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就不详说水田插秧之后第二天，喝得醉醺醺的覃桂英之父扛着土枪来学校找李圣洁老师算账的事了。我也不打算细说几年之后覃桂英当了红卫兵的头头，用一把锈钝的破剪刀钗下李老师的双辫子然后拧成一条鞭子抽打李老师面颊的事了。但我永远忘不了覃桂英之父覃老九对着我们学校院子里那棵钻天白杨树开那一枪。覃老九与我姑父是堂兄弟，大排行第九，故人称覃老九。他那一枪震动了我们学校，校长吓得脸色干黄，李老师吓得脸色苍白。覃老九弯腰捡起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只血乎乎的麻雀，扔到李圣洁老师面前，高声大嗓地喊道：“你们到覃家庄访访，我家上溯八辈子都是贫农，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欺负贫农女儿就是欺负革命！”说完他便扬长而去。我尽管可以不说，但我也永远忘不了覃桂英抽打李老师时那凶狠的表情。当时她只有十一岁。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为什么会那样的毒辣？这事儿至今我还是感到困惑。面对着谷文雨与覃桂英毒打李老师，我们还跟着喊口号，尽管我们都知道插秧那天李老师根本不知道覃桂英脚上有赘趾，如果知道，以她的知识和教养，她绝不会让覃桂英下水。尽管我们都知道在覃老九持枪闹学校后的那个暑假里，李老师出钱出力，带覃桂英去县人民医院做了矫形手术——李老师的父母都是上海下放来的高级大夫——手术非常成功，手术成功的标志是覃桂英穿着当时女孩子都喜欢穿的那种白球鞋在操场上跳绳。按说李老师已经很好地弥补了她无意中带给覃桂英的心理伤害，甚至她都可以算作覃桂英的恩人，但面对着暴行，我们无人敢言，不敢言也不完全是胆小怕事，而是基于一种巨大的困惑。现在回想起来，谷文雨从覃桂英手里夺过那根辫子扭成的鞭子，抽打着李老师翘起的屁股时，有明显的性侵意识，是十足的流氓行为，而当时学校里那位眼珠泛黄的造反派总头目周玄黄老师，不但不制止，反而领我们喊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狗崽子李圣洁！打倒资本家的臭小姐李圣洁！许多年后，当我质问谷文雨为什么要那样侮辱李老师时，他红着脸说：都是周玄黄教唆的。许多事可以不写，但李圣洁老师之死必写。就在那次剪辫批斗后不久，李圣洁老师跳进了学校伙房院中的水井。当人们几天后将她从井中捞上来时，她的尸身已泡得发了胀。面对着她的尸身，学校的实际负责人周玄黄也手足无措。这些造反派大多数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特征是疯狂，他们的特长是破坏。最终还是被打倒的校长给周玄黄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议他向上级报告请公安人员来检验尸体确定死亡性质，二是建议他派人去通知死者的父母。但当时正是党委政府和公检法被砸烂、革命委员会又没成立的混乱时期，周玄黄派一个老师去公社汇报，那老师回来说找不到人汇报。而去县医院找李圣洁父母的那位老师回来说李圣洁的父亲死了，母亲疯了。校长又向周玄黄建议，跟村子里协商一下，把尸首埋了吧。当时村子里的干部也全被打倒，村子里的红卫兵头头是周玄黄的小舅子，姐夫给小舅子下令，小舅子就安排了村子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被打倒的支部书记、大队长等人用苇席将李圣洁老师的尸体卷起来，抬到两县交界处的一块荒地里，挖了一个坑埋掉了。这帮人按照习惯，还给李圣洁老师堆了一个坟头，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他们在坟头前保留了一棵野生的杏树苗，十几年后，那棵杏树已长得有四米多高，由于无遮无拦，枝杈便自由地向四处伸展，生成了一个庞大的树冠，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棵杏树从第三年便开始开花，结杏子，花开得十分美丽，但杏子又涩又酸，无法入口。我上到五年级便辍学回家务农，当时中学已停止招生，覃桂英、谷文雨等人上完六年级也都回了家。后来在小学校旁边建了两排瓦房，成立了一个农业中学，学制两年，谷文雨、覃桂英等人又回来上中学，我也很想去上，但当时学校已由贫下中农管理，而管理中学的贫农代表就是覃桂英的父亲覃老九。覃老九当时与他的堂哥也就是我姑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闹矛盾，城门起火殃及池鱼，我上中学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剥夺我上中学的理由是我婶婶的娘家是富农，而我父亲和我叔叔还没有分家。
覃老九虽然是个文盲，但他却成了管理学校的模范。他的阶级觉悟高，看问题能看到根本。县革委曾请他给全县的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们讲话。他说：
“其实也没什么经验，就几句话，那就是，决不能让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读书识字，不但不让他们的儿子孙子读，他们的孙子的孙子也不让读，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江山不变颜色。”
当时，我每天赶着牛羊从农业中学的窗户外经过，看到我那些昔日的同学在教室里打闹，有时也会看到他们在操场上打篮球打排球，心里感到很失落。我姐姐安慰我说这样的学上不上都一样，但我心里还是难以排解失学的痛苦。有时候我会牵着牛久久地伫立在操场边上，看着他们追逐打闹。我看到，以学生身份被结合到学校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的覃桂英手拿着一沓稿子在操场边上，边走边背诵。很快她便成了名闻全县的演说家，她的高亢的嗓门，丰富的面部表情，变化多端的手势和肢体动作，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和掌声，也为她走上政坛铺平了道路。
我牵着牛羊在操场边上还看到谷文雨在篮球场上的杰出表演，他在中学生里边依然是年龄最大个头最高。我看过中学与邻县中学的一场比赛，谷文雨是主要得分手，他的带球三步上篮潇洒而漂亮，引得女生们一阵欢呼。尤其他的鼻子被对方的后卫一掌扇破后，他表现出的风度和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更让观众赞掌四起。
后来，覃桂英又到公社驻地的高中去上学，中学毕业后就到公社革委会当了勤务员，负责给公社的领导端茶倒水之类的工作，公社成立宣传队后她又成了宣传队的报幕员，谷文雨高中毕业后回了家。我知道他的理想是当兵，但体检时发现他的心脏长在右边。尽管他又蹦又跳又喊又叫来证明他的身体很好而且比那满院子参加体检的青年都好，但最终他还是被淘汰了。征兵的名额太少，而想当兵的身体合格政审合格青年太多，心在左边的已经足够挑拣，何必选一个心在右边的呢？据说这些都不是他落选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负责征兵工作的公社武装部部长，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奇事向前来检查征兵工作的县武装部政委吕森汇报时，那吕森竟然说：心脏生在右边？这不天生是个右派吗？也许吕森政委只是开了一个玩笑，但下边的人听了可就是如雷贯耳，所以在许多年后，谷文雨酒后还会大声叫骂：
“吕森啊，你这个老王八蛋，毁了我的前程。”
谷文雨没当成兵，心情十分低落，这时，大队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吐故纳新运动中发展他入了党，并随即让他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这显然是把他当成了支部书记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当农村干部虽然比不上当国家干部风光，但也比当社员要好很多。有一次在通往公社那条大路上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与骑着一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的谷文雨迎面相遇时，我跳下车想与他叙叙同学之情，他却仅仅是含义不明地嗷叫了一声便飞驰而去。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至于十多年后他为了女儿找工作的事求到我时，尽管我碍于面子没拒绝，但心里感到很别扭。
我堂姐小学时与我同班，后来上农中又与谷文雨、覃桂英同班。到公社驻地上高中时，她又与覃桂英同班，她了解这两个人的所有情况。我堂姐说谷文雨回乡当了支部副书记后曾向在公社当服务员的覃桂英求婚，但遭到了拒绝。我堂姐说覃桂英对她说这事时十分鄙夷地说谷文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说他们两个在小学时就合伙把李圣洁老师欺负得跳了井，他们应该算革命战友啊。我堂姐说公社陈书记看好覃桂英了，早晚会把她转成吃国库粮的干部，一旦转成干部就会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你想想，我堂姐说，人家覃桂英有这么好的前程怎么能看上谷文雨？
我当兵前最后一次见到覃桂英是在公社卫生院的病房里。那是1975年的中秋节前，此时我已经在县第五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我回家背口粮时见母亲躺在炕上痛苦呻吟。我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一根木棍，把母亲用绳子揽在木棍上防止她掉下来。我驮着母亲到了公社卫生院，正好遇到了在卫生院当副院长的我同学杨忠义的哥哥杨忠仁。杨忠仁替我母亲诊断了一下，说是急性胆囊炎，需要住院。当时公社卫生院里只有四间病房，三间是普通病房。每个病房里四张病床，一个房间是干部病房，里边有三张病床。普通病房没床位，干部病房暂时无人住。杨忠仁就把我母亲安排在干部病房里，他对我母亲说：
“大婶子，你先在这里住着，如果有干部来住院再想办法。”
我母亲虽然病得沉重，但还是对杨忠仁千恩万谢，并嘱咐我永远不要忘记杨大哥的恩德。
我工作的棉花加工厂距医院只有一墙之隔，我向厂里请了假，便过来照顾母亲。一个名叫王寅之的男护士，颇不耐烦地给我母亲挂上吊针，然后怒气冲冲地问：
“谁安排你们住进来的？”
我恭恭敬敬地说是杨副院长。他蔑视地哼了一声，吓得我心惊肉跳。
下午又有一个病号住进了这间病房，生病的人是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队员，一个胖乎乎的知青，听口音是青岛人，侍候他的就是覃桂英，这时我才知道她已经是学大寨工作队的队员。由县一级组织向社村派驻学大寨工作队，是一个全国性的、持续了四年之久的运动。工作队成员由机关干部、工厂工人、知识青年和少数农村户口的青年积极分子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督促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些人白天巡回检查，有时也帮社员干点农活，晚上开会演讲。演讲的内容基本上是套话、假话、空话，许多的豪言壮语，许多的四六字排比句，许多的顺口溜。一个社会的败坏总是与文风的败坏相辅相成，浮夸、暴戾的语言必定会演变成弄虚作假、好勇斗狠的社会现实，反过来说也成立。我没有听过覃桂英在学大寨工作队时期的演讲，但她的铁嘴大名在当时的高密县流传甚广。她所在的那个工作队驻扎在窝铺村，窝铺村中有一位在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的张师傅与我很好。当他知道我与覃桂英的同学关系后说：你这位同学绝对是个人才！她讲起话来高声大嗓，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三个小时不重样。演讲时她嘴角上挂着泡沫，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刚一看感觉她有点儿装模作样，听一会儿就觉得她是自然形态。张师傅说尽管听她讲一晚上也记不住她讲了什么，但大家都愿意去听，不，应该是去看她表演。
覃桂英陪同着那青岛口音的工作队员进入病房，我有点儿自惭形秽。因为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我身上沾满了棉绒球儿，头发纠结成团，在原本的其貌不扬基础上又加上了衣衫褴褛。她上下打量了我几眼，问：
“你怎么在这里？”
“俺娘病了。”我说。
她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看了我母亲一眼，然后问：
“怎么啦？”
“急性胆囊炎。”我说。
我母亲睁开眼，问我：
“谁？"
“覃家庄俺姑的侄女。”
“大外甥女啊，越长越俊了。”我母亲说。
听我母亲夸她俊，她显然很高兴，便俯身对我母亲说：
“大妗子，您好好养着，打打吊针就好了。”
我坐在母亲病床前那个摇摇晃晃的小方凳上，看着那位紫红面皮、粗重眉毛的男护士王寅之用近乎谄媚的好态度为那工作队员挂上了吊瓶，然后指着那张空床对覃桂英说：
“覃副组长，晚上您可以睡这张床。”
这时我才知道，覃桂英不但参加了学大寨工作队，而且还当上副组长。
这位男护士临走时又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心中只有怕，不敢恨。我怕他给我母亲打针时使用没消毒的针管，我害怕他在我母亲吊瓶的液体里注入酒精，我怕他把我母亲赶出病房，所以在他恶狠狠地瞪我时，我慌忙地站起来，就差为他下跪鞠躬了。
像我母亲这种生了病多半是拖着熬着靠自身的免疫力而痊愈的人，偶尔用一次抗生素，那效果就格外地显著，只输了两瓶药，她就说好多了，并说肚子有点儿饿了。我回到棉花加工厂，拿着我那个破瓷碗，想去食堂给我母亲打点儿饭。我翻了一下口袋，只有两斤粗粮票和一毛五分钱菜票。我向同宿舍的人借细粮票，他们都说没有。他们是与我一样从家里背粮来换饭票的农民工，没有细粮票才是正常的，有细粮票是不正常的。有细粮票的是那十几个吃国库粮的正式工人，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向他们借细粮票。无奈何，我只好打了三个窝窝头，一毛钱的炒豆角。我往医院走，心中羞愧无比，为我每月一次花两毛钱去理发，为我与工友凑钱喝酒，为我花两块多钱买一双尼龙袜子，总之，我痛恨自己无能而奢侈，让重病的母亲跟我一起啃窝头。
等我进入病房时，更大的尴尬和羞辱正在等着我。那位工作队的男队员与覃桂英正在吃饭。窗台上摆着一盆鸡汤，床头柜上摆着一盘黄瓜拌烧肉，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辣椒炒猪肝，还有四个冒着热气的雪白的馒头。覃桂英坐在床边，正在专注地给那男队员喂鸡汤。她目不斜视，不看我们。我从内心感谢她这种漠视，因为她的任何一个眼神都会让端着三个冷窝头的我无地自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工作队员是青岛自行车厂供销科长的儿子，他父亲帮我们公社党委搞了六张大金鹿自行车票，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所以他住院后，医院领导另眼相看，安排食堂炖只老母鸡、炒几个菜是顺理成章之事。据说他后来又给医院的领导要了两张自行车票，他给没给侍候他的覃桂英弄张自行车票不得而知。
我母亲见我端来了这样的饭，叹息一声，令我无地自容。母亲看出了我的尴尬，说：
“你们厂里这窝头闻起来香喷喷的。”
这时，在附近砖厂当炊事员的我舅家表哥一步闯进来，他是医院杨忠仁副院长的妹夫，一看我母亲手里的窝头，他斥责我道：
“表弟，你怎么能让俺大姑吃这个？大姑，您先别吃，等一会儿，我回去给你弄点儿热乎的。”
我把表弟送到门外，看着他骑着自行车向砖厂飞驰而去。我回去安慰了几句母亲，便走到医院门口等表哥。大约半个小时，表哥一手扶车把，一手提着个饭盒疾驰而来。
吃完了表哥送来的一碗热面条和两个荷包蛋，母亲满脸都是满足的表情。她提着我的乳名叮嘱我，这辈子千万别忘了你表哥。我说：
“永远忘不了。”
这一夜月光很好，病房里没有窗帘，月光照耀得房子里一片通明。母亲时睡时醒，我坐在凳子上，趴伏在床边装睡。那男工作队员原本就是个普通感冒，打完吊针，吃了那么多美食，月光照进屋时，他已经精神抖擞，躁动不安。我越是不想听他说话，他的话声愈是往我耳朵里钻。开始时他还有所顾忌，低声地炫耀着他父亲的权势，他诸多的在青岛的要害部门掌握大权的亲戚，他还有一个姨夫是中国驻南美洲某国大使馆的武官，他的小姨从南美给他家寄来了龙舌兰酒还有魔鬼辣椒，他说那种辣椒之辣无法想象，他说他曾把一根辣椒悄悄地扔进栈桥下的海水中，第二天早晨海面上就浮起了一层肚皮朝天的鱼，人们把这些鱼捞回去煎着吃，吃一口鼻子就往外蹿血……只是他一个人说：覃桂英一声不吭，仿佛病房里没有她的存在，仿佛病房里只有一个滔滔不绝的、云山雾罩的吹牛者。我尽量使自己闭目不见、充耳不闻，但这青年的吹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讲到他用魔鬼辣椒抹了一下野狗的鼻子，那野狗被辣得像野猫一样爬上了十几米高的大树时，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后来，那青年好像说累了，声音低了下来，后来又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我实在抵御不了那声音的诱惑，歪头看了一眼，发现他们俩已经摞在了一张床上……
第二天上午，王寅之横眉立目地对我说：
“上午公社领导的家属要来住院，你们马上把病床腾出来！”
“吊针不是还没打完吗？”我问。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必须马上把床腾出来。”他说。我去办公室找杨忠仁，希望他能说说情容许我母亲把吊针打完，但杨忠仁低声对我说：
“兄弟，我刚挨了书记一顿批，嫌我违反规定把大婶子安排进干部病房。”
“真是对不起大哥了，我们马上走，能把那些还没用完的药让我们带回去吗？”我说。
“我跟王护士求求情吧。”他说。
我从杨忠仁办公室回到病房，扶着我母亲，提着一个网兜（兜里装着我的破瓷碗和半块窝窝头）走出病房。我母亲跟覃桂英说：
“大外甥女，再见了。”
覃桂英红着脸，嘴里呜噜了一句我没听清内容的话。
二十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位男工作队员，此时他已是某市的副市长，正在某县的辣椒地里视察，准确地说，我是通过声音辨认出了他，因为他此时的堂堂威仪无法与那个病房寻欢的家伙建立联系。
昨天，我就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问题，专门咨询了一位当年担任过工作队员的老朋友，他说那些从农村抽调上来的农业户口的工作队员绝大多数都转成了吃国库粮的干部或者被推荐保送上了大学或中专，而且这批人中还出了几个高官（他报出了几个我熟悉的名字），然后他又说你们公社那位覃桂英本来是要提拔她担任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但工作队收到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她在“文革”初期打死了一位女教师。县委派人下去进行了调查，尽管事实与那信上所说的有出入，但她剪老师的辫子，抽打老师的脸、辱骂老师都是事实，老师之死与她的侮辱有直接关系。尽管她那时只是个小孩子，但毕竟也是不光彩的历史，将这样的人提拔成干部显然不妥，于是，她就灰溜溜地回了家。起初她不明就里，还来县委闹过几次，后来县里干脆把这事对她挑明，她哭着为自己辩解，说自己那时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县里领导就跟她说：如果你不是小孩子，就该进监狱了！一听这话，她就乖乖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