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1)。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2)。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3)。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4)。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5)。知此四者，乃可为将(6)。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7)。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8)。”
【注释】
(1)“凡兵有四机”五句：四机，指用兵的四种要领。机，关键，要点。气机，指士气。地机，指地形。事机，指谋略。力机，指战斗力。施子美曰：“兵必有其用，用各有其要。四机者，皆用兵之要也。一曰气机者，谓其作气而使勇也。二曰地机者，谓因地形而用之也。三曰事机者，谓有以离其君臣上下也。四曰力机者，谓舟车士马之力，必欲其有余也。”朱墉引袁了凡曰：“所谓机者，必使气、地、事、力，无不由我抟转，方谓之机。四者操纵振作一自将出。”薛国安说：“在本篇，吴子首创了‘四机’理论，对将帅的指挥才能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把握四个关键环节：气、地、事、力。《吴子》对‘四机’并没有给出科学的定义，只是用类似举例的方法进行了大概的解释。‘四机’用现代语言可以大致依次解释为：士气、地形、谋略和力量（即战斗力）。吴子认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
(2)“张设轻重”三句：张设轻重，指掌握士气的盛衰情况。张设，掌握，了解。轻重，指士气的萎靡不振与高昂充沛。施子美曰：“法曰：战在于治气。欲治其气，则必作之使锐，养之使闲。杂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皆在于将，此之谓气机。怒自十倍，田单所以胜燕；彼竭我盈，曹刿所以胜齐。是得乎气机也。”刘寅曰：“言百万士众之气在将帅一人之气，故将勇则兵强，将怯则兵弱，气使然也。”薛国安说：“将帅如何‘张设轻重’呢？吴子并没有给出更多直接的意见。结合《吴子》全书及吴起的军事实践来看，大概有这样几点：一是‘教戒为先’，加强军队的教育训练。通过教育，‘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官兵在战场上能够自觉做到‘进死为荣，退生为辱’；通过训练，使官兵熟练掌握各种技战术，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此，就能增强其取胜的信心。二是提高作战指挥水平。将帅决策得当，指挥得法，号令清晰，部属依令而行，常常能够避免陷于疲惫危怠的不利局面之中，则不致军心混乱。如能常打胜仗，则更可以取得部属信赖和尊重，更利于鼓舞士气。三是提高军队管理水平。将帅能否做到宽严相济，信赏明罚，军令素行，能否做到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也会影响所部军心士气。总之，军队士气的盛衰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将帅要掌控部队士气的变化也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无独有偶，兵圣孙子也主张将帅要能掌握敌我双方军心士气的变化规律。《孙子·军争》篇提出了‘四治’之计：‘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显然，吴子思想与孙子的‘治气’‘治心’之说颇有相通之处，但孙子之说显得更加明晰。重视军心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大特点。早在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国布衣曹刿便成功地运用士气消长与战争胜负关系的规律，协助鲁庄公指挥，取得了战争胜利，并总结出一段千古传颂的名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唐代大军事家李靖提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厉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对吴子‘气机’的理解。”
(3)“路狭道险”五句：意谓道路狭窄险恶，名山要塞关隘，令十名士卒把守，便使一千敌人无法通过，这就叫掌握了地机。施子美曰：“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惟得其地，则据其险隘要害之处，虽十夫所守，可使千夫不敢过。夫是之谓地机。马陵道隘，孙膑所以胜庞涓；殽有二陵，晋人所以御秦师。是得夫地机也。”刘寅曰：“路狭道险，如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名山大塞，如蜀之剑阁，秦之潼关。十夫守之，千夫不过。是谓地机也。”薛国安说：“众所周知，地形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吴子把地形作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掌握的第二个关键，称之为‘地机’。可惜的是，对于‘地机’，吴子也没有展开论述，我们的分析仍需从全书着眼。吴子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地机’。他认为某国的战略地理环境会对其军队战斗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在《料敌》篇，吴子在分析六国战斗力及如何战而胜之的时候，就曾提到‘秦地险’是造成秦军易‘散而自战’的原因之一：因为地形险要，小的部、分队乃至单兵都可以借助有利地形各自为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秦军的传统。……在吴子的军事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秦军争夺河西之地的战斗中度过的。河西之地对魏国来说既是进攻秦国的桥头堡，也是抵御秦国进攻的最前沿，谓其性命攸关，毫不为过。吴子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华，全部夺取了这一区域，并以西河郡守之职率该区军民坚守十余年，牢牢扼住了秦国东出的咽喉。当魏武侯听信小人谮言将他调离西河郡的时候，吴子流下了热泪，痛心疾首地对手下人说：‘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历史的发展正如吴子所预料，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全据崤函之险，进退裕如，不断东出进攻关东六国，并最终统一了中国。吴子对河西之地战略价值的认识，充分反映出他是能够也善于从战略高度认识‘地机’的。”
(4)“善行间谍”六句：意谓善于使用间谍，派遣小股部队机动来往于敌阵，分散敌人的兵力，使其君臣互相怨恨，上下抱怨，这就叫掌握了事机。轻兵，指小股部队。咎，责怪，埋怨。施子美曰：“法曰：事莫密于间。则行间谍以离其情，用轻兵以分其势，使其君臣上下至于相怨咎，是之谓事机。秦人使间间赵，而廉颇果代；越人使间间吴，而子胥果杀。此得乎事机也。”刘寅曰：“善行间谍以离之，轻兵往来以疑之，分散其众，使力不齐；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此谓事机也。”薛国安说：“重视谋略，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兵圣孙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经典名言，就是这一传统特色的最好概括。从兵家始祖姜尚，到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到伍子胥、范蠡等谋臣武将，创造了无数重谋、用谋、谋胜的精彩战例。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吴子也高度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作用，把‘事机’——谋略——作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掌握的第三个关键。谋略是思维的产物，是智慧的表现，它在从大战略直到战役、战斗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彰显其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吴子‘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先戒为宝’‘以治为胜’等思想也是谋略。这些思想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飘渺玄妙之处，但实际上却是最为高超的‘大谋’‘远谋’！一个国家政治清明，上下齐心，武备强大，自然会对对手产生强大的威慑，使之不敢心存觊觎，也就在最大程度上远离了战争，正所谓‘大智不智，大谋不谋’。而要真正因时因势，贯彻好吴子这些思想，需要指挥员具备超前的战略判断力、果敢的决断力、坚韧的执行力等素质能力，恐怕要比战阵之间料敌制胜更难一些。《吴子》书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作战行动中的谋略法则，这些谋略法则基本是对孙子思想的继承。如：‘善行间谍’，使敌‘上下相咎’，大概来自孙子的‘亲而离之’；对‘愚而信人’的敌将‘可诈而诱’，对‘贪而忽名’的敌将‘可货而赂’，与孙子提出的‘利而诱之’相仿；‘轻兵往来’大概就是指孙子所说的‘作之’‘形之’‘角之’等侦察性作战行动。吴子在《应变》篇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战法，同样基本没有超越孙子的新论。”
(5)“车坚管辖”五句：意谓能让战车的轮轴坚固，战船的船桨好使，士卒熟习于战地阵法，战马熟练于驰骋奔腾，这就叫掌握了力机。管辖，指战车车轴两边的铁插销，用以固定车轮。橹楫，均指船桨，在船后单摇且形制较大的为橹，在两侧双划的为楫。闲，通“娴”，熟练掌握。施子美曰：“车以管辖而致用，故必坚之；舟以橹楫而后济，故必利之。以士则必习于战阵，以马则必闲于驰逐，是之谓力机。水陆并进，王濬所以平吴；兵马甚盛，吴汉所以克成都。此得力于力机也。”刘寅曰：“车坚管辖，备陆战也；舟利橹楫，修水战也。人习战陈，教练之有素；马闲驰逐，控御之有法。此谓力机也。”薛国安说：“吴子把‘力机’作为将帅领兵作战必须具备的第四个关键因素。训练部队，管理部队，培养、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为将者的份内之事。现代军事理论认为，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人，二是武器装备，三是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即编制体制。这三点，吴子均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吴子》中《治兵》《论将》《励士》等三篇主要是针对‘人’的因素而言的。同时，吴子也重视装备因素。比如，对于当时的重要装备战车，吴子指出要使‘车坚管辖’‘膏锏有余’。吴子对另一重要装备战马尤为重视，在《治兵》篇专门对驯养战马进行了论述，总的要求就是使‘马闲驰逐’。”
(6)知此四者，乃可为将：朱墉引邓伯莹曰：“‘知此四者’，‘知’字不得浅略，有洞晰精审区处得宜之意，不知固不可以为将，即有一不知，亦不可以为将也。”又引叶伯升曰：“‘乃可’二字，见将之不易为也。”《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说：“（《吴子》）对将帅的指挥才能，要求必须能掌握‘四机’，即善于控制士气，利用地理条件，运用战略战术和保持、加强部队战斗力。这比《孙子兵法》要求的‘智信仁勇严’更高、更全面。有关‘四机’的内容，《孙子兵法》都曾提过。不过概括为四个关键性的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论述，还是第一次。”
(7)“然其威、德、仁、勇”五句：率下，指将领成为部下的表率。施子美曰：“知此四机，虽可以为将，而所谓良将者，又必其有威、德、仁、勇也。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众，则施令而下不犯；足以怖敌决疑，则所在而寇不敢敌。盖能足以抚士，而后人莫不从；能足以制胜，而后敌无不服。威、德、仁、勇，此将之能也。推是以怖敌决疑，则可以制胜矣。故所在而寇不敢敌，非敌无不服乎？且吴起之为将也，前获双首者，虽有功而不赦，五万之众可使为一死贼，其威勇为如何？衣食必与士卒同，廉平可以得士心，其德为如何？以是而率下安众，则见于亲万民，使士卒乐死；以是而怖敌决疑，则见于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至于车骑与徒皆从受敌，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非所谓施令而下不敢犯乎？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兹非所在而寇不敢敌乎？”刘寅曰：“威，严畏也。德，恩信也。仁，慈爱也。勇，果敢也。四者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率下安众，德也，仁也。怖敌决疑，严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专言严也。所在而寇不敢敌，又专言勇也。”“旧本‘寇’上有‘而’字。”朱墉引《新宗》曰：“‘四机’虽足以运行变化，而‘四德’不足以安循士卒，犹不足以言全才也。故必威与德齐驱，仁与勇兼至，而后神其‘四机’之措施。”薛国安说：“‘五慎’之外，吴子还要求将帅具备‘威’‘德’‘仁’‘勇’的素养。……‘威’即威严、威信。将帅之威严源自何方呢？从上下文看，吴子认为将帅能够指挥有方，赏罚有信，就能有‘威’。‘德’的含义则颇广泛而含糊，概而言之，吴子心目中的将德至少应当包括‘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的所谓‘将之礼’，和‘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的封建社会荣辱观。‘仁’，即仁义、仁爱，大抵与《图国》篇提出的‘四德’（道、义、礼、仁）中的‘仁’含义相当。‘勇’，即勇敢。吴子对‘勇’的认识颇为深刻。他强调和欣赏‘勇’，但同时又指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在他看来，将帅的责任是专主旗鼓，‘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指挥全军作战，而‘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如果一名将帅只顾像偏裨士卒那样冲锋陷阵，就势必影响对全军的指挥，‘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因此，吴子要求的‘勇’是更加理智的‘勇’，是更高层次的‘勇’，是真勇、大勇，而绝非匹夫之勇。”
(8)“得之国强”三句：施子美曰：“观起之在魏而魏盛，在楚而楚强，兹非所谓良将乎？夫所谓良将者，以其才之出于自然，非人所可及也。知而谓之良知，能而谓之良能，皆其天资自然出乎众表也。故傅说之相高宗也，则以为良弼；魏徵之佐太宗也，则愿为良臣。将而谓之良，其可以强国安民，而非庸将所及也。”刘寅曰：“得而任之则国强，失而去之则国亡，如乐毅归燕而昭王盛强，奔赵而骑劫败死。此谓之良将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良将必审‘四机’而具‘四德’，然后国赖以强。”李硕之说：“吴子所说的‘良将’，就是指优秀的将领，即将领之中的出类拔萃者‘良将’，是吴子在论述了为将的标准和将领的职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称得上‘良将’的将领，还应具备两条：第一，将领具备的‘威、德、仁、勇’，要能够‘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第二，发号施令‘下不敢犯’，指挥作战‘寇不敢敌’。吴子非常重视选拔良将，强调良将在治军、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译文】
吴起说：“用兵大概有以下四种要领：一是气机，二是地机，三是事机，四是力机。三军将士，百万军队，掌握士气的盛衰情况而做出正确部署，全在于将领一人，这就叫掌握了气机。道路狭窄险恶，名山要塞关隘，令十名士卒把守，便使一千敌人无法通过，这就叫掌握了地机。善于使用间谍，派遣小股部队机动来往于敌阵，分散敌人的兵力，使其君臣互相怨恨，上下抱怨，这就叫掌握了事机。能让战车的轮轴坚固，战船的船桨好使，士卒熟习于战地阵法，战马熟练于驰骋奔腾，这就叫掌握了力机。懂得这四种要领，才可以成为将领。然而除此之外，将领还要具备威、德、仁、勇的品质，必须足以成为表率，安抚部众，震慑敌人，判定疑难，一旦发布命令，下属便不敢违犯，所到之处敌人不敢抵御抗衡。得到他国家就会强大，失去他国家就会危亡，这就是所谓良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