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逃离“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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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天，日本人攻占徐州，武汉的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因为长沙离武汉比较近，许多学校都搬家了，像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的临时大学搬到昆明，中大附中就搬到了贵阳。

过去有句形容贵州的俗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在贵阳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个晴天，除此以外天天都下雨，细细的毛毛雨不断地下，所以我对那三个晴天印象非常深，日子我还记得。1939年2月4日，万里晴空，真是没有想到，那天日本飞机来轰炸，炸得非常厉害，几乎炸了贵阳半个城。接下来连续三个晴天，天天拉警报，我们就跑到山洞里躲着，印象非常深。“地无三里平”，确是实情，贵州除了山就是山，而且什么都种不了，那真是穷山恶水，所以非常之穷。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记写过贵州，后来丁文江，他是我们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了，也写过贵州游记，非常逼真而生动。他说，贵州的穷你想象不到，贵州任何一个小饭铺只有两种东西可以下饭：一碟盐巴，一碟干辣椒，真是穷得要命。

为了躲避轰炸，我们在一个叫马鞍山的山里念书，离城里相当远，就更闭塞了。一来物质生活十分艰苦，衣服没有新的，冬天都不穿袜子光着脚，二则精神生活也很单调，等于与世隔绝，给我的感觉就像修道院一样。宿舍里是上下铺，住得满满的，早上一吹号就得起来军训，吃完早饭上课，上午、下午都上课，晚上自修，到了9点半钟熄灯睡觉。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念教科书，课外读物几乎没有，学校图书馆的书就那么几本，而且信息不灵通，顶多就是看看一两份报纸，知道一点新闻大事，不像战前在北京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去北京图书馆，可以逛书店，可以看电影、看戏，接触很多东西。中大附中的教师还是高水平的，记得我们化学老师上课不用讲义，完全是顺口讲，而且讲得非常之流利。可是因为条件差，实验通通没有了，那些化学反应式我们都是死背，等于是背咒语一样，至于这些符号代表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从1938年秋天到1939年秋天，我在贵阳住了整整一年，生活圈子小极了。一年365天不出学校，天天看的就是学校里的那些人，而且又偏远又穷困，进城既不方便又没钱，没有东西要买，过得非常闭塞，非常不自由，我总想早一点离开。本来我刚上中大附中的时候由于逃难耽误了半年，前半段高一又重读了一遍，心有不甘，再加上到了贵阳实在苦闷，所以决心跳级，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去考大学。一年要读两年的课，比如解析几何，还有高三的物理都得自学，所以也挺紧张的，不过还好，真被录取。班上也有同学和我一起跳班考的，还有后来和我在西南联大同学的，可大部分还是按部就班，结果就比我低了一级。

抗战以前，考大学、考中学都是各个学校分开考，各招各的，各考各的，比如你选定两三个学校，就到这两三个学校去考，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报。我记得1937年还是分开考的，到1938年就改成了统考，也是分几个考区，贵阳考区、昆明考区，还有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桂林，西部总得有七八个招生的点，东部被日本人占领了，像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就都没有、也不可能设考区，很多青年学子后来都跑到后方上学，这也反映了青年的爱国热情。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所以也很郑重的，国文、数学、英语，历、地、物、化这些都要考，生物好像就不考了，可能还考一门政治吧，或者考一门三民主义之类的，总得有这么一门，不过我记不清了。上午、下午各考两门，两天就考完了。那时候我们也填志愿，和现在一样，按照分数分入不同的学校，所以报志愿也有讲究，报高了、报低了都会失误。不过我上的两个中学都是名校，而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考大学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三个志愿报的都是西南联大，一个机械系，一个土木系，还一个什么系，我不记得了，反正没考虑上别的学校。

当年的考题我不太记得了，国文除了作文还考了一段文言文的翻译，那是《礼记·礼运》里非常有名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时候各地的学风很不一样，北京基本上是白话、文言参半，可是到了南方，文言文就更占优势。我们统考的时候也找历年的考题来看，清华北大的作文题都是白话，都看得懂，可是有份上海交大的考试题非常之难。上海交大是非常好的大学，请的都是清朝末年的一些老先生教国文，出了个作文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我连题目都看不懂，要是这个题目给我作文的话，肯定得零分。

那一年数学考题非常之难，不知道是谁出的题目，比我们中学所学的更深。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还记得，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问：把这个点到椭圆圆周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描绘出来了，可是列不出公式。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考完后跟我讲，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经他一说我才想起来，所以印象特别深，到现在还记得。另外，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生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我想历史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通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那是行不通的。文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坐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个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什么都往上面套，这是非常可笑的。比如一个科学的命题，它可能错，也可能对，但你不能说这个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无产阶级的。可是那时候我们就一定得按这个坐标去硬套，无论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得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有很多东西就说不通。再比如，原来我们的坐标是：地是不动的，日月星辰以大地为中心转动，后来哥白尼来了个革命，说大地是动的，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把坐标变过来了，不然很多现象讲不通。所以，扩大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这和宗教不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可是科学不应该是一种信仰，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那科学就没进步了。

及至发榜，贵阳考区的第一名是高我一班的许少鸿兄，后来和我在大学及研究院都是同级，至今仍保持联系。我排在他之下，是贵阳考区的第二名，西南联大本系的第四名。第几名对我来讲无所谓，能考入西南联大就是当时自己最大的和唯一的愿望了。

2. 西方教科书第二章（1939—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