贸易，遂组织“行口”，独占海外贸易的利益。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广东地方官吏见行口获利很厚，亦思染指，乃由官府指定一人为对外贸易经纪人，称为“皇商”，官府可因之均沾官商所得的利润。但官吏间步调亦不一致，谁也不能否认他方有指派官商的权力，于是官商的数目增多，争向外商招揽生意，竞争复起。而官商者，究其实无非是取得政府特许对外贸易权力的洋行而已。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各官商再谋团结，歃血为盟，订立规约，成立统一的对外贸易机构，名曰“公行”。公行成立时（1720），参加的有十六家洋行，俗通称为“十三行”，洋行的商人为行商。此后洋行时有倒闭或因故停业者，亦时有新洋行成立参加公行者。故公行所属的洋行并不一定是十三家，数目时有变动，最多时有二十六家（1757），最少时仅四家（1781），但一般人对之仍沿称“十三行”。
公行的主要任务在于划一对外商购货和销货的价格，承销一切进出口货物，代办内地出口货物，并代清政府征收进出口货物关税及管理外商的职务。公行成立后，外商不满这种独占商务的机构，曾屡次设法取消公行，清政府偶亦徇外商请求而废止公行。但中外以言语不通，外人复不谙中国法令，苟无公行从中料理，困难颇多，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公行制度乃得正式确立，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后始废除。
外商到广州只能住在“商馆”内，商馆由来华贸易各国商人自行建筑在清政府指定的区域内。当时广州有各国所建的商馆十三座，后因商务兴盛，原有商馆不敷应用，始有向行商租赁房屋之事。
除了对公行垄断贸易与生活上限制的不满外，外商最感不便的是船只入口时的手续复杂与中国官吏的需索。外船到广州前，须先赴澳门中国知事缴纳雇请引水与翻译的费用；然后船至虎门，须候海关监督丈量船舶的大小。监督按船的大小征税，此乃“正税”。纳正税后，另付“船钞”，始得停泊黄埔贸易。就此而论，入口手续可谓极简单，税收亦轻微。但经手行商及官吏，常巧立名目，任意勒索。正税而外的“陋规”，如“缴送”“支销”“充饷”“规礼”“开食”“押船”“小包”等额外名目，多至六十余种。外商自是不堪其扰，所以他们宁愿中国政府增加关税，禁止行商与官吏的勒索剥削。
对于中外在广州贸易情况表示不满而亟思改进的国家是英国。原来英国自与中国通商后，贸易额与日俱增，乾隆元年（1736）有八艘外国船舶到广州贸易，英国船占四艘。乾隆五十四年（1789），外船到广州贸易的共有八十六艘，其中属于英国者六十一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因此，英国对广州的情况最为敏感，同时对中国文化复素乏了解。英国人擅长经商是众所周知的，特里维庸曾在其所著的《英国史》一书中，提到德国人曾以发掘英国古墓发现殉葬物竟是算盘来嘲讽英人。英国诗人泰尼松这样描写一位英国的外交代表：
这个戴宽边帽的贩卖圣经的小商人，
他的耳朵里塞满了棉花，
梦里也听得便士的叮当！
在亚洲的英国人，不仅“耳朵里塞满了棉花”，恐怕嘴上、手上还涂满了鸦片，“梦里也听得”白银的铿锵！他们在中国的贸易，是由英国政府特许的东印度公司主持，其独占中英贸易的情形，与公行无异。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商务，英国、印度人可以自由经营，唯须取得东印度公司执照，在广东时须接受东印度公司派驻中国经理的管辖。这种经理，中国称之为“大班”。
乾隆二十年（1755），东印度公司因不满广州通商的情形，特派哈利逊与洪仁辉到宁波通商，未果。洪仁辉北航赴天津，请准在宁波通商，并攻讦广东历来积弊。清廷未予置理，并以洪仁辉擅自违规，处徒刑三年后释放。
东印度公司的企图失败后三十七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应东印度公司之恳求，出面遣派使臣到中国，希望与中国皇帝直接交涉，达到改善商务的目的。英国使团的正使为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率随从多人，携“贡品”十九件，自广东乘船赴天津（1793）。中国则以“英吉利贡使”之旗插于英国使者船头，声称乃朝贺清高宗八十万寿而来的贡使。马戛尔尼到中国后所遭遇的第一难关是觐见皇帝的仪节问题，因为从来“陪臣”觐见皇帝均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认为如此则被视为属国，坚持不允。乾隆酷好虚荣，不愿决裂，以英国使者系远道初贡为理由，允其行西方臣下见国王的仪节（即屈一膝吻手，清廷去吻手，仅屈一膝）。清廷待英国使者极其优渥，使团在中国每日赐银五千两以作费用，不足时尚可随时就地支取。对“大红毛”国王“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的“贡表”及价值一万三千余镑的“贡品”，均由天朝大皇帝“喜悦鉴收”。唯有对英国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则用“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理由而拒绝。清廷甚至还认为那些要求与“大红毛”国王无关，仅是贡使的私意而已。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计有：
一、英国派使节驻北京，并如俄国之例于京师设立商馆，收贮货物。
二、准英国在宁波、舟山等地贸易。并要求将舟山附近一小岛借与英国商人，作为居留及贮货之地。
三、拨广州附近一地为英国人居留地，允许澳门之英国人自由出入广州。
四、准英国人传教。
五、英国商人于澳门、广州，由内河运输货物，请免税或减轻税额。
所提五款中，已隐含“割地”及“协定关税”两项，与五十年后的《江宁条约》（《南京条约》）只差赔款与废除行商两项，中英间既无战争，而英国当时并未废除与行商独占贸易类似的东印度公司，自未提出此两款要求。
马戛尔尼的使命可谓完全失败，但他留居中国时期，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科学知识等的了解，都有日记记载。天朝的虚实，暴露无遗。乾隆要马戛尔尼取道陆路赴广州的本意，是想让夷人看一看中国“物阜民康”的情形，没有想到，适得其反。
马戛尔尼首先指出中国官吏的贪污。皇帝每日赐予使团的五千两银费用，大部分被经手官吏中饱。他不胜感慨地说：“于是余以为中国素夸有道之邦，以此观之，其道德固不能较他国为优。孔子之子孙，殆如欧西诸国利欲神之后裔矣！”其次，他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盖他归国途中，沿站均有中国兵队向之“致敬”（示威），而马戛尔尼认为“其人数之众多，军容之整肃，于行礼中挟有威胁性质，仍不能不令吾无疑。……吾料其（指中国兵）必蓄有一语，汝辈洋人看看，吾中国军备甚佳，汝等若敢犯顺，吾辈无时不有对付之具。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军队，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挡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焉”。马戛尔尼不甘示弱，亦请同行之福大人参观使团仪仗队与卫队的操演。“福大人意颇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亦没什么稀罕。’”
另一件事使马戛尔尼看出中国科学知识的贫乏。他的护送官员赵大人欲吸烟，“时以其无从者，余于袋中取小盒自来火，擦而燃之。彼见身内藏火，毫无伤害，大为惊异。余因说明其故，亦以一盒赠之。如此细微之事视为奇异，余因知中国国民于机械学中，未始无所优良，而于医学之外科学及科学知识，则甚劣于他国”。马戛尔尼自述曾建议派科学人员到中国，并主张在北京设一氢气球，但清吏毫不以为意。所以他说：“余今始知中国朝廷之政略与自负心相关联。彼欲凌驾诸国而上，而对实际所见不远，不知利用之方，唯防止人智之进步，此终无益于事也。”
马戛尔尼沿途看见盲跛与乞丐众多，由此推知中国社会贫苦，民生凋敝。他还深悉满汉仇隙。所以他的结论是“鞑靼王朝”（指清室）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实一问题。
因为地位的关系，马戛尔尼得以与中国政府上层接触，了解清廷内幕；复作一纵贯中国南北的旅行，等于对中国做了一次极广泛的调查工作。他对英国政府的机密报告，我们尚不得而知，纯就他所公开发表的日记而论，也足以加深英国向中国要求改革商务的决心。四十八年后，英国敢于以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向中国启衅，马戛尔尼的报告无疑是英国政府决策时的重要依据之一。
嘉庆二十一年（1816），马戛尔尼使华之后二十三年，英国再派亚墨尔斯使华。嘉庆对英国“入贡”之事，不似其父高宗那么热衷，而对三跪九叩之礼尤其重视。双方费尽唇舌，才得到三次跪一膝、九鞠躬的折中仪节。最后嘉庆始以“凡事不可过于苛细，转失驭外之礼。即五十八年，亦系将了此一事耳，逐回不如接见之为是”为理由，允许英国使者觐见。但经办此事的和世泰心中却不以为然，连夜将“贡使”从通州带至北京。次晨皇帝御殿召见，亚墨尔斯的表、文、礼服等物均未到京，乃以病辞；召见副使，亦称得急病。皇帝以“贡使”如此倨傲无礼，乃下令将其遣回，“贡文不必呈览，其礼物俱着发还”。亚墨尔斯被逐回后，英国便放弃再遣使到北京谈判的念头。要想达到目的，恐怕得另辟蹊径了。
1813年（嘉庆十八年），英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东印度公司独占东方商务的专利权，准许商人在印度自由贸易。唯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仍可再垄断二十年，至1833年满期。广东地方政府事先知道这个消息，因英国商人奸宄诈谲为各国商人之冠，幸有大班统率，尚可略加约束，今闻东印度公司解散，深恐“散商”不易管理，故两广总督李鸿宾令英国商人寄信回国，嘱英国另派“晓事大班”到广州管理英国商人及经办商务。英国政府闻讯，乃于1833年十二月郑重其事选派律劳卑为英国驻中国的商务总监督，普洛东为副监督，戴卫为第二监督，罗宾逊为第三监督。律劳卑为英国贵族，任上院议员，其属下普洛东与戴卫均曾任职东印度公司，对东方情形颇熟悉。
商务监督临行前，英国国王特颁旨告诫：
一、对中国采取亲睦态度，勿引起中国对英国的猜疑及恶感；
二、非万不得已，不得使用武力恫吓；
三、遵守中国法律习惯。
外相帕麦斯顿（又译为巴麦尊）复特别训令律劳卑三事：
一、审理刑事海上罪犯之权，宜慎重使用；
二、与中国平等地位交涉，用公函通知中国总督；
三、军舰不可驶入虎门。
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1834）7月15日到澳门，欲赴广州。两广总督卢坤得悉即“传谕”暂留澳门，勿来广州，但律劳卑已抵广州矣（25日）。卢坤探知来者非大班而为“夷目”，其地位与大班有别，遂令行商往见之，询其来意。律劳卑答称彼有公函直达总督，不需行商转达，且欲与总督面谈一切。盖律劳卑坚持要用平行款式的公函送与总督，否则有辱国体。卢坤的理由是，如果律劳卑是“夷官”而非夷商，则应先通知中国，如马戛尔尼与亚墨尔斯均系如此。且即令是夷官，亦不得与天朝总督书信平行。今律劳卑既不能证明其身份，复擅自来广州（按惯例外商来广州必先得行商之许可），显然“居心抗衡”。所以卢坤一面重加压力于行商，令其劝律劳卑迅速赴澳门，否则重惩行商；一面声称将实行“封舱”，以惩抑不法的英国人。封舱即停止贸易之谓。律劳卑亦执拗己见，决不示弱，除布告英国商人“不必以断绝贸易为虑”外，并报告英国政府，谓中国色厉内荏，使用武力较谈判有效。双方僵持不下，律劳卑乃调军舰两艘，停泊虎门口外，实行示威。卢坤不欲轻启衅端，8月22日派官员三人访律劳卑，询问三事：到广州的原因？究竟系任何种职务？何时离广州返澳门？
律劳卑回答：前中国总督请英国派员来管理商务，故到广州；其职务在致总督函中已说明；返澳的日期视其方便而定。
其态度如此强硬，已无转圜余地。卢坤遂于9月2日下令封舱。
封舱之后，卢坤将中国役仆悉数撤退，并严禁将食物运入商馆。律劳卑并不气馁，9月7日下令停泊在虎门口外的两艘军舰乘潮冲入虎门，要塞守兵发炮止之，中、英双方互相炮战，英国军舰终驶抵黄埔。卢坤则加紧封锁商馆，欲使留粤英国商人因困顿不堪而对律劳卑发生不满。律劳卑自觉令军舰闯入虎门的行动已超出政府所赋予的权限，加以水土不服，身染疾病，同时被困英国商人亦时对其行动有怨言，乃宣告屈服。9月21日律劳卑乘军舰离开广州，9月26日抵澳门，10月11日病死。卢坤报告朝廷称：“兵船夷目均已押逐出口。”于是贸易恢复。一场风波，在中国政府心目中已告平息矣。
律劳卑死后，曾任职东印度公司且谙华语之戴卫继任为总监督，戴卫采取沉默静待的政策，拟等待英国政府之新训令。是时已有少数英国商人对戴卫的态度表示不满，联名上书英国政府，主张使用武力直接北上与清政府交涉，达到改善贸易现状的目的。道光十五年（1835）1月，戴卫因之辞职。罗宾逊继任，仍持缄默政策，不事更张，故商务监督虽不能行使职权而商务关系进行如常。次年（1836），罗宾逊在伶仃岛设办事处（在粤江口，其位置介于澳门与香港之间），有违训令，被英国政府免职。12月，义律升任为总监督。义律为历任监督属员，对三年来中英交涉情形颇了解。就任后，他首先具禀请行商转呈两广总督邓廷桢，自称“远职”，请求赴广州照料商务。邓廷桢允其请，义律遂得赴广州，时在1837年2月。至11月，义律收到帕麦斯顿训令，在任何情况下均禁止对中国官府用禀呈，更不得经行商转呈。商务监督只得再返澳门。
义律在向邓廷桢递禀呈时，同时上书英国政府，报告中国正在讨论禁烟问题，恐将因此引起危机。1837年7月书达英伦，10月帕麦斯顿训令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梅迪南（又译为马他仑）率舰队赴中国，并尽可能经常派遣一两艘军舰在中国海域巡弋。1838年（道光十八年）7月，梅迪南率军舰两艘抵达广东海面。英国已在四年犹疑不决的情势中，将对华政策由亲睦态度转变为使用武力为后盾的强硬政策了（见十九章第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