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乙亥岁尾，老父病重，我由京返乡陪护。一日下午，忽听窗外大街上，传来一女子的号啕，众人皆愕然。少顷，号啕声从胡同里转过来，逼近我家院子，更加响亮骇人。我大姐惊道：“‘高参’来了！”
只见一个女人，仰着红彤彤的大脸，张着大嘴，哭嚎着进入我家院子，“大舅啊……俺的个亲舅啊……你怎么狠心撇下俺走了啊……”
我大姐恼怒地冲出去。父亲举起一只颤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别……别……别惹她啊……”
我大姐恼怒地说：“‘高参’，你这是唱的哪一齣？”
“高参”满脸的悲痛表情就像落在烧得通红的炉盖上的一滴水，欻的一声便消失了，随即换上了一副惊愕的表情，说：“不是说俺大舅‘老’了吗？”
“俺大好好的呢！”我大姐说。
“您看看您看看，这些该死的造谣分子，”她一边说着，一边闯进了我父亲的居室，看到我后，她的脸上出现了喜洋洋的表情，道，“表哥，您啥时回来的？”然后伸出手来——其实我们老家人见面，尤其是男女之间，并无握手的习惯，但把她的手晾在那儿也不妥当——我感到她的手又大又硬，力气很足，心中便莫名地对她生出一丝敬意。然后她又与我堂弟等人一一握手，这派头既不像个女人，也不像个农民，倒很像一位市里来的干部。最后，她俯身问躺在床上的我老父：“大舅，你还认识我吗？”我老父摇摇头。她提高嗓门说：“大舅，我是覃家庄上的覃桂英啊！”我父亲还是摇头。她又说：“大舅，我是二梅啊，我姐姐叫大梅啊！”我父亲直着眼不吭声。我姐姐大声说：“覃家庄俺姑的侄女，‘高参’！”
我父亲笑了，用微弱的声音说：“‘高参’……知道，太有名了……了不起……”
父亲的脸上好久没见到笑容了，也好久没说这么多话了，我的心里感到欣慰，因“高参”号啕而来带给我们的不快也随之消散。
“俺大舅真幽默。”“高参”道。
“坐下吧。”我父亲说。
坐在我对面的堂弟慌忙站起来，把凳子让给“高参”。我也恭恭敬敬地为她倒了一杯茶。她呷了一口茶，摸出一盒细支中华烟，问：“不介意我抽烟吧？”我大姐道：“‘高参’，你还是别抽了，俺大咳嗽。”她将烟装到口袋里，道：“也是，尽管抽烟是人权的一部分，但我的人权要建立在不侵犯别人人权的基础上才可以实施。”我诧异地看着这位出语不凡的胖大妇人，一时找不到要说的话，想说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又觉得不妥当，便生生地咽了下去。我姐姐看出了我的尴尬，便道：“你可不知道‘高参’有多厉害，胶东半岛都有名的人物。”
我堂弟道：“岂止是胶东半岛，全中国都有名呢！”
“姐，弟，你们就别讽刺我了。”“高参”嘴里这样说，但她的神情却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跟表哥这样的大作家比，我算什么？草民一枚！”
“您老人家可不是‘草民一枚’，”堂弟说，“您是著名‘公知’，策划大师！”
“什么‘公鸡’‘母鸡’‘大师’‘小师’，”她说，“我不过是一个为弱小者争利益，为受迫害者鸣不平，为创造和谐、公正、民主的乡村社会而不计报酬、不遗余力的乡村知识分子。”
她的话让我震惊。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从一年级下学期到二年级上学期，我与她共同使用一张桌子。因为她是我姑的侄女，也算是沾亲带故，所以我们俩相处得还算友好，我记得她爱好画小孩，无论是上语文课还是算术课，她都在偷偷地画小孩。她的所有课本的空白处都画着大大小小的小孩，她画的小孩都是大头细脖招风耳，看上去很有趣。她小学之后又混过两年农业中学，我之所以说“混”，是因为那时的农业中学没有什么文化课，基本上以干活为主。这样的学历在当时也不算低，但放在眼下，那就跟文盲差不多了。最近几年我有很多时间待在故乡，发现我当初那些小学同学，一个个都变得妙语连珠，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其见识与境界都不逊于大学教授。而当年我所熟悉的那种见了公社干部就吓得不敢大声说话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在一次关于新农村文学的研讨会上，我说新农村之所以新，当然包括新房子、新街道、新家具、新食品、新品种、新的耕作方式等等，但更重要的是新人，二十岁三十岁的农村青年是新人，像我们这些“50后”，经历过人民公社大集体劳动的一代人，实际上也与时俱进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大部分农民也都成了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他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了网络大海里的游鱼。他们使用着网络，也创造着网络，他们在网络上扮演着与自己的身份大相径庭的角色，他们像鱼虾一样在网络海洋里寻找着自己的食物，有时候也能扑腾出大大小小的浪花……
“高参”的手机响了一声，她迅速地将一款老旧的“华为”从宽大的黑色半大衣口袋里摸出来，点开，手机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覃姐，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平度有一个客户想见你，有空的话就去赵志餐馆，我订个包间。”她按着手机留言，骂道：“去你娘的，我正要找你算账呢，你说俺大舅‘老’了，我现在就在俺大舅身边，俺大舅精神好着呢，刚刚吃了半只烧鸡还喝了二两茅台！你这个造谣分子，我饶不了你！”她将手机装进口袋，说：“这个‘花脖子’，睁着眼说瞎话，他给我发微信说，您大舅‘老’了，你快去看看吧！我一听，脑袋里轰的一声，眼睛里冒了一阵金花，急急忙忙地就赶来了……”她探身问我父亲，“大舅，你不生我的气吧？都是‘花脖子’这个杂种造谣！”我父亲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
“谁是‘花脖子’？”我问。
“‘花脖子’是你小说《黄玉米》里的土匪啊，表哥，”她说，“被‘别光腚’那小子注册成了他的微信名。”
“谁是‘别光腚’？”我又问。
“别叔宝的三儿子，别广庭。”我堂弟说。
“小名叫‘铁柱’那个，”我大姐道，“你当兵那年六月生的，他大哥叫金柱，他二哥叫银柱。”
我算了一下，感叹道：“怪不得老了，我当兵走那年生的小孩都四十五岁了。”
我堂弟道：“‘别光腚’当爷爷都当了三年了。”
这时，“高参”口袋里的两个手机同时响了。她摸出了刚才摸出过的那款旧“华为”，又摸出一款新“苹果”。她看了一眼苹果手机，嘟哝了一句，又看华为手机，揿响，还是那位“花脖子”的声音：“覃姐，你可别怨我，我是听‘九儿他爹’说的。他说你大舅可能‘老’了，因为他从村委的监控器上看到莫言回来了……您看看，您看看，表哥，这年头……”
我吃了一惊，道：“村子里还有摄像头？太厉害了！”
“高参”道：“所以，表哥，得网络者得天下，失网络者失天下；得网络者得民心，失网络者失民心。我们要做网络的主人，不做网络的奴隶。所以，网络是天堂，网络也是地狱；所以，可以利用网络伸张正义，也可以利用网络冤杀好人；可以利用网络消费，也可以利用网络赚钱……总之，网络能把人变成鬼，也能把鬼变成人，当然也可以把人变成神……叫喊了几十年的‘缩小三大差别’，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刚兴起互联网时那句‘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话现在基本上还适用。总之，表哥，自从有了互联网，我觉得自己才真正地过上了人的生活……”
“佩服，覃桂英，不，‘高参’，”我说，“我枉在北京待着，但实际上孤陋寡闻，感谢你给我上了一课。”
“表哥，我和我的网友们，都是你的铁杆粉丝，你可以去你的‘吧’里看看，看看我们是怎样挺着你、护着你，为你与那些喷子们打架的。”
“谢谢，老同学，我真的落伍了，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
“你与你朋友新近开那个‘两块砖’公号我已关注了。太保守了，表哥，你们根本不熟悉网络的运作规律，折腾了大半年，才几千个粉丝，如果交给我给你们经营，三个月，我不给你顺来一百万粉，我就不姓覃了。”
“你早就不姓覃了，”我堂弟说，“你姓高叫‘高参’。”
“姓高也没什么不好，俺姥娘家不也姓高吗？”
“我很想知道你用什么方法能给我们吸来一百万粉丝。”我说。
“哎哟表哥，这事可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的，这么着，”她摸出两块手机，道，“加个微信，过几天咱们坐下来细聊。”
“你扫我吧。”我说。
“我把自己推给你好几次请你加我，你都不理我，”她白了我一眼，然后用两块手机先后扫了我的二维码，说，“你得确认我，‘高参’和‘猪大自肥’。”
“‘猪大自肥’，这名字真好！”我说。
“我还有三个名字呢，一个是‘孩子哭了给他娘’，一个是‘奶胖不算胖’，还有一个是‘梅开二度’。”
“你有五个手机？”我惊讶地问。
“平度的‘老丈人的青鱼’有十二块手机呢。”她说，“我还有两个公众号，一个叫‘红唇’，一个叫‘绿嘴’，表哥你得空关注一下。”她俯身向我父亲，说，“大舅，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俗谚道‘一个谣言，增寿十年’，大舅，你要树立信心，不要老觉得自己老了，该死了，没那事，这美好的生活，大好的时光，怎么能舍得死？现在咱们县的平均寿命已经到了八十四岁，百岁老人有一百多个，就您这身板，一定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六世同堂！”
她走后，我父亲悄声对我说：“千万小心她啊……”
我说：“大，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