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统治
清人以文化水准不高之少数边疆部族入主中华，故沿袭明代典章制度，但亦非完全依样画葫芦，而是按实际需要有所更张。明制创始于朱元璋及其谋臣，为君主独裁制树立规模，但明成祖以后的君主庸碌昏聩，以致权奸、宦官弄权，朝政不堪闻问，以致亡国。亡国之君明思宗虽杀奸恶之魏忠贤，但仍重用宦官；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负责守城的是宦官，开城迎贼的，也是宦官。清廷恪守明代制度，以新兴的朝气，奉行不懈，所有君主独裁制的流弊，泰能避免。宦官、权臣、朋党等使明覆亡的因素，均未滋生，足见制度也得看人如何运行。清代还有一特殊的现象，即平均每位皇帝的统治时间很长，超过其他朝代。从入关到清宣宗道光帝崩，两百〇六年，仅六位皇帝，平均每位皇帝在位三十四年有余。自入关到德宗光绪帝（最后的宣统未计入），九帝共二百六十四年，平均每位皇帝差不多在位近三十年，此为历代所仅有者。这也是清代政治较稳定的原因之一。
中央政府方面，一切如明制，只增设理藩院与内务部。前者职掌在明属礼部，清初只是掌蒙古事宜，以后藩属增多，如准部、回部、西藏等事务均属之；后者掌皇室事务。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六部之尚书及左右侍郎均满、汉各一，其他官吏无满、汉之定额。明制中央及地方大臣，尚有“廷推”之制，即朝廷大臣合议推荐；清廷罢廷推，内外大臣均由皇帝特简。自雍正初年设“军机处”，皇帝简亲信重臣任之，一切大政由军机大臣秉承帝谕，直接寄予外朝，称“廷寄”，内阁也等于虚设了。
各省之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仍保留，增设学使掌教育。其上设总督、巡抚，总督拥有兵部尚书及右都御史的头衔，掌总督一省或数省的军务粮饷及纠弹该区百僚之职权。四川与直隶总督辖一省、区，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其他如湖广、两广、闽浙、云贵、陕甘等总督辖两省。巡抚拥有兵部侍郎及左副都御史的头衔，职掌类似总督，除四川、直隶两地外，各省均设有巡抚，只有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有巡抚而无总督。有的地区督、抚同城，如广州、武昌。明代的总督或巡抚均有事（主要是军事）则临时特派，事竣即返朝。清代则固定设置，成为地方军、民、财政的主宰者，仅他们可向皇帝上奏，皇帝对地方事务的诏令，也由督抚宣示。明代的地方长官布政使降为督抚的属吏，不能上奏皇帝，与明代吏民均可上奏有很大的差别。由于督抚在名义上主要是军职，故可以说有清一代都是军事统治时期，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清代中央较明代中央更集权，君主独裁的权力更进一步。
督抚在理论上是朝廷临时差遣，所以他们除了带一百人左右的“戈什哈”（亲兵）外，并无属吏匡助治事。一省或数省之事繁多，一百人如何能承当，督抚只有自己聘雇人员分别主理刑名、钱谷等事宜。这类由督抚私人聘雇的人称“幕府”，他们与政府完全无关，与礼聘人之间是契约的宾主关系；幕府称主官为“东翁”，主官称“幕府”为“西席”或“老夫子”，其他人则尊之曰“师爷”；到职曰“到馆”，薪金曰“束脩”。师爷所掌之职事，以刑名、钱谷最重要，其他如书启、征比（收）、账房等，名目繁多，皆可因事设立。清代初年政简人稀，故各级“衙门”（政府）的额定职官不多。俟人口增加，事务繁多后，人力不敷，而员额固定不变，各地方衙门主管亦只得聘请幕宾协助，故清代幕府十分流行，影响亦大。他们对一般庸碌官吏，特别是对满洲亲贵身膺疆寄者来说最有必要，因此“游幕”成为若干士人的专业，有的世代相传，有的师徒薪传。有一个地方“幕学”鼎盛，那便是众所周知的绍兴，他们偏嗜的家乡旨酒也因之普及全国。
各省的军队分两类，一类是旗军，丁口出生即授口粮，他们唯一的工作是平日操练，有事出征，受将军统辖。入关数十年后，旗军操练废弛，流为形式。按律，旗人是“不农、不工、不商”之人，旗军遂成为社会上一群由政府供养的寄生虫。投降收编的明军，用绿旗以别于八旗，称“绿营”，各省绿营由提督统率。提督等绿营官佐，则满人占多数。后来绿营行募兵制，弊窦丛生，军纪怠弛，与旗兵类同，战斗力日弱。
清初朝廷在政治策略的运用上是刚柔相济、恩威并用。“剃发令”便是清廷所施的铁腕手段。将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脑后，是东胡传统，南朝人称鲜卑为“索虏”，即指背后那条“绳索”而言。满洲时期清人将两鬓沿前额的毛发剃掉，留下头发后半部比较好编辫子，因辫子细小，所以后来被西方人讽为“猪尾”。在关外时，收降的汉、蒙人等都要剃发，以示顺服。吴三桂降清时，多尔衮亲临，由洪承畴引进，跪而剃发，清廷视之为威权的象征。故清军入北京之次日，即下令剃发，百姓反对，因基础未稳，二十日后取消。清人攻下南京后，明人反抗主力被翦灭。次年，清廷即下令十日之内剃发，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警语。江南民众士绅均强烈反对，以嘉定、江阴两地最剧烈。嘉定官绅民众死守城三月，城破，守城领袖均自杀，清军将领李成栋任令士卒屠杀掳掠。江阴的遭遇类似嘉定，江阴官绅民众也守城三个月，清将刘良佐、李成栋均是地道汉人，屠杀民众的士卒也是汉人。江南大众对剃发怨恨的心情，可于《画网巾先生传》中略窥一二。江南其他零星的反抗剃发者颇多，均为清军所镇压敉平。
文字狱是清廷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康熙二年（1663）即有明史案。明熹宗时朱国桢撰《明书》，已刊行部分，其未刊之稿，庄廷珑刊行之（1660），被人举发。清廷遂兴大狱，该书编纂人之子女兄弟七十余人均被斩决，株连遣戍者百余人。顾亭林也被牵连，在济南对簿，下狱半年。黄宗羲自述他曾被告谋反三次，悬赏捉拿两次，顾、黄二人均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而已。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以明祚未灭，顺治不得为正统，被斩，家人亦被流放（1711）；文豪方苞藏其书版被下狱遣戍。至清世宗雍正帝（1723—1735在位）时代，清廷统治已很稳固，不虞军叛，但疑士人鄙夷满洲，讽讪皇帝，故文网更严。查嗣庭任江西主考，试题是“维民所止”，被解释“维止”是将“雍正”去首，而谓“显示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此外如谢济世之批注《大学》，被指为“讥讪、怨望、毁谤、怙恶不悛”；陆生枬编写《通鉴论》，被指为“妄抒愤懑，猖狂恣肆，悖逆已极”。吕留良（号晚村），浙江石门（今浙江桐乡境内）人，为种族思想强烈之士，因拒绝被荐入仕，乃削发为僧，死后其子吕毅中、吕保中，弟子陆鸿逵等祖述其学。衡阳人曾静读吕留良所评选时文，排满之念油然而生，乃遣其徒张熙往说四川总督岳钟琪，谓岳钟琪既为岳飞之后，应兴兵抗清，岳钟琪向雍正告发（1727），狱遂兴。已死之吕留良、吕毅中、陆鸿逵均遭戮尸，吕保中被处斩，子孙均发往宁古塔为奴。雍正并为此事颁《大义觉迷录》，力斥华夷之辨为非，清得天下之合理，不乏牵强附会之辞。他的儿子清高宗乾隆帝觉得不妥，将之收回。清代文字狱很多，甚至吟咏明武宗时所制酒杯：“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以“壶”讽“胡”，也罗致成狱。
除上述两大高压政策外，清廷还有最大的暴政——“地”。努尔哈赤崛起于松花江流域，逐步南侵，浸渐而达辽河流域，辽河流域是人烟已相当稠密的汉人区域。满人据掠他们的财富及人丁，没收其土地，所得财富与人口，按定额及战绩分配八旗，各旗主再按等级与战功分配其属下。自勋戚以至兵丁（即有籍之平民），均按所得人口（奴），按口给田，田地皆由家奴耕种，实行“以农养战”“以战扰敌”的政策。据朝鲜人的记载，当时田地已被充分开垦，山坡地均已种植。这些田地为旗人所有，因此称为“旗地”。
清入关之旗兵，约十万五千人，其中约一半长驻京畿，称“京旗”，每人均带奴仆若干。旗兵每出征，所带奴仆平均为六七人，连同其眷属，当在十三四人之多。据专家估计，随同清入关的人口约在四十万以上。入关后迁都北京，清廷乃将近畿原属明代宗室、勋爵、宦官之“无主”土地，分赐八旗官兵。无主之土地不敷分配，乃圈占民间土地，理由是荒地与民地犬牙交错，易引起汉满争执。于是将与荒地相连的民地，悉数划为旗地，称为圈地。后以边远的荒地补偿失去土地的农民，称为“拨补”，由是发展成旗人可任意圈占民地。职是之故，关外旗人在这种诱惑下，络绎南下。顺治初两三年内，北京四周方圆五百里，北抵长城，西达大同，南及曹州（今山东境），东至于海的良田美池全部成为“皇庄”“王庄”及“庄田”。三次大规模圈田的结果，上述方圆五百里、数十州县被圈的田地约十七万顷，残存的民田多为咸瘠旱涝者，很多州县耕地被圈占者达十之七八。丧失祖业的农民的景况，更是凄惨万分。田园家宅隳于一旦，农民只得流亡播迁，饿寒交加。若干人被迫“投充”到旗人的庄田里去做农奴，在重重的朘削下苟延残喘。
清廷实行这种公开掠夺百姓田地的做法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每攻占一地即视该地的一切均为战利品的传统。他们自身是军民合一，故视敌方亦如此。处置百姓，如同俘虏敌人。
二是为了巩固根本。满洲入关的人数太少，统治广大的土地与众多的汉人，清人的猜防之心很重。其他地区用旗兵驻防及汉将震慑，但京畿地方，必须为同族所围绕，以防祸生肘腋，变起萧墙。所以顺治帝会说：“畿辅之地，乃天下根本。”朝臣也认为“京城九门之内，八旗满洲官兵居之，此犹家室之有门户，所以藩卫皇朝而为天下根本之地也”。清人觉得仅守“门户”是不够的，另外还需要筑墙掘濠以策安全，圈地之用意在此。八旗是劲旅，至少在当时是如此，有此磐石之固，可以“垂治万世矣”！清廷施行这种惨绝人寰的暴政，是有其军事政治鹄的的。圈地行为直到康熙八年被废止（1669），朝廷圈地圈了二十五年，良田圈完了，只有停止。
与高压政策平行的是怀柔政策。清人入关后，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的笼络不遗余力。朝廷立刻继续举行科举，悉如明制，包括以朱熹注《四书》命题及八股文在内，使一般士人并不因为受满人的统治而有碍前程。对特出之前朝遗民，清廷则开博学鸿词科，征召声名显著或“山林隐逸”之人入朝，授以高职，其不愿入仕者，亦必有优厚之赏赐予嘉奖。康熙时代，清廷用修《明史》及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来网罗天下文人，使北京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开“明史馆”后，当时第一流学者如黄宗羲、李颙（号二曲）虽未应征入京，但修故国历史使命重大，黄宗羲仍遣其弟子万斯同参与。万斯同义不容辞，但拒绝受官，不受俸，住在总裁徐元文（顾炎武之外甥）家，审订纂修官所撰史稿。万斯同旅京十余年，用心良苦，清廷亦曲与优容。《古今图书集成》虽首创于陈梦雷，亦汇合多人之功而成，全书一万卷，虽仅及《永乐大典》之一半，然《永乐大典》未刊行，《古今图书集成》刊行，今人均能受其惠。康熙时朝廷钦定各书之有名者，尚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诏纂《四库全书》，历时十年始成，凡七万九千〇七十卷，另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书成后清廷命人缮录七部，内宫四部，镇江、扬州、杭州各一部，使天下人均能阅读。今存《四库全书》三部，对保存文化有极大贡献。惜于当时编纂者编书时将犯有忌讳之书焚毁，最初仅焚毁明季野史、宋人所纪辽与金史、明人所书元史中之强调华夷之辨者。其后有人献应焚之书得“褒赏”，于是其他人群起效尤，使若干奏议文录也燔于火。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74—1782），八年间朝廷焚书二十四次，焚毁图书共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唯在东南各省并未禁绝。据统计，康、乾时期御制钦定所刻刊之书有经二十六部、史六十五部、子三十六部、集二十部，为历代政府刻书之冠。我们可解释为清廷对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也可能是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拜中华文化。
自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清人即努力华化，入关之后，清皇室亲贵均不遗余力地吸收中华文化；他们敬重崇拜中国的一切文物典章及先圣先贤，包括程朱陆王在内。按照“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我们对蒙古拒绝华化与清之锐意华化，应有不同的看法。清是中国边境居民，他们的“地方主义”似乎太浓了一些；他们要将其区域的特色强加于他人，如剃发及易冠服之类，这些措施被当时若干人士视为奇耻大辱。然反对剃发和易冠服之人过分强调华夷之辨，亦有可资检讨之处。最有趣的是满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对外族，特别是19世纪以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十分坚持地视待之为“夷人”，其固执程度竟超过清初的汉人之对满人，由此可见满人的华化程度已经很深了。
对一般广众的百姓来说（京畿附近除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饱受明末政治腐败的苦楚，历尽流寇与官军烧杀淫掠的蹂躏，对清军能恢复社会秩序，保护百业和平发展，毋宁是欢迎的居多。剃发等奇异风俗，自不习惯，但比起生命财产朝不保夕的境况来，又不只聊胜一筹。百姓所企求的只是安居乐业，所谓有亡国之恨情怀的仅限于知识分子——并且是少数知识分而已。清廷很懂得其中奥窍，入关之后即免除明末最苛敛困民的“三饷”，只征收正项赋税。康熙亲政五十余年，全免天下赋税三次，免漕粮两次；灾荒、战乱、庆典、巡幸等事有关地区，也分别减免钱粮，这是明代所绝无之事。最著名的是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诏令。按清沿明制，丁口有税，因此百姓隐匿增加的丁口数目以逃税，康熙认为人口滋生而耕地未增加，故丁口数目以当年（康熙五十一年）所报为准，不再增减，永为定额，这是人人称颂的惠政。经过明清之际的丧乱，人口锐减，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人口仅孑存两千一百余万，仅为明神宗初年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锐减的结果是百姓无冻馁之虞，加以政府轻徭薄赋，社会自然安定下来。
清初严惩贪墨，康熙尝说其他罪犯尚可宽恕，唯贪官罪不可贷，以“惩贪奖廉”为施政之要端。尤其是满族官员犯贪赃罪的，特别严惩，这是百姓所最馨香祷祝的惠政，只有被贪官残害苛虐的平民才能体察到贪官的狠毒。此外如拨巨款治理黄河、兴建水利、鼓励农垦等，都使社会繁荣，农村富裕，这也是郑成功、张煌言、吴三桂等人号召抗清排满时，各方呼应微弱的主要原因。
在清铁腕高压与怀柔笼络双管齐下的政策下，全中国已被屈服与绥抚，若干志节高超、贞坚不渝的士人，均于尝试反抗的工作失败后，或行医务农，如吕留良、颜元；或隐逸出家，如王夫之、方密之（方以智）；或经商，如顾亭林（顾炎武）；或游幕，如李恕谷；各求安身立命之所，赍志以没。他们仍不忘著书立说，以求将明末束书不观的浮妄士风，转为笃实务本的治学态度，徐图光复。“遗民不世袭”，但遗泽可百世。他们为清代学术开辟了崭新的蹊径。关于这一内容，笔者将在本章第六节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