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1)？”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2)。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3)，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4)。”
【注释】
(1)严刑明赏，足以胜乎：意谓做到刑罚严厉、奖赏明确，就足以取胜吗？施子美说：“驱之而用之，不若使人之自为用。刑赏之用，所以驱之也。驱而用之，出乎勉强，有所不足恃也，孰若自为之用者出于诚心耶！”黄朴民说：“（严刑明赏）即严明赏罚。这是先秦时期大多数思想家在治国治军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尤以法家提倡最力。兵家对此也持赞同肯定态度，但同时主张推行政治道义教化，使两者相辅相成。”
(2)“严明之事”四句：悉，详尽地叙述。恃，依赖，依靠。《群书治要》卷三十六“严明之事”句下无“臣不能悉，虽然”两句。施子美曰：“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也。人心自从，则不必待赏而后劝，不待罚而后惩。彼惟恐攻之不取而战之不克也，岂严刑明赏所能驱乎？宜吴起以为不能悉其事。起非不能详尽其事也，以其不足恃，故不之悉也。”朱墉引张贲曰：“武侯严明足恃之问，只是要使人畏服，殊不知严刑之威，能行于刑之所加，而不能行于刑之所不加；明赏之令，能结于赏之所及，而不能结于赏之所不及，又何可恃？”又引唐荆川曰：“人最难得者心，而况号令师旅兵刃之际，尤为难之难者。使人主素无深仁厚泽以孚结其心，方且逡巡畏缩之不暇，而肯为人主效力耶？惟欣欣踊跃而令出惟行，趋事恐后，奋不顾身焉，则虽有敌国外患，庶可恃以无恐矣。岂严刑明赏之足恃乎？”
(3)“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三句：意谓发号施令而人们乐于听从，兴师动众开启战端而人们乐于作战，与敌人交锋拼杀而人们乐于战死。乐闻，乐于听从。交兵接刃，指在战场上交锋拼杀。《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夫”字，“人”均作“民”。施子美曰：“今夫三令五申，所以为号令也。申令而有不如法者，则令所不行也。故将用之际，必使之乐闻而后可。一鼓再鼓，所以兴师动众也。鼓之而不进者，则众为不可用也。将用之际，必使之乐战而后可。所指而莫不前死，所以为交兵接刃也。一有弃甲曳兵而走者，则无以得其死力也。故于己用之际，必使之乐死而后可。”朱墉引傅服水曰：“兵凶战危，将又死官，有何可乐？须知所以乐战者，以未战之先，有一步作用在。教之有勇知方，亲上死长，有以深入士卒之心，方与师而乐战。”又引《大全》曰：“三‘乐’字，真觉人心这一段踊跃，虽虎狼之众亦不可当，故云人主之所可恃者，非恃其斗战死也，恃其乐也。设一有不乐，彼虽斗、虽战、虽死，已不足恃矣。但吴子既言三‘乐’，其所以使之乐者，何不说些仁民爱物的工夫，而乃仅及三行享士，依然一刑赏之余绪也。”陈宇说：“本篇讲激励将士，尤其是激励广大的无功者‘三乐’的意义和作用。不限于‘明赏’，还注意用酒食等来直接激励广大的无功者，务必使人人‘三乐’，这是吴起的‘励士’主张与众不同的地方。吴起论述‘励士’，即是鼓励全体将士期望立功。既主张奖励有功将士，又必须同时激励无功将士。他非常强调军队整体士气的重要性，全体将士的士气是战斗力，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只有提高全体将士的士气，同仇敌忾，奋勇作战，才能形成所向无敌的强大战斗力。”
(4)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无“主”字。施子美曰：“是三者，皆人心之乐从也。人主之所恃者，不在是乎？昔武王伐商之际，《牧誓》一作而人莫不从，白旄一麾而人莫不进。至于如熊、如罴、如虎、如貔于商郊，则其为交兵接刃之际，又为如何？其为乐闻乐战乐死者可立见矣。武王惟此之恃，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朱墉引《开宗》曰：“此言刑赏不足恃，必士卒乐为之用，乃可为恃。”
【译文】
魏武侯问道：“做到刑罚严厉、奖赏明确，就足以取胜吗？”吴起答道：“刑罚严厉、奖赏明确这方面的内容，我不能向您详尽地叙述，虽然这方面的内容很重要，但我深知它不是您要依赖的关键所在。发号施令而人们乐于听从，兴师动众开启战端而人们乐于作战，与敌人交锋拼杀而人们乐于战死，这三点，才是君主应该依赖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