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再强调计划经济为主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政学界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实际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很注意改革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强调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要“配套改革”。可惜这一精神并没有得到贯彻。当时，对于改革有多种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整体协调改革论”，一种是“企业改革主线论”。中共中央高层和学术界相当一批人提出了对经济进行全面、配套改革的思想。
1985年9月2—7日，在由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有60余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国务院总理在开会前就会见了全体外方专家，听取他们对中国改革的意见。
“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转折时刻的一次思想启蒙会议。会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 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四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与会代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渡步骤、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得出“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通过改革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等基本共识。
1986年初，国务院领导也提出了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4月，国务院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该办公室拟定了“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但在1986年10月，国务院停止执行该方案，放弃了配套改革，转向实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的包干制度。
但无论是以企业改革为主，还是以配套改革为主，都离不开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深度思考。1987年2月6日，为筹备中共十三大，并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等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他有针对性地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6) 邓小平的这一新见，把计划经济的地位降了格，开始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引导，预示着改革思路要出现大的突破。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了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但对此做了新的发挥。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7) 通过扩大和突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指令性计划必然要退居次要位置，使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更加倾向了市场经济。
此后两年间，中国经济学界在改革理论认识上深入推进，取得了系统性的思想成果。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了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理论。在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路和国有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理论。在流通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有计划的商品流通体制理论。在价格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理论。在分配体制改革理论方面，提出了“合同工资”“效益工资”等一系列新观点，开拓了分配形式多样化的新思路。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提出由单一到多元投资体制的改革理论，主要表现为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建设市场化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各地包干“分灶吃饭”，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权限的理论。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由点到线到面、不断扩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的阶梯型、渐进式开放理论。这些认识更新，有力地支持和推进了经济改革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