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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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舰部分官兵。黄海大战中,“致远”舰火力不敌,全舰官兵在管带邓世昌带领下撞向敌舰,全舰二百五十余人壮烈殉国。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活动在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蒙古、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廓尔喀……这些国家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作为藩属国,其国王的继位必须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以表示其合法性。这些藩属国每年定期向中国皇帝进贡礼品,而中国则赏赐更为优厚的礼物以示礼遇。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至1549年,共派出十一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各地的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像清朝一样,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贸易。但是日本一直与荷兰有着贸易关系,在长崎设有荷兰商馆。就在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康乾盛世时期,日本却由于现实的需要,通过荷兰人引进了许多西方科学与宗教知识,形成一种新的学问,叫作“兰学”。到了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日本逐渐走出兰学,开始向西方列强学习。

日本走上殖民主义道路,积极对外扩张。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在日本的江户湾,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转交给幕府,信中提出开放双方贸易等要求。8月,幕府将这封来自美国总统的书信的译文转发给所有大名和重要的政府官员、学者,要求他们讨论并提出处置意见。得益于中国商船此前向日本国内传达中国遭受列强凌辱、被迫签订屈辱条约等信息,五十九位大名中,有二十二位的意见是同意与美建立贸易关系,十八位希望避免战争……而学者们大多数希望日本能汲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不要与美为敌。一年后,美日《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

兰学为日本的近代化准备了基础。被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应对西方的入侵。日本开始废除各地的分藩,设立中央政府的统治机构“县”,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68年3月,明治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庶民各遂其志;四、打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以明治天皇为领导、集合了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的“明治维新”开始了。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社会的道路。明治维新时期,正值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弱肉强食的殖民思潮甚嚣尘上。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日本也立即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

琉球国是位于台湾岛以北的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岛屿国家,它深受中国的影响,明清两朝起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明清两朝中国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共达二十四次,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还派出以翰林院检讨赵新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琉球。但德川幕府时期,位于日本南部的萨摩藩屡次入侵琉球,迫使琉球也向萨摩藩主进贡。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借口两年前琉球船民在台湾被土著高山族杀害的事件向中国提出交涉。按照当时的国际法,总理衙门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居民与琉球人民发生的纠纷,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是为了避免事端,总理衙门又声称台湾虽然是中国的藩属,但中国概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所以中国不能为台湾原住民的行为负责。日本以此为借口,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立了远征军,入侵台湾。清朝得知后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一万一千名赴台防守,并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指出中国对整个台湾拥有统治权。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签订条约。由于清朝的软弱,中国不但没有再谴责日本入侵,并使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五十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藩属国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因此,尽管琉球国王于次年再次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承认,但在四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尚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于清朝这一没有远见的失败外交,当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爵士不无讽刺地评论道:中国心甘情愿地对所受的侵犯花钱付账,这不啻是邀请外国做进一步侵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内积极实行代议制等西方政治制度,对外也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开始在周边积极推行扩张政策。而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动力要远远低于对于维护他们个人政治权力的动力。他们目光短浅、苟且偷安,经常幻想着以金钱换取暂时的和平。在近代的各种对外战争与交涉场合,外界的强大军事压力固然存在,但誓死争取与苟且偷安的态度,也对最终的局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清朝的官僚体系中,为个人利益而斤斤计较的奴才占了大多数,为整个王朝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进行规划的人物实在是少之又少。这样的现象从左宗棠、曾纪泽等人对西北领土的捍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寸土不让,捍卫伊犁。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亦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在咸丰十年(1860年)所上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曾经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国家,在清朝的康熙朝以前,社会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但是与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统治俄国的彼得大帝开始大力实行政治改革,进行一系列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社会制度的改革,建立正规陆军、海军,实现农业工业化,鼓励工商业,开办工厂,办报纸,开办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创办俄罗斯第一个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设立国家科学院,使得俄罗斯“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在清朝还沉溺于“盛世”的氛围中时,彼得大帝化装为平民亲自前往欧洲各国游历,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他甚至下令俄罗斯人剪掉浓密的胡子,以显得“文明”一些。而在同时,中国的清朝却在下令所有的人民必须将头发剃成满族人的样子,脑后留一条长长的辫子。一位历史学家准确地指出:“在1700年欧洲以外的大多数人对实现西方化的好处还认识不清。彼得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先于时代二百年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由于在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俄国否则无法同西欧并驾齐驱。”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领土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冻港。

伊犁是清朝新疆的一个府,驻扎着伊犁将军作为最高领导。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新疆。驻扎在新疆的高级官员几乎全是满族旗人,他们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不断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在清朝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中亚地区的一个冒险家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并于同治九年(1870年)自立为北疆的统治者。俄国总督考夫曼借这个机会,于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占领伊犁。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平定陕甘回民起义。然而在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认识到了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但是清朝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由于伊犁已经被俄国占领,朝廷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在经费、后勤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全盘筹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九个月内将阿古柏伪政权彻底击败,在西方列强尚未谋划好如何从中干涉获利的情况下解决了新疆问题。到光绪三年(1877年)年底,除了俄国占据的伊犁以外,新疆全部收复。这样,俄国面临着不得不将伊犁归还中国的局面。但是,清朝派出的钦差大臣崇厚由于愚蠢无知,在俄国的欺骗下擅自签订合约,几乎将伊犁权益拱手送予俄国。大惊失色的总理衙门在将崇厚问罪后派出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以李鸿章等人为首的一批惯于采取牺牲国家利益获取局部安全的官僚极力主张与俄国妥协,意图通过出卖新疆给俄国换取暂时的安全。但左宗棠等人以及朝廷舆论猛烈抨击这种卖国论调,主张朝廷尽管困难重重,但应该做好战争准备,与俄国力争。曾纪泽为这次出使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准备,他决定在边界的争端上寸土不让。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经过两年艰苦谈判,清朝与俄国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废除了崇厚此前签订的条约,几乎将伊犁权益全部收回。这一结果是在中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由刚直勇毅的左宗棠、曾纪泽等人通过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与敌手展开较量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对于此条约,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达弗林爵士惊呼:中国迫使俄罗斯做了他前所未做的事情,即交还了已占有的领土。这在各殖民列强中,是不可思议的。

从近代史的总体来看,中国显然一直处于非常不利和被动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努力和决心就不起作用。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到左宗棠、曾纪泽经营新疆,这些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捍卫国家权益,这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方面,李鸿章等人虽然也在困难的情况下与列强周旋,但他们短视,更注重眼前利益,甚至缺乏原则。他们习惯于以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更多的考虑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保存实力。这些短视也表现在更广泛的清朝统治者高层中,他们不愿面对体制方面的改变,试图只在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结局就是,短期的利益输送并不能为清朝赢得安全。

日本占领朝鲜,进而入侵中国。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对琉球和台湾的侵略,只是日本对外扩张的一个试探性行动,通过占领朝鲜进而入侵中国,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主要目标。朝鲜是中国传统王朝最重要的藩属,每年三次、四次派往中国的贡使从未中断。明朝政府在万历年间曾经不顾国库空虚,两次派出重兵支援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朝鲜对中国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主动承认中国的“上国”地位,主动维系着中国的宗主地位。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但中国却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规定朝鲜脱离中国独立并且向日本开放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等。清朝对这一条约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使得中国失去了朝鲜的唯一宗主国的身份。光绪八年(1882年),在李鸿章的推动下,朝鲜与美国签订《美朝条约》,使朝鲜向美国开放。但朝鲜依然单独发表声明,自称为中国的属国。李鸿章的意图是引入西方列强势力进入朝鲜来对抗日本的影响。随后,英、法、德等国陆续与朝鲜签约,朝鲜被迫向西方开放。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方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日后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进入中国搜集情报。次年制定《清国征讨方略》,开始计划全面入侵中国的战略规划。

朝鲜向列强开放后,日本意识到难以独自对抗西方各国,因此转而实行了一个新的策略,就是鼓励中国在朝鲜逐步占有优势地位,意图依靠中国的力量对西方列强的势力加以削弱。引入列强进朝鲜本来是李鸿章用来对抗日本的一步棋子,在日本表面上从朝鲜退缩的情况下,李鸿章抓住机会命令袁世凯为驻朝大臣,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将西方的力量加以削弱。但对未来面对日本的危险,李鸿章却缺乏预见,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日本在这一时期加紧了国内现代化步伐和扩军备战,已经充分做好入侵朝鲜和中国的准备。此时,在朝鲜面对的只是中国一支力量,这正是日本想要达到的目标。

外强中干的北洋水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失去了安南这一藩属国,同时福建水师由于李鸿章以保护京畿的名义拒绝支援而全军覆没。西南门户的危机和东南水师的挫折,使得清朝再次展开海防问题的大讨论。朝廷综合各方意见,将原来同时建立三支海军的目标改为重点建设北洋水师。当年十月,“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统筹全国海军建设和海防事务。同时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加强东南海防的战略地位。在中央层面,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总理衙门逐渐受到慈禧太后打击,淡出政治中枢。此后的十几年中,海军衙门大臣奕和北洋水师大臣李鸿章成为新的权力中枢。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草拟的《北洋海军章程》经过海军衙门审核后于九月三十日呈送慈禧太后手中;十月三日,慈禧太后批准该章程。十二月中旬,北洋海军成立,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相当雄厚,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二十五艘,其中两千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五艘,总吨位不足一万五千吨,北洋海军则有七艘,总吨位为两万七千吨。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无。但是,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李鸿章等朝廷要员,对未来的危机完全没有清醒的认识。北洋海军成立后立即处于停顿状态,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战舰。而必要的维修和设备,也经常因经费紧张而陷于停滞。而在同一时间,日本持续加大扩建海军的力度,他们将皇室经费缩减用于购买战舰。在光绪十四年到二十年(1888—1894年)的六年中,日本新增军舰十一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而且,北洋海军的战舰大多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前,设备和技术已经落后老化,日本的战舰则多为新购战舰,航速快、装备好。与日本皇室相反,北洋海军将有限的军费挪作他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慈禧太后开建中海、南海、北海三海,光绪十四年修建颐和园等游乐工程。光绪二十年,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奕、李鸿章极力巴结讨好,前后将约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和地方海防经费挪用。李鸿章本人由淮系团练起家,派系意识非常严重,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大多由不懂海军的淮系将领担任。负责海军军火供给的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贪赃枉法,以次充好、以假当真,使得军舰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这些都成为日后清朝甲午战败的内在原因。

李鸿章本人是近代史上最早了解西方国家和展开外交斗争的大臣之一,他在促进清朝外交体制近代化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列强入侵等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他本人的素质和局限也非常明显,他私心大于公心,目光短浅,派系意识严重,对现代军制也缺乏了解。北洋海军建成后,不仅在装备上没有进步,在管理和纪律上也非常松懈。每年北洋封冻以后,海军舰船例行南下巡视南洋的过程中,将士在上海、香港赌博、淫逸比比皆是。这些情况都被西方包括日本的观察家获知,对于北洋海军的真实战斗力,清朝的敌人比李鸿章和慈禧太后本人更为清楚。

签订《马关条约》。经过长期精心策划和扩军备战,日本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国内激进组织玄洋社开始在朝鲜策动东学党叛乱,以此为日本出兵朝鲜寻找借口。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驻朝鲜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平息叛乱。李鸿章调遣两千四百六十五名清军和三艘军舰驻扎朝鲜牙山,日本内阁会议也通过决议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六月中旬,朝鲜招抚了东学党叛乱,事件平息。袁世凯奉命与日本谈判双方共同撤兵。但日本拒绝撤兵,而且继续派遣四千多人的部队登陆朝鲜,另派八艘战舰停泊在仁川。侵略的态势日益明确,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面对日本的挑衅,李鸿章企图寻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制日本,但遭到拒绝。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耽误了本该进行的战争准备。直到外交的希望完全破灭时,他才同意紧急派遣援军前往朝鲜。清朝租用三艘英国汽船,在三艘中国战舰护航下向朝鲜运兵。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在朝鲜湾击沉中国运兵船,九百五十名中国士兵落水而亡。八月一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日本政府为这场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战前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最终在华北平原与清军主力进行决战,迫使清军投降。达到此目标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第二阶段驱逐清军出朝鲜,进入中国决战。与此相应,清军采取的是陆军集结于平壤采取攻势;海军扼守渤海湾门户掩护陆军进驻朝鲜,采取守势的战略。九月十五日,日军大举向平壤进攻,以七千八百名士兵的兵力向只有两千九百名守御的清军发起猛攻。虽经总兵左宝贵率部顽强抵抗,但由于叶志超下令弃城,导致清军全军覆没。十六日,平壤陷落。十七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经过五个小时海战,中国损失四艘军舰,一千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只损失了一艘军舰。日本取得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随即,日军按照既定方案,从朝鲜侵入中国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旅顺。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日军对旅顺进行了三天大屠杀,中国无辜群众两万多人被杀害。目睹惨案的英国人艾伦在著作中详细记述了日军刺杀怀孕妇女、枪挑婴儿的残暴罪行。美国报纸强烈谴责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上是野蛮的怪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日军从陆路攻陷威海卫军港,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十一艘战舰被日本掠夺。自此,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均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海上,经营将近三十年的北洋水师,连同后方军港,全军覆没。当年四月十七日,代表清朝与日本谈判的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开放重庆、苏州、杭州、沙市为口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各种制造业。

甲午谈判

《马关条约》部分内容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条约,割地、赔款等内容传到中国后,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怒和抗议。各地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弹劾李鸿章,指责李鸿章卖国自保。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全国士子发起多次上书,要求清朝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但是,慈禧太后还是批准了条约,五月八日双方交换了批准书。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东亚两个最先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国家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这个近代化的过程中,清政府只是被逼无奈地在西方列强的一再打击下亦步亦趋地在有限领域进行着改革与整顿,社会整体与政治体制却顽固地坚守在旧体制之中。相比之下,日本的改革却是根本的。明治维新为日本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在此框架下开始商业、科学领域的改革,这与清朝的洋务运动有着本质区别。此外,人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缺乏远见,对外部事件的认识流于表面,不能预见未来的重大危机。同时又过度关注个人权力和派系势力,缺乏大局观念,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这些都影响着这场较量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中日两个国家都在1860年前后转身向西方学习,那么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学,就是要复仇的,‘师夷长技’我是要‘制夷’的。”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并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

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刺痛了中国人民,也让另外一个列强感受到了危机,这就是俄国。俄国在新疆地区的活动受到左宗棠和曾纪泽的有效遏制后,其主要目标一直在于远东地区的不冻港,它一直觊觎着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公开宣称:“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三月三十日,在沙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俄国政府决定努力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建议日本停止攫取该地。因此,由于俄法同盟的存在,俄国拉上法国一起干涉日本。而德国则意图使俄国卷入亚洲事务,以减少它对欧洲的压力,因此也积极支持这一动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订六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半岛,但条件是另增五千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三国协议下减为三千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与英德银行借款,从此在经济上陷入列强高利贷债务的深渊。

德国在胶州湾的总督府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即将举行,沙皇给慈禧太后发电,称如果清政府能够派出李鸿章作为贺使,他将不胜欣喜。于是,战后备受弹劾而失宠的李鸿章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以及贺使团长赴彼得堡参加典礼。这是七十四岁高龄的李鸿章第一次出使西方。但是,俄国对李鸿章此行埋藏着深厚的意图: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修通到海参崴,从而实现其逐渐向中国和平渗透的远东政策。五月二十二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谈判达成中俄秘密盟约,其中除了象征性地规定双方有义务在他国入侵时互相支援等条款外,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条款就是中国允许俄罗斯修建一条穿过黑龙江和吉林通往海参崴的铁路,中国划出土地供铁路建设房屋和管理之用,中东铁路局在该区域具有全权,包括警察权。这一条约使得俄国的势力必然向中国东北地区延伸,东北三省被划入俄国远东的势力范围之中。实际上,两年之后,俄国就开始向清朝提出租借辽东半岛的要求。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通过向李鸿章行贿五十万卢布、向清朝驻彼得堡公使张荫桓行贿二十五万卢布,促使他们说服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中俄条约》,将辽东半岛租借给俄罗斯。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依然提出要这个租借协议重新生效。按照这个协定,旅顺、大连就成了俄罗斯的军港。

向日本割让领土等条款,引起了列强纷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在这种狂潮面前,美国由于其建国以来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对卷入美洲以外的事端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1899年,美国向英、德、俄、法、意、日诸国递交照会,提出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要求。1900年7月,美国宣称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力完整。这一政策的提出,使列强赤裸裸的瓜分狂潮得以收敛。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中国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但中国人内心并未产生如此大的震动。中国士大夫们认为中国的制度与文化还是优秀的,西方只是在物质层面、坚船利炮上优于中国。所以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海军建设,清朝都把主要目标放在发展工商业和武器装备业上。但是,被同属东亚的一个与中国在同一时期被迫开放的小国日本彻底打败,这一事件给予中国士大夫心理上的震动是根本性的。从此以后,中国人心里的“华夏中心主义”开始解体,中国在道德上依然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不复存在。加上此后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促使中国人民思考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甚至抛弃清朝统治,按照近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新的国家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出现。从此以后,维新与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自强运动维新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