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化
清初到乾嘉时代约一百八十年间，中华世界大体上享受和平繁荣、强盛富裕的生活，因此中华世界在物质生活的改进与心智的创发与湛研上，均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思想、学术、文学方面俱有极显著的成就，而学术上的成就，更是成果辉煌，世所公认。
清初的三大学者，如果以他们出生的时间为序，应为黄宗羲（别号梨洲，1610—1695）、顾炎武（别号亭林，1613—1682）、王夫之（号船山，1619—1692）。清兵入关时，他们均处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青年时期，莫不饱经明末丧乱及亡国的惨痛。作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有志青年，他们三人的言行与思想，均有其浓郁的特色，即突破传统藩篱，开辟了新境界。
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为王阳明同乡，其父以忤权奸为魏忠贤所害，黄曾上书为父鸣冤。明亡后，黄宗羲曾数聚义师抗清，尝追随鲁王至舟山，亦潜行内地，图谋规复。他曾自述其因进行反抗工作，“濒于十死者矣”。迨武力抗清绝望后，他始退而讲学，欲以思想启迪后世。黄宗羲很博学，除思想及史学外，亦精通历算、礼学、文献、经济、文章，被誉为“自来儒林所未有也”。他的著作很多，以《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行朝录》《易学象数论》等最著名。《明夷待访录》是一本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名著。在《原君篇》中，他指出君主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其人能为天下谋利，是大众戴之为君，“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曰‘我（君主）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在《原法篇》中说君主之立法，只在保护其天下能传之子孙；故所谓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原臣篇》中指斥一般妄称君臣之义，为君主一姓死节之人是“私昵者”，为昏暴君主辩护者是“贱儒”！《学校篇》中强烈反对利用教育以钳制学生思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布）其是非于学校”。他不仅根本否定“君权神授”之谬论，更进而断定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必铲除之而后快。这比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早近一百年，是自古以来中外彻底反对专制政制的第一声。
黄宗羲的史学极负盛名，他父亲入狱前告诉他“学者最要紧是通史事”，因此他旁搜博及，记诵探索，最终成为一代史学宗师。清廷开明史馆，诏令督抚礼聘之，黄力辞不往，督抚乃遣人赴其家中抄录其有关明史的著述转送馆中。他遣儿子黄百家与得意弟子万斯同参与。《明史》为“后四史”中最精善者，黄宗羲薪传有人。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完善之学术史，他从明儒全集中，“纂要钩元”而成。他另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今已佚。
在思想上，黄宗羲仍承阳明余绪，略有修正。他解释阳明“致良知”的“致”即是“行”，因此他完全摒弃明季王学的静坐参悟那种工夫。黄宗羲享年八十五岁，中年以后即孜孜致力于学者三十余年，影响很深远。
顾炎武，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是清代“朴学”的开山祖师，也是启迪今后两三百年学术风尚的创发人。清兵入关时，他是年三十二的富家子弟，长相丑怪，幼即好学，年十一读《资治通鉴》，年二十六即开始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明亡。顾炎武纠合同志抗清军，坚守吴江失败。他母亲于昆山城破后，绝食二十七日而亡，临终诫以不得事满人。从此他即弃已残破的家园北游，选择有潜力之地垦田，俟有所成，即交付与人经营，再赴他地。因此他老家虽已破产，但他仍能半生旅行各地，不虞匮乏，完成他的不朽名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他晚年定居陕西华阴，因为该地“绾毂关河之口”，能见闻各方之人与事，“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晚年犹抱光复之志。除了康熙三年（1664）曾因戴名世文字狱入狱半年外，他一生生活尚称平稳。清廷两次想罗致他，他均以自杀相拒而罢。
顾炎武的治学风格，除了博览群书、搜集资料、类比同异、核奥善谬之外，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他经常携两马轮番坐骑，两骡驮应用书籍，每至一处，辄与父老村儒访求事实，倘有与所闻或记载不符的，必查书核证，务求真相。他的这种实事求是、不只据典籍的治学方法，使他对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等了如指掌，更正了典籍的谬误，补充了许多新知。《日知录》是他积三十年苦工的成果，全书一千〇一十九条，包罗万象，字字珠玑。他毕生勤学，有穷一年之力所得不过十余条，每条最短者不到十字，长者如“生员额数”条，亦不过两千字左右，其精炼可知。他与友人书中比喻今人纂辑书，如买旧钱废铜用以铸新钱，他则是“采山之铜”，用以铸钱。他认为“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吾读明弘治（孝宗）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日知录》是针对这种虚矫蒙骗学风的当头棒，此后学风为之丕变，使清代学术大放异彩。顾炎武的这种客观观察事实、重视原始资料、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正符合科学研究的准绳。说他的“学”振起数百年之衰，并非夸张。
顾炎武对明季盛行的阳明学派痛下针砭。他认为“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均非“修己治人之实学”，所以驳斥“天性理气”那类玄谈。他是第一位用实际行为与成果去廓涤明末腐溃虚矫士风的大师。尊称他为大师是因他的学问极浩博，影响极深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后世治地理之嚆矢；《音学》是清人研阐音韵学的发凡；《金石文字记》使清代金石学盛行；等等。他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研究学术之方法指明了新的蹊径。“朴学”是他所开创，他倡导一种朴质无华的治学精神。
王夫之，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明社既屋时，王夫之年二十五。清军下湖南时，他曾在衡山参加抗清义师，败走桂林投桂王，瞿式耜颇重之，授官，后不容于群小，以母病归衡阳，式耜殉国后，知事不可为，不复出。时清廷下剃发令，夫之誓死不从，逃入湘西苗瑶洞中隐匿，自称瑶人。按清廷剃发令只针对汉、蒙人，其他如回、藏及西南之苗、瑶等族，均“依其俗”不变。从此他颠沛流离于蛮烟瘴雨的苗瑶区域，直至五十岁时（1669）才在家乡的石船山定居，故人称船山先生。他虽然备尝艰苦，播迁频仍，但不舍著述，用拾得的破纸或用过的账簿背面书写自己的所思所想。他无友人与门生，著作极少流传。百余年后，有人搜集其遗作，编成书目，曾国荃刻为《船山遗书》六十二种、二百九十八卷，其中包括解“五经”及释老庄诸子之学、诗文杂作等。他的历史著作以《读通鉴论》《宋论》最著名。它们是极有价值的评论史事的专著，自秦始皇至唐末，均以帝王为单元，臧否其得失利钝，五代则以朝代为单元论之，颇不乏卓见及发人深省之处。王夫之的写作环境非常恶劣，因他常将所思所想书写在陈破纸张及使用过的账簿背面，历经多年，有若干殊难辨识之处，故其作品中常有生涩难解者。
王夫之在哲理方面所持的理论，颇有独树一帜的气象。他批判王学的唯心主义玄学，也驳斥程朱“知先行后”的理论。他对宋儒“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亦不赞成，认为如此使人虚矫逆情，是反自然（天理）的。
上述三人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为人上，均足令人衷心敬佩。我们只企望赋有基础的学者，能为他们分别作传，必能动人心弦，振人志节。
上述三人再加上朱舜水（1600—1682），即为“明末四贤”。朱舜水，余姚人，明亡时已四十五岁。南明福王被灭后，他度过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涯，到过日本、安南、暹罗等地。他曾在舟山参加张煌言的义师，也曾随郑成功北伐到江南，最后不愿剃发，流亡日本。他在长崎住了七年，幕府大将军德川光国礼聘他到江户（东京），师视之，其他藩侯亦多向之请益。德川光国据朱舜水之儒学撰日本史，鼓吹“尊王一统”之理，为百余年后幕府归政日本明治天皇，废藩置县奠定理论基础。他不仅用浅显的词句向日本人传播儒家的哲理，而且躬自为日本人设计殿堂、桥梁等建筑，可见他是一位重实践的学者。日本人对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其对日本之影响，日本学者多能乐道之。
明末四贤之后的学者，很多在学术上均有贡献，但在为人的风格上，与明末四贤相比，相差不啻霄壤。以证明所谓《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均为东晋所伪造，使近两千年学者奉为经典的《尚书》成为废纸，而被尊为清代第一流学者的阎若璩（1636—1704）为例，康熙南巡召见他，他因赶不及而很懊丧；雍正为皇子时，请他入京，时他已年老，但他立即抱病赴京，不久即病死。这种趋名嗜势的行径，与前贤相较，真不可以道里计。等而下之，如李光地、方苞等人的贪卑狡诈，更不足道矣。
为乾嘉之学前驱的，首推直隶博野县（今河北保定市博野县）人颜元（号习斋，1635—1704）、直隶蠡县人李塨（号恕谷，1659—1733）。颜元认为静坐读书是“空腐”，必须研究“事”，“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离却事物无所谓学问，未指事物而谈学问，便非学问。他在漳南书院任教，分设文学、武备、经史、艺能四斋，由此我们可见其心目中的学问所蕴含之范畴。一切学问，均要实习，所以自号习斋。他不愿著书，因为一著书便浪费学习的时间。幸好有他的学生李塨将其理论记载下来并加以发挥。
颜元强烈反对读书，认为那帮自以为“会作书文皆圣人之徒矣”者，使得中国“两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他将宋、元、明之理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认为他们“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提到这些理学家，他便“益伤吾心也”。他的名言是：“孔门为学而讲，后人以讲为学”，实足发人深省。颜、李之说，是清初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虽未必为当时所喜，乾嘉的考证之学却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颜元是顾炎武的后继者。
乾嘉时代（1736—1820）约一百二十年间，是考据之学最盛行时代。乾嘉学派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惠栋（字定宇）为中心的吴派，完全信奉两汉学者的说法，不问是非，全盘接受，非两汉的，全部否定，所以该学派被讥为“纯汉学”；另一派是以戴震（字东原）为首的皖派，该学派对经籍专做狭窄深入的研究，判断很审慎，所著多小篇，但多很精密，研究方法均客观而严谨。亦有“解说三字至二十余万言”之多者，经学被他们这么一注解，使人望而却步。戴震本人并不限于这种支离破碎的工作，他在历算、地理、音韵、文字等方面均造诣颇深，在思想方面也有阐发。与王夫之一样，他也反对程朱“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除考据学派外，尚有汪中（字容甫）的理学，章学诚（字实斋）、全祖望（号谢山）等人的史学。章学诚乃一代大史家，可是在当时籍籍无名，在当时所刊行的类似名人辞典的书籍中，编者甚至将“章”作“张”！
考据之学对学术的影响甚宏远，综述其主要贡献有三：
一、经书的笺注与辨伪，使后世读经时得到指引。
二、史籍的搜求与辨证，增补正史中若干表、志。
三、对古籍的校勘、训诂与辑佚，逐字厘审及注释文字之流源与含义的成就很大。
当时及后世对考据学讥评者颇多，认为一个学者埋首故纸堆中，穷一生数十年之精力，只解释一字一句，复为一字一句的诠释而众说纷纭，议论不休，实在无多大意义，即所谓“碎义逃难”是也。然考据学确有其价值，特别是对历史。鉴别史料的真伪及其可信程度，是撰述历史的基础；基础不稳，房屋如何能矗立？如视考据即是历史，偏差便大了。若有人视考据即是学问，不考据即无学问，则匪夷所思矣。抱这种态度的人，迄今仍有残存者。
清初史学首推万斯同之修《明史》，次则以顾祖禹（1624—1680，或1631—1692）之《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自二十九岁始属稿，年五十始成书，历时二十二年，未尝一日辍业。此书论历代地域形势及其沿革，包括山川险要、关隘桥驿。以历代史事论军事地理，意在说明在中国任何地方起兵，均可循其剖析而得之指引，统一中国。其著书用意在于图谋匡复者可借之而驱逐鞑虏，可谓用心良深。其次则是为被梁启超推崇为“清代唯一之史家”的章学诚。他的不朽名著《文史通义》并非史籍，乃是史论，其要旨有：
一、首次提出“六经皆史也”的惊人之论。
二、将史籍分为“记注”与“撰述”两大类，前者即史料，后者指史书。
三、提倡写通史，兼论刘知几的史家须具备史才、史功、史识三条件之外，加史德与史意。
四、建立方志学。章学诚并无历史著作，仅存所修《永清县志》及《和州志》《湖北通志》之残缺本。
其实清代的史家甚多，成就亦可观，吴任臣的《十国春秋》、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魏源的《圣武记》及《元史新编》，等等，均堪称史籍名著。崔述的《考信录》，全凭经书，偶参以《论语》《左传》，严谨锐利分析古史，廓清若干疑云，贡献很大。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典章故实及版本义例均有精辟论断。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乃大昕祖父书于其书斋者）及《二十二史考异》，可追踵《日知录》，“宏博不如（炎武），而精实过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贯通诸史，相与参证，列举史事，以明其因果嬗变之迹，对读史者裨助很大。
若干治史者认为清代朴学兴盛的原因有三：
一、清初有些士人以明末士人“无事袖手谈心性”，清谈孔孟而亡国，所以针砭时弊，舍谈天性而务实。清初类似这种言论确实很多，但南宋理学盛行，亡于异族蒙古之后，理学照样是元代学术的主流，何以并无丝毫清代朴学的迹象？
二、在清政府的淫威下，士人动辄以文字贾祸，不如埋首故纸堆中安全。此说亦有可资商榷处。首先清代文字狱均以诋毁辽、金、满洲为夷狄为主，次则为强调华夷之辨的文字，雍正时以讥讪皇帝坐罪的汪景祺狱是由于汪党于年羹尧，查嗣庭狱是因查党于隆科多，两者均因政争而被罗致，不算真正的文字狱。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言论何等激烈，未闻有罪；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的序中称清人入关为“四海陆沉，九州腾沸”，极尽故国之思，亦夷然无事。可见清代文字狱自有其忌讳处，非滥施行也。何况清自入关后即尊崇孔子，康熙更进一步提倡孔孟程朱，亲自为文以阐扬朱子，并派人编《朱子全书》。他没有倡阳明之学，与反王学的清初学者，应当是旨趣相同，何以学者不尽附入程朱体系以求免祸，而转入朴学？
三、有人谓乾隆提倡考据学，是希望借以巩固其统治权。乾隆即位时清已入关九十余年，汉人在各方面都可以说是全部被驯服了，他似乎毫无理由惧怕“秀才造反”而提倡朴学。且清初大学者的著作均是朴学的创轫者，阎若璩是康熙时代的学者，他的《古文尚书疏证》，被后世奉为考据著作的圭臬，与乾隆的提倡有何关系？乾隆是在朴学已蔚然成风之际倡发的。学者们在传统的熏染、学术界的风尚、师承的雨化以及个人的禀赋、志向与功力的相互激荡砥砺下，而毕生殚精竭虑钻研穷绎，皇帝的提倡，他们未必知道。持此说者，厚诬古人矣。
一般流行解释清代朴学鼎盛的三个原因，似是而非，已廓清如上。真正近乎事实的原因，笔者认为朴学是间接受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西方治学的方向、方法与态度对中国学者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传教士虽被逐出中国，他们播下的学术种子仍然得以开花结实——成果即朴学。
清代的长篇小说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及曹雪芹的《红楼梦》最显著。《儒林外史》以八股文笼罩下的科举制为嘲讽对象，全书并无一中心人物，亦无连贯故事，人物均一个个牵引出场，分别代表八股文病入膏肓后的某种典型，书中之人被刻画得细致入微，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用这种章回体讥时刺世的小说，如以后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大都师法《儒林外史》。这些小说对当时的社会实况均有入木三分的描绘，是一般史料、史籍所不能表达出来的。笔者尝劝学生多浏览这类作品，以增加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也力劝研究外交史的学生看《东周列国演义》，命意相同。文学作品是人类的主要精神食粮，清代这一类作品很多，所谓良莠不齐，也不过各人观点迥异而已。
《红楼梦》脍炙人口，甚至被若干人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杰作。它不过以一富贵世宦之家的公子哥儿为中心，描述一些小儿女的私情及家庭琐事。但因曹雪芹的文笔优美，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使《红楼梦》结构转折有致，叙事细致而复隐晦；刻画多愁善感、阴险猜忌、潇洒豪放、贪财好色、粗犷鄙俗等人事，均栩栩如生；所以许多人对这部小说都十分痴迷，还有许多人由“红迷”而“红学”！民初蔡元培作《石头记索隐》，解释为清初政治的借托，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将《红楼梦》读得滚瓜烂熟的“红学”者，对书中微物细事，均煞有介事地考核，而且互相攘臂争辩，甚至啐骂，甚矣！曹雪芹仅写八十回而终，高鹗打不破曹雪芹的一些哑谜，如像“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之类，致使许多人还在孜孜矻矻地去猜。
清代的杂剧（传奇）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升的《长生殿》均属文学名著，为读者留下无限绮思。清代诗文产量虽多，但袭前人窠臼，无新颖足道。属于稗官野史的笔记小说，汗牛充栋，为历代之冠，这大概与游幕有关。因幕府闲余时，常将所见闻政坛轶事、民间神奇等，笔之于书，故他们的作品多。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神怪仙狐故事中流传最广者。
总之，清代至道光为止（1850），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是他们对古籍的通盘整理与彻底的勘校训诂，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周全，但其功不可泯，是无人能否定的。
道光以后，中外局势均有急剧变化，西方文化及武力的冲击，“开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世界”也因之褪色，其史事笔者将在下一编中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