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而衰之历程
清人入关之最初数年，实际的主宰者是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继后所生。清太宗皇太极卒（1643）后，遗子福临仅六岁，故继位人选颇有争议。但清太宗在位十八年间，取得另两旗的统辖权，直接拥有三旗，他的力量已由“八分”之一变成八分之三，实力最强，故清室最后决定由其稚子即位，是为清世祖顺治帝（1644—1661），多尔衮为摄政王。顺治五年多尔衮卒，皇帝亲政，年仅十二岁。顺治帝亲政十二年后崩，年二十四。民间传说他与董小宛的韵事，经考证非事实，又谓其到五台山出家，亦讹传耳。他亲政初年实际上仍听命于皇太后，一切草创，无甚治绩可言。但他统治期间发生的“科场案”与“奏销案”轰动一时，影响很大。
科举弊端，明中叶后政治昏聩时已很严重。清初为笼络士人，考核亦不严密，故贿买关节公行相习成风，历十数年已成积重难返之势。顺治十四年（1657），给事中任克溥揭发顺天府（今北京）乡试中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贿买得中。考官五人、举人二人俱被斩首。经皇帝亲自复试后，二十四位举人被判绞刑，改责四十板，遣戍。同年江南乡试亦有告发“江南主考方犹弊窦多端，物议沸腾”。次年由顺治帝亲加复试，正、副主考及十八房考官（阅卷人），全部被处死刑，其他失察之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均受轻重不同之惩罚。江南科场案因名才子吴兆骞遣戍宁古塔而闻名，顾梁汾的那曲有名的《金缕曲》（亦作《贺新郎》），学童亦能朗朗上口。这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词为太傅明珠所见，吴兆骞才被特赦入关（流放二十三年），成为科场案之一逸事。
同年，河南、山东、山西均有科场案，牵涉不广。经过此次整饬，科考贿买关节的情况大减，但并未根绝，康熙时尚有两次科场案，考官一人被杀。
奏销案不见于官书，故确切年代亦无从查考，大致在郑成功、张煌言大举进攻江南之后（1659）。时江苏巡抚为朱国治，迁怒于南方人心尚未帖服，欲假大狱以示威。金人瑞（字圣叹）之“哭庙案”，巡抚朱国治杀苏州士子十余人，即是例子。奏销案口称是追缴积欠钱粮，革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地官绅士子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几乎将这些地方的领袖人物一网打尽。朱国治还将其中三千余人押送京城审判，那些平日文弱的士绅，脚镣手铐，“徒步赤日黄尘中”，其苦可知。曾任刑部尚书之翁叔和、大名士吴伟业（号梅村）均涉及此案。朱国治于吴三桂起兵时任云南巡抚，被“开膛枭示”。
顺治帝崩后，子玄烨继位，年仅八岁，即清圣祖康熙帝（1662—1722）。康熙帝六十一年的统治，为清室奠定坚实基础。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杰出的君主之一，他的禀赋与智慧、勤学与博览、精明与刚毅，为史家所公认。这位伟大君主的外祖父是纯粹的汉人，外祖母是满人；母亲是满汉混血，故康熙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郑天挺《清史探微》）。他亲政后（1667），曾将三藩、治河、漕运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日夜思量，以求解决之道，足见他能把握大政的重心。他弭平三藩时，运筹帷幄，精明果断，安抚分化，有条不紊，已显露其军事政治的长才。三藩未平时，施琅等人屡次请缨征讨台湾之郑经，他均隐忍未发，至足见其方策稳重，步调明确。台湾内附之后，他立即经营东北军事，遣都统彭春“以兵猎黑龙江”，侦察形势，布置粮站，筑城以兵戍守，并亲赴东北视察运输实情。如此准备数年，清军两次兵围俄国人所筑之雅克萨城。1689年，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一、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二、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以南属中国。
自明末侵入大兴安岭以南的俄国人，所建立的雅克萨与尼布楚两城均归中国，俄国人东向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遂为康熙所遏阻。直到一百七十年后的两次英法联军之役（1858、1860），俄国才趁火打劫，用胁迫骗诈的方法，将中俄条约所定疆界南徙。《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欧洲人所订的第一个条约，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国与欧洲人所签订的第二个条约。
康熙帝真正统一了中国，解除了“留都”（今沈阳）的威胁，下一步便是对付蒙古。漠南内蒙自清太宗时（1634）即为满人所征服，其主被封为亲王。三藩作乱，清廷征蒙古兵而蒙古兵不至，不久蒙古叛。康熙二十九年（1690）后，皇帝三次出塞亲征（明成祖五次）外蒙古（今蒙古国），平定（1697）之后未再叛，从此外蒙古臣属中国两百一十五年，直到辛亥革命（1911）后，才在俄国人的煽动与指使下，做出各式的“独立”活动。
康熙以博古通今闻名。他“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他通拉丁文、希腊文，能研习西方的天文历算，此外如刑律、农业、医药，无所不通。他平日手不释卷，三藩之乱军务繁忙之日，经筵官仍照样每日进讲。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南巡时，问李光地名数学家宣城平民梅文鼎今在何处。后召梅文鼎至御舟中长谈三次，次年召梅文鼎之孙至内廷学习。康熙所著的科学书籍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大致当时的科学家李光地、梅文鼎均曾尽一分力。
康熙晚年为皇位承继的问题所困扰。由于清入关前并无正式的王位承继法，所以康熙早年便立嫡长子为太子，希望建立稳定的制度，没有料到兄弟间因此结党倾轧（康熙的九个儿子参与了皇位的争夺），阴谋陷害之事层出不穷，朝臣权贵中的不肖者，更是推波助澜，勾串煽惑，最后引发太子阴谋弑父的事件。康熙乃废太子，不立太子，将继位皇子的名字写在遗诏里，储之于金匣，藏于“正大光明”匾后，皇帝崩后再取视而知继位人选，此谓“密建储位法”。市井流传的“传位十四子”被改为“传位于四子”的故事，是小说家言。除四皇子胤祯精明干练外，康熙特别钟爱四皇子的儿子弘历，他曾说此孙儿最似他，将来福泽将超过他。他的预测完全正确，而清高宗乾隆帝也事事效法祖父，连南巡的次数都一样。
清世宗雍正帝（1723—1735在位）即位时已过四十岁，他对父亲晚年的宽大流为废弛以及开国近八十年来政治上的流弊，大加整饬与改革。一是为官员设“养廉”银。清代钱粮征收用银，铸成银锭解库。由碎银到铸成银锭，重量一定略减轻，称火耗；百姓缴纳时规定多纳百分之三，亦称耗羡。耗羡为地方所有，故火耗多寡之权，操在地方官吏手中。雍正元年（1723）火耗已增加至正税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为了防止官吏舞弊，清廷乃颁布火耗之定额，将火耗归公，成为正额，官吏不得滥收滥征。火耗归公后，朝廷为各级地方官设“养廉”银，意即希望官员不要再贪污。按清开国之初，物价便宜，故官俸薄，文职一品官年俸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以次递减，七品四十五两，九品年薪二十三两。当朝一品，月薪仅十五两银，知县是七品，月薪不足四两，绝对无法维持生活！朝廷大臣沈近思与雍正讨论火耗问题时，沈近思称自己曾为县令，深知耗羡归正项后，必将有新耗羡产生。雍正说：“汝为令，亦私耗羡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沈近思说的是实话。各省督抚的养廉银岁给一万至两万两不等，县令亦按缺之繁简岁给养廉一千至三千（均概说，因时地不同，变化很多）。经过改革，官吏非贪污不足以养妻子的情况消失，廉吏出现，吏治清明。雍正还严惩贪赃枉法者，由此改变了康熙末期那种腐败昏暗的政治。
二是“改土归流”。中国西南各省，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广六省，境内均散居有少数民族，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原住居民。自秦汉以来，由于中原民族逐渐南迁，这些少数民族被逼移居，避入崎岖险岩、蛮烟瘴雨之中，其间也有丛林池沼高原。历代统治者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方法，是封其有力酋长为“土司”治之，土司乃世袭之职。明代曾有大规模的西南少数民族变乱，明廷动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之力而后铲平之”。只是有组织的叛变中止，问题并未解决。雍正四年（1726），皇帝任鄂尔泰为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曰：“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雍正批准其计划。鄂尔泰首先用武力征服云南土司，设立乌蒙府和镇雄州，次第征服贵州及湖南苗疆，分别设立府、州、县，授归顺土司以官职。改土归流的工作，非一朝一夕所能竟，然雍正开其端，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
三是筹划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入关后的旗人，朝廷均分别赐予田地，由奴隶或佃农为之耕种，靠收获所得以为生计。二三十年后遂问题丛生：
（一）奴隶与佃农因不堪奴役或生活辛苦，相率逃亡，土地乏人耕种，良田成荒土，旗人收入无着。
（二）旗人生活本极简朴，入关之后，积渐习染奢侈，茶房酒店、戏院歌坊，均是诱惑。旗人沉湎于繁华之中不能自拔，大肆挥霍，即使收入多亦不敷用。
（三）人口增加，原赐土地不够生活；初配之房舍不敷居处，又无力增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卖土地，但法定不能出售，乃变名曰“老典”，即永久抵押。得款不久钱即用罄，旗人仍然负债，无以为生。康熙固然深知八旗是满人立国之根本的道理，所以先拨巨款与旗人偿债及赎田；再拨巨款与旗人，令其存放生息作生计。但这些银钱，都被旗人消耗在娱乐与赌博之中。康熙非常痛恨地说：“小人得财则喜，用尽则怨。”他们怨恨到聚众数千人到宫门前咆哮，问题越来越严重。雍正乃想出让“京旗”出而垦田的办法，即先在河北设一垦田区，移京旗百户去垦田。旗人习于都市繁华生活，十年下来，只剩下几户。此乃雍正在政治上的一大失败。以后的皇帝都想尽办法，如增加旗籍名额，准汉军旗退出旗籍，改汉军为绿营等措施，都不能解决旗人生计的问题。八旗制度规定旗人“不农、不工、不商”，完全由政府供养，此制度不知道埋没了多少英才。这个制度是清的赘疣，与之共存亡。
四是设立军机处。雍正初年设立军机处，初本处理军务，后来扩及国家一切大政。皇帝选拔亲信大员，在军机处“行走”或“学习行走”，称为军机大臣。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面授机密。军机大臣承旨撰拟谕旨，批准后密封以“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称为“廷寄”。因此司“封驳”的六科给事中对皇帝的决策不能赞一辞，不在军机处行走的大学士对军国大政也茫无所知，君主独裁制度由此发挥到极限。
雍正即位之初即遣年羹尧、岳钟琪剪除青海之藏人势力，进而设立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之控制。创立大清帝国所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儿子乾隆帝去完成。
清高宗乾隆在位六十年（1736—1795），让位为太上皇后三年余始崩（1799），享年八十八岁，他实际统治中国逾六十三年。他即帝位时，即默祷不超过祖父（康熙）在位的年数。他事事都想效法祖父，连“南巡”都是六次。康熙晚年虽有皇子争夺承继的暗斗，但与全国政局无关；乾隆晚年专任权奸和珅，腐蚀吏治，使政治败坏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在政绩上无法与其祖父比拟。
乾隆无疑是中国影响很深远的皇帝，也是历史上实际统治中国最长久的皇帝（六十三年，连太上皇三年）。他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与康熙冲龄即位不同。他祖孙二人的在位年数合计一百二十五年，确是史无先例。乾隆是一位多面人物，他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隋炀帝的挥霍浮夸、唐玄宗的精明浪漫的混合型。他的一生，多彩多姿，楮墨难尽。即以我们睥睨世界的故宫博物院无数无价之宝的珍藏而言，十之八九都是他的收集（此说乃笔者闻之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逾四十年之友人）。他的“十全武功”虽不免浮夸，但确实是打造了辉煌一世的大清帝国。西藏、新疆的军事政治均被置于严密的控制下；安南、缅甸亦称臣纳贡（魏源的《圣武记》可参考）。在他晚年，中国人口已逾三亿，超过有记录的五六倍。他所统治的时代是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此外他还“御制”了十余万首诗，比陆放翁多十余倍，破历史纪录！
有关这位历史人物的记叙很多，笔者不拟赘述，单就他晚年专信的宠幸和珅，被清仁宗嘉庆帝抄家时其财产总值八亿两银，相当于全国每年总收入七千万两银的十一倍有余而言，就可以推想到当时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乾隆被尊为太上皇时，库存银尚有七千余万两，比康熙崩时多九倍，但乾隆所遗留给儿子的天下，已是危机四伏了。
清仁宗嘉庆皇帝（1796—1820在位）在太上皇乾隆崩后才真正亲政。在他继位以前，乱象已萌，主要原因有：
一、和珅贪赃枉法二十年，导致上行下效。许多官员不惜用尽苛刻方式压榨朘削百姓。如白莲教有变乱的嫌疑，州县任意抓人，不问是教徒否，只问有钱否，如此官逼民反之事例很多。
二、清入关后的高压与怀柔政策，使多数士人均被震慑或入其彀中，但一般民众中有故国之思、怀亡国之恨者，亦颇不乏人，他们暗中组织秘密团体，以反清复明为职志。在这类民族意识浓厚的会党中，散布最广的是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或洪门。关于天地会的源起，因是秘密的原因，臆说很多，有的近乎荒诞，自不可信。总之，它们存在于下层社会及海外侨民之间，则是事实。天地会能凝聚群众，形成较有组织的力量，故受重视。
三、清入关初的凭恃是武力，而今旗兵已腐朽，成为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出征时尚随营挟饮作乐，遇敌则溃散，乘机劫掠平民财富。绿营的情况相似，由于是募兵，绿营军营遂成为流氓无赖、奸盗邪淫之徒的汇集所；仗势凌辱平民是他们唯一能做之事，所以有了“好男不当兵”的俗语。他们的长官更是贪财好利，滥污鄙劣。到了乾隆晚年，遇有变乱，能作战的只有“乡勇”（即民间自己组建的武力），官军不仅不能平乱，反而为渊驱鱼，助长乱焰。
四、承平百余年，人口滋生日繁，耕地增加有限，粮食不足。一遇到规模较大的连年荒歉，饥民便成为乱源。当乾隆沉湎在“十全老人”美号的迷梦中时，天下已沦入千疮百孔的境地。
最早发动的是甘肃的回乱（1781—1783），势力不大，很快被镇压。其次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林爽文事件。林爽文是彰化县天地会的领袖，因拒捕而起兵。后林爽文攻陷彰化城，台湾的官兵不敌，福建援军到达后始戡平，林爽文举家遁山中。
大规模的民变是苗民民变与白莲教之变。前者很像是百姓对乾隆统治六十年所敲的丧钟，发端于乾隆退位之年；后者恰似对嘉庆所鸣的警炮，爆发于嘉庆元年（1796）。苗民民变首先起于贵州，湘西、川边之苗疆立刻响应，清廷调附近七省的军队围剿，但苗疆地形险峻，官兵畏死而扰民，战果很微小。此时川、楚白莲教之变已扩大。清廷认为苗人守而少攻，无攻城略地之野心；川、楚“教乱”如任其蔓延，危害很大，乃将军力北调，对付教乱。四川总督和琳（和珅之弟）与湖南巡抚姜晟主抚，以“苗地归苗”，以苗为民。湖南凤凰厅同知傅鼐深知民（汉）情，沿苗疆之居民愿意组织起来保卫自身利益，故主练本地壮丁为乡勇以代替军兵，筑碉堡、边墙、望哨以应对苗人出没无常的战术。傅鼐又仿习苗人作战的技术，训练成一支有一千人的精兵，号“飞队”，俟机攻入苗疆心脏。飞队熟地势，悉苗情，又为自己身家性命而战，故数年后平定湖南苗变。于是清廷诏令各省仿行。嘉庆十二年（1807），苗变被敉平，前后凡十三年。
白莲教起事（1796—1804）是一个典型的官逼民反的例子。据说白莲教首创于元末韩山童，明末有王森、徐鸿儒继起，均被杀。乾隆时刘松亦因传布此教而被遣戍边（1781）。其党宋之清、刘之协乃由山东、安徽而转移至川、楚、陕一带活动。大体上这种利用迷信敛财谋生的团体，在政治腐败、生民痛苦的时期都不免发生。自东汉的黄巾军起兵以来，类似的利用民众痛苦而求神拜佛以求脱祸求福之心理，用以谋生计的人士，每历衰世一定大量出现。他们本无政治野心，只求生存。但有才智的人，诡诈煽惑之道必多，自能赢得许多民众的信任，甚至是他们的拥护崇拜，刘之协便是这种人之一。有人颂白莲教有民族意识（清末民国初年的人醉心于此说），因其起事均欲拥明裔之故。其实当时如何能找到朱元璋的后裔，又由何而证明之，均是疑问，很显然复明只是一种号召口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宋之清、刘之协诡称名王发生者为明裔，欲拥之举兵，事发，宋之清被处决，王发生以幼童免死，刘之协逃逸，因此朝廷下诏搜索。官吏借机勒索，逐户搜缉，“株连罗致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逼使百姓“仇官思乱”。湖广荆襄道民众先起兵，附和者众。当阳县令召书役逮捕“教匪”，书役齐声曰：“我等即白莲会也，更谁捕？”遂杀县令，据当阳。白莲教之变蔓延到四川、陕西等地，势如燎原。清将报告朝廷，动辄杀“贼”数万，“而贼起益炽”。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乾隆崩。据嘉庆说乾隆断气前，“亲执朕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应是“真有遗憾”才对。嘉庆又说在京的旗籍将官，“莫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旗籍将官靠打仗发财，所以要“玩兵养寇”。他们暴发的方法：一是掠劫民间，一是克扣军饷与浮报开支。所以在军中“唯酒肉笙歌自娱”，解职后，“顿成殷富”。清廷调兵十余万，糜饷逾一亿两，仍不能平乱，最后只得舍官军不用，采行傅鼐治苗乱的方法，实施碉堡与练乡勇之法，至嘉庆九年（1804）川楚教乱始告平定。
上述两次变乱，暴露了乾隆晚期政治、军事已腐败到不堪闻问的程度。史家几乎一致公认，乾隆统治时期是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嘉庆十八年（1813）北京发生天理教林清之变。林清率领二百余人，由宦官做内应，攻入内城。皇次子旻宁指挥侍卫，并用“鸟铳”击贼，援兵自神武门入卫。旋有大雷电，林清部下被雷电击死数人，其余均被擒。嘉庆皇帝在热河行猎，闻讯返京，下诏责中外诸臣，“泄沓尸素”，酿成亘古以来“未有之祸”！防守紫禁城有功的旻宁，数年后继位为帝，即清宣宗道光皇帝（1821—1850在位）。
道光有数年前惊险的经历，耳闻目睹天下糜烂的情况，所以特别谨小慎微，对于新疆张格尔及浩罕之用兵，规模很小；对国事及私生活，均力求樽节。据说他召见臣工，有穿鲜衣者辄斥责之；外官入觐，均在旧衣铺购陈旧者，以迎合帝心，以致陈旧衣冠成为奇货可居。他与大学士杜受田闲谈饮食，受田告以常食豆腐炒碎肉，所费不过数铜钱，乃令御膳房进此一肴，但所费仍不赀，因皇帝所食豆腐皆特制，每一程序均需置人专司其事，黄豆亦不能购一两斤，必须特遣专人到某地采购，至少成船装运。道光只有叹息，“祖制”如此，不能更改。一位生性节俭之皇帝，最不愿见战争，因军费浩大，不比数千斤黄豆，这是既下最大决心禁绝鸦片，却怨林则徐引起中英鸦片战争而愤懑的原因。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崩，是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因素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