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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与文字狱
雍正读书像
清王朝发展的历程，以乾嘉之际为界，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半世纪，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社会、文化等，主要表现为整体上升趋势；嘉庆以后，由于内忧外困的双重冲击，则逐渐走向衰落。
清王朝何以能在前一个半世纪由乱而走向治的局面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采取宽严并用的策略，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士人的引导与控制，实现有效的统治。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中曾揭示说：“清代诸帝总是对汉人的知识阶层不放心，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怀疑，对草野遗民更是念念不忘，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使之服服帖帖不再生事。这一政策，在乾隆时是大体得到了成功的。”
崇儒重道，重视文治。清最高统治者使用怀柔与镇压两手策略，固然是出于对汉人的疑惧，但另一方面，也有着治理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在对诸皇子、满汉大学士、九卿等的谈话中，就曾表示：“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而敬天法祖的实质，则在于“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
其实，早在顺治朝时，君臣即已注意到“宽严相济”问题。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二十七日，顺治帝对大学士、尚书们说：“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魏裔介回应说：“自古宽严相济，过宽而生玩，即用严亦宜。”
在此认识基础上，雍正帝更对“宽严相济”做了详细阐发。他认为：“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并以赏罚为例，对如何把握宽严的尺度做了说明。总之，在他看来，“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初十，乾隆帝继位之初，也强调：“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清前期四位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探讨和张扬，基本上体现了他们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或取向。
当然，由于所处时势、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每个时期“宽严相济”的具体做法、举措和效果，则不尽相同。但是，从大的走向来看，清前期基本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延续性。
关外时期，清政权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和学习，但奉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
定鼎中原之后，由于面对的治理对象、控制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及鉴于政权合法性的考虑，清廷在统治思路和主导思想上，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经过一番艰难抉择，清廷接受了被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以之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
“崇儒重道”基本文化国策的确立，就是清廷艰难抉择的集中体现。
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二十二日，顺治帝在太学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他勉励太学师生要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这一举动，拉开了清王朝重视文治的序幕。
第二年四月，顺治帝又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十二年（1655年）三月二十七日，顺治帝更进一步表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艳秋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清王朝还面临着很大的民族问题。在建立之初，它吸取了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教训，所以，从顺治朝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康熙南巡图》
阐扬文教，鼓舞儒林，以经学为治法。顺治帝的这一治国取向，虽然因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返归“淳朴旧制”的回流而一度中断，但康熙帝亲政之后，则将顺治帝的抉择重新树立，并推向新的境地。
亲政之初，康熙帝便在太学举行了释奠孔子之礼。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十八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帝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
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帝还大力表彰朱熹。他曾命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精义汇编成《朱子全书》。
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康熙帝更明确表达了对朱熹历史地位的看法，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议复意见后，康熙帝遂颁谕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这一重大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的政治导向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祖武
对清初统治者来说，要表彰理学，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寻求较之科举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为必须完成的历史选择。顺应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别、比较，清廷最终摒弃王守仁心学，选择了独尊朱熹学说的道路。
康熙帝不仅在主导思想上实现了由尊孔到尊朱的转型，树立起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的大旗，而且还于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将顺治帝确立的“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十六条”纲领，即“圣谕十六条”。
康熙帝认为：“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圣谕十六条”
基于这一认识，以及对当时社会风俗弊端的考虑，所以他在“圣谕十六条”中，对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匿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等做了着重强调，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
雍正帝曾这样评价“圣谕十六条”：“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凡民情之所习，皆睿虑之所周。”
“圣谕十六条”颁布后，各直省府州县官员，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老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释等，进行了大量阐释、通俗化的努力。
而雍正帝更寻绎其义、推衍其文，撰成洋洋万余言的《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做了详细解说。
与“圣谕十六条”颁布后的情形相似，地方官员也对《圣谕广训》做了形式不同的疏释讲说。
尽管这一举措本身有着时代局限性，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弊端，但康熙、雍正以礼导民、化民的做法，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至少反映了清廷对治理社会的取舍态度。
这样一种取舍态度，主要的逻辑出发点在于：“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之所以要“崇尚经学”，是因为经学为“立政之要”。循此思路，康熙帝遂提出“以经学为治法”的治国理念。
两开“博学鸿儒”科，一开“经学特科”。为了将“崇尚经学”落在实处，清廷曾采取了一些举措。
康熙十七年（1678年），鉴于“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康熙帝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送至京师候试。
经过一年筹备，内外官员所荐近二百人，陆续进京。这些人中，既有因“旷世盛典”而歆动者，也有在地方官员软硬兼施下而被迫就道者。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考试大典在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于体仁阁隆重举行。试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
四月初六，公布考试结果，取中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皆令供职翰林院，从事纂修《明史》工作。
陈祖武先生在《清初学术思辨录》中指出：“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其意义远远超出五十名入选者个人的升沉本身。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这就为而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中人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而且还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
后来，雍正也想效仿其父再开“博学鸿儒”科。但自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颁谕后，内外官员并未积极响应，直到雍正去世，也没能举行。
乾隆继位后，于元年（1736年）二月再下令，督促地方官员抓紧时间将荐举的人汇送来京。一切就绪后，九月二十八日，在保和殿举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七十六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被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
第二年，又举行了一次补试，录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
两次“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尽管显示了政策的连续性，但意义并不一样。如果说康熙所举意在收拾人心、稳定时局，以及鉴于形势发展，确实有求贤纳才的意图，那么乾隆对荐举之人资格限制之严、录取人数之少，则更多地体现为虚应故事、装点门面。
不过，乾隆所举“博学鸿儒”科效果虽然不理想，但他十几年后的另一举措，则贯彻了康熙“以经学为治法”的精神。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鉴于“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颁布了一道上谕，命令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的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而不论其是进士、举人、生员，还是退休闲废人员。
对乾隆此谕，大学士、九卿积极响应，踊跃推举，并建议由礼部来制定考试事宜。
但乾隆的反应出乎大臣们的意料。乾隆训示道：所举人数未免过多，如果真的有这么多淹通经学之士，也就不用“特诏旁求”了。而且，他也不赞同由礼部议定如何出题考试，认为这样会开启“人人皆得豫为揣摩”的弊端，而且也脱不了“举场应考习套”，又怎能考察被荐举者的真才实学？
这一态度，令官员们有些无所适从，所以迟迟不能响应。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也只荐举了四十余人。
乾隆十六年（1751年）闰五月，乾隆帝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声明之所以召开“经学特科”，目的在于“务得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并非注重“工射策、广记问、文藻词章充翰林才华之选”，更不是想借此“授以政事、责其当官之效，如从前各保一人故事”。并命令大学士、九卿对所举人员“再行虚公核实，无拘人数，务取名实相孚者，确举以闻”。
最后，经过严格审核，乾隆仅选定了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六月，授吴鼎、梁锡玙国子监司业；八月，因陈祖范、顾栋高“年力老迈，不能来京”，授予二人国子监司业衔，以鼓励绩学之士。
江南经师惠栋曾感慨：“历代选举，朝廷亲试，不涉有司者，谓之制科，又谓之大科。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
对于乾隆帝此举，陈祖武先生在《乾嘉学派研究》中评价道：清高宗以其举荐经学的重大举措，纳理学、词章于经学之中，既顺应了康熙中叶以后兴复古学的学术演进趋势，又完成了其父祖融理学于经学之中的夙愿，从而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
稽古右文，修纂图书。清廷还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以显示“稽古右文”。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月，顺治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工作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无不涉及，编纂的重要典籍如雨后春笋般，纷然而出。
《清宫藏书•前言》中指出：“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据统计，仅台北及北京两个故宫博物院遗存即有五十多万册，其中十五万余册收藏于台北，另三十余万册存贮于北京故宫图书馆。”
《四库全书》书影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两部大型图书，就是当时书籍编纂的代表性之作。
《古今图书集成》启动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原为陈梦雷想报答康熙帝，特别是皇三子胤祉的知遇之恩而作。
在侍从胤祉期间，陈梦雷多次听胤祉谈到，像《三通》《太平御览》等书，要么“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要么“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都不能令人满意；期望能看到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的书，才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经胤祉这一指示，陈梦雷很受鼓舞，遂以一人之力，开始进行编纂。从第二年十月起，从胤祉处领银，雇人缮写。
由于陈梦雷本来就有不少经史子集方面的书籍，加上胤祉慷慨地允许他利用王府协一堂所藏典籍，所以，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书稿就编成了。这次成书，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志、六千部，约计万余卷。
书成之后，陈梦雷曾向胤祉上《进汇编启》，期待能得到皇三子和康熙帝的指示，以做进一步的存、去、分、合；并希望利用内府秘藏，补其未备；广聚江南等地别本书籍，加以校雠，以臻完善。
但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进汇编启》才得以正式进呈康熙帝。康熙审阅后，赐书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八十名人员，对该书进一步修改润色，并负责印刷事宜。
五十八年（1719年），编定成一万卷；第二年开始印刷。但印刷尚未完工，康熙帝就去世了。
雍正帝继位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把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但雍正帝并没因此中断《古今图书集成》的完善、印刷工作。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五，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等担任该项工作。
蒋廷锡等除了对已经印刷的九千六百二十一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外，还将未刷印的三百七十九卷重新审核、刷印、装帧。至于体例，仅把原来的志改为典，其他未做更改。
雍正四年（1726年），包含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计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最终完成。该书用铜活字共印刷了六十四部，其中十九部为绵纸、四十五部为竹纸。
雍正撰《古今图书集成序》，认为：“是书亦海涵地负，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也说：“本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搜罗浩博，卷帙繁富，实艺林之巨观，为从来之所未有者。”大学士张廷玉也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称誉说：“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诚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
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实事求是地说，《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于此书已初见规模。
此后，《四库全书》的编纂，更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就曾责成各省督抚、学政访求天下遗书。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他再度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他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一年之内连下两道谕旨，可见乾隆对访求遗书的重视和迫切心情。
在此情形之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在所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中，对图书征集、著录、校雠等事宜，提出四条具体意见。
朱筠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引起廷臣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做出指示，基本上采纳了朱筠的看法。
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六，乾隆选派总裁官；十二日，又决定：“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至此，以朱筠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为契机，清廷大规模的征书之举，遂演变为《四库全书》的开馆纂修。
自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起，一支队伍庞大的人员便投入其中。仅《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职名，即有三百六十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恭考证，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人。
到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完工。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1782—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盛京文溯阁，称为“北四阁”。
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缮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这七阁的命名，并非任意取的，而是有深意寓于其中。乾隆在《文源阁记》中这样解释道：“文”具有经世、载道、立言、牖民的重大意义；而经是文之源，史是文之流，子是文之支，集是文之派，派、支、流皆自源而分，集、子、史皆自经而出。所以，“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计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计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若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其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
由于铜活字毁于乾隆初年，为解决《四库全书》应刊书籍的刊刻问题，金简发明了枣木活字办法，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式。计刻大小木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合计其他相关用项，共用银两千三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
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评价纂修《四库全书》之意义，称：《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它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强化统治，大兴文字狱，查缴禁书。与注重文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清廷为消弭广大汉族臣民尤其是知识人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又利用种种手段，实行高压统治。
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大典，和广大读书人施展抱负的进身之阶，科举取士制度相沿已久。清王朝建立之初，多尔衮即以顺治帝的名义，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下诏恢复科举。顺治二年（1645年）、三年（1646年），先后举行了乡试、会试。
然而，十年之后的顺治十四年（1657年），一场几乎蔓延全国的科场案却爆发了。牵连所及，不少主考官及其家人、中式（科举时代称考试合格）士子等，或被处以极刑，或被流放，或被取消中式资格。
科场舞弊并非罕见，清廷何以用如此严酷的手段加以处理？
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这样揭示道：“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兄弟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
显然，清廷的用意在于借科场案来震慑、打压广大读书人，以收“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效。
吕留良像。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杰出学者、诗人，支援反清义军，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曾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吕留良过世后，“反清复明”代表人物之一曾静崇奉其民族气节，为其广播，被告发下狱。吕留良死后四十九年（雍正十年，1732年）被雍正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首之酷刑，所有著作被付之一炬，其子孙、亲朋、弟子广受株连。此案被称为清代以来最大的文字狱。
清廷不仅对读书人不放心，对汉族臣僚也心存疑忌。
为防他们对朝廷有二心，皇帝曾借讨论“理学真伪”问题，有意识地警诫或压抑理学名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在乾清宫与讲官牛钮、张玉书、汤斌，就“理学”话题做了一番讨论。康熙特别强调，如果“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相反，“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就是“真理学”。这无疑为臣僚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
后来，康熙又于三十三年（1694年）闰五月初四，在丰泽园考试翰林官，出的题目就是“理学真伪论”。无独有偶，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南巡召试江南生员时，也出了同样的题目。可见，清最高统治者对官员、士人的思想动向是非常关注的。
官员结党，是令皇帝深感不安的一块大心病。对此，雍正颇费了一番心思。
雍正四年（1726年），江南武进人钱名世作诗赠年羹尧，中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据钱名世自注，意思是年羹尧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帝平藏碑之后。
这下惹怒了雍正，他认为钱名世“钻营不悛”“悖逆已极”。实际上，他担心的是钱名世与年羹尧结党。
《大义觉迷录》。雍正编纂，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人的夷夏之防。写作起因是汉人学者曾静、张熙受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失败被捕。书中包括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并附曾静《归仁说》一篇。
于是，为惩戒钱名世，并借此警示其他官员，雍正做了特别处理。他将钱名世革职后发回原籍，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钱名世悬挂在大门上；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京大小官员，作诗讥刺钱名世的罪恶。
最后，三百八十五名官员的诗作，雍正认为满意，汇在一起，令钱名世刊刻。
不过，也有人因“作诗谬妄”，受到了严厉处分。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兄弟，被革职。
雍正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表达了他对朋党问题的态度。与宋代欧阳修的看法完全相反，雍正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他所期望于臣僚的是“惟知有君”，这样的话，“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从而达到“一徳一心，而上下交”。
查嗣庭像。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出了如下题目：首题《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认为查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二题《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认为查居心叵测；次题两道：《易经》“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认为这是暗示人要把“正”和“止”两字联系起来思考，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文所说“正”有“一止之象”，都是指雍正年号，暗喻斩雍正帝之头；策题《易经》“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说查不尊君为“元首”，有辱君威。雍正帝认为他所出试题“讽刺时事，心怀怨望”，遂抄其家，查出其日记中“语多悖逆”，乃大兴文字狱，将其逮捕。查狱中病死后，仍遭戮尸枭首，亲族、弟子多人受株连。
说白了，雍正希望看到的是，臣僚绝对效忠、俯首听命于他，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
更为恶劣的是，为高度强化统治，清廷还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为最。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二十起，乾隆时则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
文字狱的发生，虽然有的缘于诗文、著作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或讥讽，但更多的是因清统治者过于敏感，或者刻意引申而导致的。像“一把心腹论浊清”，“莫教行化乌肠国”，“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都被认定为心怀叵测。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更助长了文字狱的泛滥。
鲁迅先生曾反思清代的文字狱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如此氛围，无怪乎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慨叹了！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廷掀起禁书、毁书狂潮，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
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五十八年（1793年），近二十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前所未有的图书浩劫。
据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等的统计，清廷禁毁的图书达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销毁的书版在八万块以上。
孟森先生曾沉痛地感慨：“检清代禁书，不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乃至自宋以来，皆有指摘，史乘而外，并及诗文，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纪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祖武
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纂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章太炎先生论清儒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实在发人深思！
民族狭隘心理的作怪，使清统治者无端猜忌；帝王独尊的虚幻光环，令清朝有些皇帝忘乎所以。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又岂可忘记？宽、严如何相济，并非仅靠说说而已。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表明清朝的统治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时代在变，国际形势也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