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理整顿期间思想上的激烈交锋
198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全会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重要性及其成果的基础上，也客观分析了改革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对政治经济稳定的威胁。全会提出：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协调地发展，必须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198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社论认为：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对改革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
不幸的是，广大群众对几年来持续物价上涨的不满，对党政机关和社会上“触目惊心”消极腐败现象的愤恨，随着胡耀邦的去世，各种情绪的涌动到了6月初终于酿成了让人痛心疾首的政治风波。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波虽然很快平息了，但政治风向剧变之下，当然也影响到了对过去改革路线的质疑，以及对未来改革方向的迷茫。
首先在领导层，对于中国改革的认识就有了模糊。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陈云一贯主张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尽管后来他同意关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但仍然坚持“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 (16) 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与陈云的主张一致，后来思想也有了很大发展，但在1989年的时候，他的思想也有点模棱两可。例如，他在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17) 但是，这个“结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结合？实际操作中是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人们仍然吃不准，也说不清。对于人们心中的疑问，邓小平当时还表示：“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 (18) 同时他又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
既然高层说不清，就难免产生理论界的激烈交锋。1989年8月7日，《理论信息报》发表署名文章《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十二个表现》中，把崇尚市场调节的作用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八个表现。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11月7日，在中央召开的总结1989年“动乱70天”经验教训的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许毅指出：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许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具体道路上的问题是对于改掉什么、改成什么不清楚。他提出应当用扩大市场作用的新办法来代替承包制。
进入1990年，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作者说，资产阶级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于是，当时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人士，处境就有点被动和孤立了。
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据吴敬琏的回忆：“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20) 与上次交锋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反驳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还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并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其他与会者有支持许毅观点的，也有支持吴敬琏立场的。由于双方互不相让，一时间就形成了意见明显相左的两派。
一派是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等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提出“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实质性意义。”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后不久，86岁高龄的薛暮桥马上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我国现今的社会经济只能是一种商品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坚决改革；第二，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必须实行计划管理，微观活动则应广泛采取市场调节；第三，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建立平整的、通畅的、公平的商品交换市场，使所有企业都能够以同等条件进行自由竞争。 (21) 为此，他建议中央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在1990年11月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指出“要实现中国的腾飞，除了坚持改革开放，迅速建立市场经济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 (22) 马洪在1991年发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展望以及我的经济观》一文中指出：今后改革的基本方向，关键在于实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市场发育尚不充分，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旧体制的因素还程度不同地存在，今后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实现计划职能的转变和促进市场发育，即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23) 刘国光则撰文强调要破除两种迷信，即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迷信计划，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并不迷信市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计划指导和宏观控制的市场取向的改革。 (24)
另一派是有林、许毅、卫兴华、吴树青等坚持“计划立场”的学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革除原有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而并不是改掉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能而且必须有计划地发展”。
有林认为，“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不能完全排除自由的市场经济，但绝不能使它成为主体。它成了主体，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这决不只是逻辑推论，已为演变后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所证明。” (25) 吴树青撰文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26) 卫兴华也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不过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模式而已。……如果我们真的完全去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去决定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公有制经济的瓦解” (27) 许毅则公开提出：必须从市场经济回归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才能扭转国民经济中的混乱现象，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机制。 (28) 甚至有一些学者批评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搞资本主义，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29)
就这场争论的发生而言，应该说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有助于人们充分而正确地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于推进经济体制由过去管得过多、过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重大而积极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改掉社会主义计划性的主张，对于人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这两派的思想主张，都不应该简单地予以批评和否定，而是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加以认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两者作用。
当时改革理论上的激烈争论，必然导致改革行动的踌躇。据1990年8月受命出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忆述：当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 (30)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改革陷入了“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的两难局面。 (31)
在这期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高决策层积极研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路子。1990年7月到9月，江泽民亲自主持召开了几次经济形势座谈会，既有经济学家参加的，也有搞经济工作的老同志参加的，还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参加的，他要求与会人员“要齐心协力找到一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具体化的路子”。 (32)
在这种背景下，陈锦华一上任，就立马布置体改委的研究人员整理了两份材料，一个是国内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其中，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的江春泽，于9月30日提供的一篇《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材料，扼要介绍了从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开始，西方学术界对是以中央计划机关还是以市场作为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进行长达一个世纪争论的情况。这个材料表明，最先提出用中央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学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而是西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在这个问题的争论初期，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主张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同坚持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没有关联。“材料清楚地表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应当用市场。”陈锦华把这个材料“立即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据他回忆：“江泽民看了以后特地给我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还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 (33)
当时，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薄一波，也对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经过历时一年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后，1991年秋他撰写《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文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参阅。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就是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以往苏联那样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那样的私有制基础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把宏观计划指导和有效的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新经济体制。 (34) 在计划与市场的地位、作用及二者关系方面，他强调计划和市场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在运行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计划主要从宏观、总量和结构等方面解决好重大的资源配置和重大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等问题，市场主要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对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作用。 (35) 他的这些思考，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改革前途的热切关注。
当时的思想争论，不仅仅限于国内理论界，在国际社会也有波及。1991年9月，江泽民会见到中国访问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双方谈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时，“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私有化” (36)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是以推行私有化著称的，她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西方的主流思想。江泽民不同意撒切尔夫人的观点，并同她进行了讨论。从中可以了解到，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还要敢于突破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框框。
为了能够从激烈思想纷争中理出个头绪，从1991年8月中旬起，江泽民总书记又着手筹备新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于10月17日正式召开，至12月14日结束，一共开了十次会，先后邀请20多位专家参加。与会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37)
尽管如此，1989—1991年中国政学界总体上陷入了改革的彷徨阶段。虽然1990年12月在北京、1991年2月在上海，邓小平继续阐述“计划和市场都得要”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但是，这并没有平息一些理论家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围攻批判，也没有能够克服“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主流意识。这说明，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扫清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前进的阻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