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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稳固
多尔衮像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洗礼，17世纪中叶的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不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更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在此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1644年的北京紫禁城，就是这场新变动的集中展示地。
十月初一，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精心筹划下，年仅六岁的清幼主福临宣布即皇帝位，并于初十登上紫禁城皇极门，颁即位诏于全国。“天崩地解”的大变局，至此基本尘埃落定。
从福临即皇帝位这一刻开始，中国历史便翻开了新的一页，清王朝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多尔衮武力摧毁大顺政权。然而，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需要面对的局面，实在很不容乐观。
尽管清军已经控制了辽东、畿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区，但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军，正处于收取四川的过程中；明王朝虽然崩塌，宗室势力却仍然统治着南部广大地区，并建立起弘光等南明政权。
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成为清朝统治核心权力层的头等大事。
小皇帝福临自然难以担此重任，于是考验再次落在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身上。
南明抗清铁炮
清代武官盔甲，内蒙古博物馆藏。
多尔衮，这位指挥八旗铁骑杀进关内，并把李自成赶出北京城的关键人物，确实具有很强的军事、政治才能。入关之初，他就曾采取一系列举措，如为崇祯皇帝发丧、起用明朝旧官、清除明朝弊政苛政等，以争取人心。此时，面对危机重重的考验，他审时度势，果断做出对农民军、南明政权等抗清力量展开猛烈攻势的决定，以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
史可法像。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清军攻陷北京城后，拥立明福王（弘光帝），继续与清军作战。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多尔衮劝降，拒降遇害。
顾炎武像。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投身南明朝廷，投笔从戎。南明政权覆灭后，累拒仕清。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九日，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西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部从征，进攻李自成大顺军及其政权；同时，决定十月二十五日出兵江南，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随征，进攻南京的福王弘光政权。
顺治像
不久，由于战事局面的变化，多尔衮接到河南巡抚罗绣锦的告急求援后，不得不调整进军策略，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怀庆，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部形成夹击之势，会师西安，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
这一部署非常奏效，经过一番激烈较量之后，李自成大顺政权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被摧毁。紧接着，南京弘光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也先后于顺治二年五月、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覆灭。此后，南明隆武、鲁王监国、绍武、永历政权，以及大顺军、大西军余部，时而各自为战，时而联起手来，继续与清廷对抗。不过，除最顽强的永历政权一直支撑到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外，其他政权有的仅存在一个多月，有的也就维持了一年多。这些政权之所以不能有所作为，最大的症结就在于为争权夺利而内讧不已，彼此间为正统之名而争斗不息。
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掌控地域的不断扩大，使清王朝逐渐获得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但与此同时，清廷最高统治层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多尔衮和小皇帝福临身上。
顺治帝亲政：清算与调整。多尔衮尽管在入关前夕为了顾全大局，放弃了嗣君之争，扶立福临，但他并非一个淡泊权力的人。尤其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局面的不断好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权力欲越来越膨胀，甚至发展到有些忘乎所以的地步。
多尔衮权力欲的膨胀，主要表现为：越来越独断专行，党同伐异；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用人唯亲；贪图声色，擅作威福；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真皇帝”自居。这样一种势头，迅速使朝廷内部的矛盾趋于尖锐化。
顺治帝曾抱怨说：“于时墨勒根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人向朕言者。”更对多尔衮亲信者的行为表示愤慨说：“岂意轻蔑朕躬！”显然，多尔衮及其集团势力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
摄政王多尔衮令旨
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晚八时左右，年仅三十九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摔伤膝盖，加上风疾的长期困扰，猝死于他为避暑专门经营的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境内避暑山庄）旁。
多尔衮的丧事，顺治帝处理得很得体。他不仅亲自到东直门外五里迎多尔衮柩车，而且下诏褒扬多尔衮的谦让之德和平定中原的功劳，要求中外以皇帝礼仪为多尔衮举丧，并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一尊荣，对多尔衮来说，也可含笑九泉了！
按照规定，一旦小皇帝长大成人，摄政王便要归政，由皇帝亲政。现在既然摄政王多尔衮去世，亲政问题便被提上了日程。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颁诏大赦天下。清王朝的新政治权力格局自此启动。
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刚刚去世不久的多尔衮，成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对象。
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原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等，上疏揭露多尔衮私制帝服、私藏御用之物。六天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又联合上奏，控诉多尔衮独专威权等罪。
顺治帝命在朝大臣进行商讨，结果众臣一致同意应追治多尔衮之罪。
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下诏列诉了多尔衮所犯的十几条主要罪状，昭示全国。其中的致命点，是认定多尔衮“谋篡之事果真”，也就是说，多尔衮想“篡位夺权”。
如此大逆不道之罪，自然要予以严惩。尽管多尔衮已死，但他仍受到剖棺、鞭尸、砍掉脑袋、暴尸示众的惩罚；其母亲、妻子也受到罢追封、撤庙享、停恩赦的处置。牵连所及，其他多尔衮势力集团中人，也大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惩治。
这一事件，无疑体现了皇权与摄政权之间严重紧张的关系，也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利益纷争的重大矛盾。但若仅仅如此，似乎还不能说明这场暴风雨爆发的根源。事实上，统治层权力争夺的背后，还蕴含着一个更大的政治、社会原因，那就是随着清政权向清王朝角色地位的转变，作为核心统治者的满洲权贵，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思路。在这个事关清王朝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满洲权贵内部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问鼎中原、以武力平定大顺政权等敌对力量的进程中，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一部分满洲权贵掌权者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采取的策略也大体合宜。然而，随着形势向有利于清廷的方向发展，多尔衮等越来越显露出征服者高高在上的优越、专断姿态，肆无忌惮地践踏着广大汉族民众的利益。
圈地、投充、逃人法三大弊政，以及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强行命令汉族人民依满俗剃发易服，多次制造血流成河的屠城等，不仅加剧了满汉民族间的隔阂与冲突，更体现出多尔衮等决策者的政治短视。这样下去，怎能获得民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多尔衮打下地盘，脑子发热了，强制汉族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就引发了冲突，民族的冲突，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原是农耕文化，满族是森林文化，语言和文化都不容易沟通。汉族人的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能接受剃发呢，于是他们就起来进行激烈的对抗。
顺治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算多尔衮及其势力集团，是势所必然的：一方面，他出于自己的最高权威受到威胁的原因，起而做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从统一和稳定全国的角度考虑，很有必要扭转多尔衮等一部分满洲权贵的过激统治思路。
亲政后的顺治帝，果断地对统治思路和策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督促各级官吏招徕流民开垦荒地，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丈量土地，绘制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四项编制成黄册，即户口册；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协调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对蒙古，主要采取封爵和联姻的方法，对西藏地区，则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顾实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等等。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多尔衮摄政期间的许多过激行为，并在缓和满汉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消解广大汉族民众对清廷的敌视情绪上，做出了积极努力。而随着几支主要抗清力量被逐一消灭，以及与一部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较为良性的关系，清王朝不仅基本站稳了脚跟，掌控区域也大大拓展，从而为其后的统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世事难料，正当清王朝统治大有起色之时，肆虐的天花病毒，却无情地断送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生命。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夜子时，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在天花病魔的折磨下，撒手人寰。按关外习俗，顺治帝火化后，被安葬在河北遵化境内昌瑞山南麓的孝陵。
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
康熙亲政，诛灭鳌拜。天花虽夺去了顺治帝的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
在顺治帝弥留之际确定皇位继承人时，只有玄烨因年龄和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符合条件，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八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
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顺治帝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
这项人事安排大有深意：一是可以避免当年多尔衮摄政擅权局面的重演，避免宗室亲王对皇权的威胁；二是索尼等四人虽然属于异姓，但出身八旗中由皇帝掌管的上三旗，即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对皇帝忠诚；三是在当年拥戴顺治帝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定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这样一来，一个既可以避免亲王摄政体制弊端，又可以巩固皇权，以孝庄皇太后为主、亲信大臣辅政的中央统治核心便形成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大统，诏告天下，改次年为康熙元年。
以异姓而身膺辅政大任，对索尼等四人来说，当然是受宠若惊。受命之际，他们曾立下誓词，表达了不私下与诸王贝勒往来、不结党羽、不受贿赂等忠君报国的决心，以报答顺治帝的托付大恩；并表示，如若违背誓言，将遭到“上天殛罚，夺算凶诛”的报应。
然而，尽管信誓旦旦，执政之后，辅政四大臣却对顺治帝更张旧制、渐习汉俗的做法加以变更，提出“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治国主张。这意味着要向关外时期的旧传统、旧制度回归。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虽然也延续了顺治帝时的一些积极策略，如重视吏治、奖励垦荒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取消内阁和翰林院，恢复内三院旧制，提高满官品级，排斥打击汉族士绅势力，借端制造“哭庙案”“奏销案”“明史案”等，显然不利于刚步入正轨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又激化了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权力欲和利益驱使，辅政四大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激化。尤其是鳌拜，自恃战功卓著，不甘心居辅政四大臣之末的位置，于是他极力培植党羽，想方设法把持朝政，擅作威福，甚至不把小皇帝玄烨放在眼里，抗旨逆命，拦截奏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康熙六年（1667年），按照顺治帝亲政例，年已十四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此时，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已是年老多病，鉴于鳌拜势力越来越膨胀，他担心发生事端，便提议皇帝亲政。苏克萨哈、遏必隆二人表示赞成。鳌拜心里虽一万个不情愿，但也不便公开反对，只好于三月领衔上奏，提议皇帝亲政。但康熙帝以自己年纪小为由，表示想再等等，故留中未发。
六月二十三日，索尼去世。鳌拜的气焰更盛，俨然以首辅自居。
这一事态，使孝庄太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于是，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
面对鳌拜的骄横跋扈、势力坐大，康熙帝虽然还是少年，但已学习了不少治国理政经验，文化素养也大大提高，他当然不愿坐等鳌拜就此恶性发展下去，威胁自己的皇权。那么，如何制止鳌拜呢？这是个让康熙帝不得不周密思虑的大问题。因为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重要机构，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会酿成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
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了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
第一步，他重用忠于自己的心腹之人，悄悄组织起一支由皇后叔父索尼第三子索额图率领的少年卫队。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鳌拜，让他觉得皇帝沉浸玩耍，无心政事。而且，布库戏是满族传统的摔跤运动，不会引起鳌拜警觉。鳌拜有时也在暗中监视，但没发觉有什么异常，慢慢地也就不当回事了。
第二步，康熙帝有意借各种名义把鳌拜的亲信党羽派遣出京，以扫除障碍。
一切措置稳妥之后，关键的一步棋开始付诸行动了。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初十，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像往常一样，鳌拜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加防备地只身前往。他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摔跤勇士们便冲了出来，将他团团围住。鳌拜虽然在疆场上能征惯战，但此时手无寸铁的他，哪里是众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的对手，转瞬间便被擒住。
接下来，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被缉拿监禁。
五月十六日，康熙帝命议政王等审讯鳌拜及其同党。审讯的结果是，议拟鳌拜犯有三十条大罪、遏必隆十二条、班布尔善二十一条等，应分别处以斩、绞、凌迟重刑。奏上，康熙帝考虑到此事牵连甚广，而且扳倒鳌拜的目的已经达到，为避免引起政局动荡，决定从宽处理：除将班布尔善等九人处死外，其他人皆免死，从轻治罪；对首恶鳌拜，则革职拘禁、籍没家产。不久，鳌拜病死在拘所。
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康熙，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鳌拜及其集团对皇权和政局的威胁。这一果断行动，无论是对最高统治权的稳固，还是对清王朝的发展，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
平定三藩之乱。铲除鳌拜虽然使康熙帝长舒一口气，但接下来“三藩之乱”的爆发，则使他再次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三藩，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别掌管的云贵、广东、福建势力范围。耿精忠的爵位袭自其父继茂，而继茂袭自其父仲明。这个格局，确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林存阳
清王朝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是为了解除朝廷的南顾之忧，就是希望他们来屏障朝廷，即通过笼络、利用吴三桂等人，收“以汉制汉”之效。应该说，这一设计有其合理性，也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不过，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如三藩之王能否对朝廷一直忠心不二， 三藩势力一旦坐大，朝廷如何应对，等等。
此后，清廷担心的事情，慢慢都变成了现实。
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聚敛财富，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给朝廷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藩虽非封地，但操纵着当地官员的任免大权，吴三桂节制的云贵地区尤其如此，这既是朝廷授予三藩特权的后果，也是三藩专擅一方的恶性膨胀，这些地区简直成了“独立小王国”。
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柄，拥兵自重，虽然仅占全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手下的兵，只知为藩王家丁，不知有朝廷。而且，除额定兵外，三藩还拥有数量众多的私人武装力量。这对清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三藩尾大不掉之势就这样形成了，与朝廷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三藩割据的发展态势，逐渐引起朝廷关注。顺治年间，已有部分官员开始上疏弹劾三藩的不法行为；康熙初年，庆阳知府傅弘烈奏告吴三桂图谋不轨，浙江巡抚范承谟更上书呼吁撤掉三王。这引起康熙帝高度警觉，将三藩问题视为一大心病。但因对付鳌拜，时机尚不成熟，他没有贸然行动，只是暗中为解决这一隐患做积极准备。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遂正式提上日程，康熙帝着手对三藩有针对性地进行压制。这让藩王们感到很是不安。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的上疏，成为引发撤藩与否问题的导火索。三月，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并请求由其子尚之信袭爵留镇。此时，康熙帝认为撤藩的时机来了。他一面夸尚可喜能识大体，一面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为由，拒绝了由尚之信袭爵留镇的请求，明令全藩北撤。
这一决定，不仅表明康熙帝对撤藩的明确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吴三桂、耿精忠的一个暗示。
为试探康熙帝对自己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七月也疏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商讨迁移之事。
当时，对撤掉耿藩，朝中意见是一致的，但撤不撤吴藩，分歧很大。除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赞成撤外，大多数廷臣如图海、索额图等认为不宜撤。康熙帝心意已定，力排众议，坚决撤藩。八月初六，下令三藩全撤。十五日，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等分赴云南、广东、福建，处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在手下的怂恿下，密谋反叛。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钦差折尔肯，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
吴三桂像
在吴三桂的影响或胁迫下，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十五日、尚之信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二十一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分别于康熙十三年二月、十二月反叛。此外，像一些前明遗老、降清官将、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也都纷纷加入反清行列。就连蒙古的一些部族，也趁机入边侵扰。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康熙帝并没慌乱，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采用分化瓦解、剿抚并用与军事行动配合的策略，从容镇定地对平乱事宜做出部署。
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康熙十五年之后，康熙帝对战略部署重新做了调整，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清军的方向发展。节节败退、越来越孤立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但八月就病亡了，其孙吴世璠于十月即位。此后，局面完全反转，清军展开全面进攻。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世璠见大势已去，在昆明城内自杀。二十九日，吴国柱等率众出城投降，清军顺利入城，戮吴世璠之尸，将其头颅传送京师。
一场历时八年、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了。康熙帝得捷报后，写了一首《滇平》诗，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平定“三藩之乱”，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三十八年的不断努力和开拓，清朝逐渐摆脱动乱的困扰，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