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95年秋，于铮到北京进修，住处离我家甚近，每逢周末，我们便相聚喝酒聊天。他虽是医生，但醉心文学，一直不安于位，想辞职写小说。我说：
“师弟，你别来抢我的饭碗，把你那些素材讲给我听，我写出小说来，稿费分你一半。”
“你需要什么素材？”他说。
“随便你讲。”我说。
他说，当初，谷文雨向覃桂英求爱遭拒绝，但后来她却嫁给了他，你知道原因何在吗？我说，当初，覃桂英满以为自己能转成国家干部或是被推荐上大学，但后来却被下放回家成了农民，女农民嫁男农民，这不顺理成章吗？
于铮道，非也。覃桂英回村后，谷文雨又来求婚，但覃桂英还是不答应。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要从在两县交界处李圣洁老师坟墓前那棵杏树说起。那是一片无主荒地，只有李老师一座孤坟，坟前那棵杏树，十几年后长得枝繁叶茂，每到开花季节，一树繁花，引得蜂飞蝶舞，成为一处景观。有人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碑的正面刻着“人民教师李圣洁之墓”，九个隶体大字，碑阴刻着李老师生平事迹。有人传说李老师已经成了神，能保佑学生考出佳绩，于是她坟前香火旺盛，尤其是中考高考之前，前来烧香拜祝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这是后话，先说前言。于铮道，谷文雨是三县屯人，覃桂英是覃家庄人，两村相距三里远，鸡犬之声相闻。说李老师墓前那棵杏树春天繁花如缀，秋后硕果累累，但那杏子又酸又涩，难以人口。熟后无人去摘，坠落于地，腐烂成泥，弥散着一股酒糟气味。后来，谷文雨村子里一个妇女谷玉珍，闻酒香灵机一动，每年杏熟后即采杏回家，杏肉用来酿酒，杏核砸开取仁卖给药店，一举两得，众人皆夸这谷玉珍是三县屯第一聪明人。但有一天，这聪明人突然神经错乱，又说又唱。她又说又唱地向覃家庄行进，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三县屯的孩子，到了覃家庄后，又吸引来一群覃家庄的孩子，还有一些妇女。她径直地走到覃桂英的家，这是覃桂英从学大寨工作队被下放回家后几个月的时候。谷玉珍声音尖厉地哭着骂着，她的骂是唱出来的……覃桂英啊……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小六趾……我爸爸亲自为你做手术……我妈妈为你垫上医疗费……我亲自陪床为你梳头穿衣……还喂你吃了阳梨罐头……你竟然剪我辫子打我脸……逼我跳井你如凶神……我蒙冤屈死十年整……今日报仇雪恨我让你鬼缠身……小孩子不知往事跟着起哄，大人们知道往事胆战心惊。那时覃老九已经得了脑血栓多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他躺在炕上挥舞着那条能动的左臂，嘴里含混不清地吆喝着：枪……枪……覃桂英的娘跪在院子里磕头作揖，嘴里叨叨着：他姑啊……仙姑……开恩吧……孩子小……不懂事……冒犯了仙姑……仙姑高抬贵手啊……覃桂英躲在屋里，关着房门，不敢露面。那谷玉珍在院子里狂舞疯唱，长发披散，脱下衣服挥舞着，仿佛挥舞着辫子，局面混乱，不可收拾，村里人唯恐不乱，起哄叫好，那谷玉珍愈发疯狂。此时就听得院外大吼一声：打倒资产阶级臭小姐李圣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就见一个威武的大汉，上身穿一件草绿色的褂子，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帽子，腰系一条牛皮腰带，高挽着双袖，臂弯上戴一个红袖标，宛若天兵下凡。此乃何人？当年的红卫兵小将谷文雨也！谷文雨口号一喊，那谷玉珍如同受了电击，浑身颤抖起来。谷文雨雄赳赳上前，抡圆了胳膊，一巴掌，响亮地抽到了谷玉珍脸上。那谷玉珍往后便倒，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俄顷，谷玉珍醒来，如梦中醒来一般，问周围的人：我这是在哪儿？旁人道：你在覃家庄覃桂英家。她疑惑地问：我怎么会在这儿？谁把我弄到这里？后来，谷玉珍又来闹过几次，每次都是谷文雨前来降服。覃桂英为什么嫁给谷文雨，于铮道，现在你明白了吧？
原来如此，我说，会不会是谷文雨导演的一场戏呢？
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于铮说，反正结果就是谷文雨娶回了覃桂英，而结婚第二年覃桂英就为谷文雨生了一个女儿，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他们跑到了中俄边境一个荒凉的山村，在那里开荒种地。去年，他们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回到了故乡。这时，人民公社早已解了体，他们因为错过了分配责任田的机会，村子里的公留地也就是叫行地，也都被村干部们瓜分完毕，所以，他们一家五口就成了无地的农民。为此，他们两口子在村里闹，到乡上闹，去县里上访。最终县里给出的解决方法是：补齐三个孩子计划生育罚款六万元，落下户口，然后分配口粮田。1994年的六万元，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是一笔根本无法筹措的巨款。那时我刚由精神病院调回县医院干部保健科工作，那天受院长派遣去县政府为一个副县长送药，在县政府大门口，看到了谷文雨一家六口。当时正是中午下班时间，许多人围成圆圈，一个男人在圈里悲悲惨惨地哭唱，类似我们听到过的沿街卖唱乞讨的盲人。我生性好奇，又心存着文学的梦想，处处注意积累素材，便挤进人群，定睛一看，老天，原来是谷文雨一家。十几年不见，说实话我一时没认出他们。谷文雨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街上的人都穿着衬衣，女人都穿起了裙子，他穿着油渍黏腻的破大衣，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棉帽，看上去就热得慌。覃桂英穿着一件分不清颜色的羽绒服，头上围一条紫围巾，腰里扎着一根宽布条子，背后布兜里兜着一个孩子。在他们面前，依次排列着三个女孩，大的十几岁，一头乱发，目光呆滞，显然有智力上的障碍，老二和老三看上去很机灵。三个女孩脖子上都插着一根谷草。天哪，这是卖孩子的标志啊，这简直是给社会主义丢脸啊，幸亏小县城里没有外国人的踪影，要是在北京，被外国人拍了照去，发到西方的报纸上，岂不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他们悄悄地卖孩子也就罢了，他们还大声唱，唱悲凉的腔调，苦难深重的词儿。谷文雨的嗓子想不到那样好，悲壮苍凉，闻之令人动容：好心的大爷叔叔们，大娘大婶子们，大兄弟大姐妹们……看看我这一家可怜的人……我们流落边关十几年……回乡竟成了多余的人……房屋倒塌院生草……责任田无我们一厘一分……欲想分到口粮地先交罚款六万金……走投无路把儿卖……好心的人啊……可怜可怜这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儿……谷文雨唱到节点上，覃桂英便凄惨地长嚎一声：好心人啊，买了这几个孩子去吧，一万一个不嫌多，一百一个不嫌少，买了去吧，救救这几个孩子吧……与此同时，那两个小女儿大声哭起来，大女儿看看父母和妹妹以及周围的人，害怕地钻到谷文雨的破大衣里。围观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有人摸出钱，放到他们面前的一个破瓷碗里。我心里十分难过，于铮说，毕竟是同学，又有过共同挑水的生活，早就听说他们过得很惨，但没想到这样惨。我想，于铮说，命运真的是存在的，退回去十几年，谁能想到他们俩能成为这个样子？如果谷文雨不是右心位，如果不是县武装部政委说了那样一句话，谷文雨也许早就成了军队的干部，肩上将星闪烁也是可能的。而覃桂英如果不是有人告状，很可能也成了高级干部，听说他们学大寨工作队的队友们，有一位已经当了市委书记。市政府大门口的信访办公室里很快跑出了几个人，连拉带拖地把他们一家拽进了屋里，几辆警车也鸣笛开来，驱散了围观的群众。
后来，于铮说，他们分到了口粮地，孩子的户口也落下了，那六万罚款也不了了之，我听市政府的王秘书说，如果不给他们解决，他们就要去天安门广场卖孩子。你这两个同学真是太厉害了，王秘书说，别说是去天安门广场，就是去济南泉城广场，省里追查下来，县里头头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