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围绕“价格闯关”的政学分歧
1980年代初的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中，对过去由政府规定产品统一价格的做法进行微调，采取了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这一过渡办法，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为非公经济的生存发展打开了空间，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和活力。但人们也很快发现：价格双轨出现后，实际产生了不公平交易的两种规则，引导各种黑市交易逐渐盛行，经济生活出现混乱，计划指标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执行。到1983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主管官员都已认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成为经济改革的“拦路虎”。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处于商品经济中枢地位的“价格”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这个背景下，“莫干山会议”后一批青年经济学人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思路——“放调结合”：放开计划外价格和调整计划内价格，两条腿走路——开始被决策层接受了。
1985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几位研究人员，向上提交了一份题为《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随着渐进改革中国家指令性计划减少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它通过边际调节的作用，改变和优化了企业行为和资源供求配置关系。为此，报告提出近期任务是完善双轨制，同时加快其他领域的改革。当年年底，面对各方对双轨制的批评和指责，又有几位青年学者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报送国务院，并于1986年在国务院的相关会议上多次向领导们当面阐述了报告思路。他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经济大国，经济模式转换不可能一步完成，必须有一个双重体制并存和转化时期，价格双轨制是模式转换时期双重体制并存的典型表现。国家主动自觉地因势利导，让计划外价格合法化，组织和发展市场，同时不断小幅上调牌价，逐步使价格归一，这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 (8) 这样，放调结合、增量渐进的双轨过渡思路，不仅成为价格改革的主调，而且在学界逐渐延伸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性思考，把双轨制从价格领域进一步推广到整个体制模式转换上。由于双轨制逐步过渡的核心理念，与邓小平提出的“摸石头过河”战略不谋而合，所以，上述学者的建议，也就得到了决策层的暂时认同，1986年曾经形成的“整体规划、一举突破”的方案被搁置。
当然这种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很快就受到了巨大挑战。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计划内外价格的巨大差距使得挂靠党政军机关的各种翻牌公司林立，倒买倒卖，获取差价。由于我们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人们对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和不公平的容忍度很低，对逐渐兴起的“官倒”恨之入骨。二方面是经济上的。1984年到1988年，中国财政和信贷都连续松了五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三倍，平均每年增长32.1％。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很热，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到1987年上半年，粮食、肉食、蔬菜甚至是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均大肆上涨，引起了整个生活指数的上升。对此，老百姓怨声载道。 (9) 三方面是理论上的。1988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传入中国，其“急剧转折”的思想吸引了不少中国年轻人；西方“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在学界有了大批拥趸。当时，弗里德曼直接指出：“你们不应该有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任何体制都有害。” (10)
1988年4月政府换届后，5月5日邓小平找新任总理李鹏谈话。李鹏汇报了人大会上代表们反映最强烈的就是物价上涨和市场价格混乱问题，邓小平当即表示物价问题肯定要解决。鉴于城市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但进展不大，邓小平很快就明确提出，只有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首次公开强调他三年前的思想，说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他表示：“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11) 由于“一步到位”的改革诉求已经有了相当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影响，当时理论界和媒体很快就把邓小平决心要过物价改革这一关的意见，解读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整体攻关突破，一时出现了“此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的社会舆情。
在这种氛围中，中央随即决定在原定下半年进一步放开名烟酒价格的同时，重拾1986年底被搁置的“目标设计、整体规划、闯关突破”的思想，制定一个大的物价工资总体改革规划。1988年5月上旬，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启动“物价闯关”，希望在短期内全面放开物价，迅速理顺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
5月25日至27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召集中央十多个部委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其中，有两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吴敬琏。决策会中，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但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不同意见。刘国光认为，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但是，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吴敬琏公开支持刘国光意见，他说：“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但是中国4月份已出现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形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抢购，造成严重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应该警惕。据说，时任总书记和两位经济学家发生激烈辩论，以至于十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 (12)
争论归争论，物价闯关的决策，仍然得以顺利通过。5月30日到6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连续三天的全体会议，并请重点省市委书记列席，总题目是理顺价格，并决定由国务院抓紧制订具体方案，以便8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拍板。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开始为物价闯关打造舆论。7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确定五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二年微调，计划五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正式批准了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8月19日，新闻公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
但出乎预料的是，“闯关”政策一出台，立即震动全国。这条新闻发布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抢购又带来了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此后两周内，抢购潮和挤兑风迅速蔓延到全国。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达到19.3％，8月份更是达到20％以上。受抢购影响，8月份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大大超出储蓄存款增长70.3％的幅度。各地反映，部分商品库存已经超出最低警戒线。 (13) 面对经济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8月27日晚，中央主要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说已征得小平同志同意，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物价改革的方案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承诺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这样，历时三个月的“物价闯关”被迫中止。
“价格闯关”引起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 (14) 1988年年末，当经济局势平稳下来后，中央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多人感慨不能好高骛远，说看来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物价闯关”失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思想混乱和经济乱象相互交织，促使社会向动荡的边缘滑行。香港《镜报》称，此时的中国，“改革者处于十字路口。他们离开陈旧的计划经济大厦已经很远，不可能重新返回。但是，他们又没有胆量完全迁入全部市场机制的新居，因为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而且这样做也违背他们中央计划经济权限的概念。走在中途处境最难：在既不能完全按照计划经济，也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办事的中途，出现了真空地带”。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