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赛艇和龙舟看中国人的文化心态
1999年，每年一度的“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拉开首次比赛的帷幕。可以想象，两校领导和学生会主席莅临比赛现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不外乎什么“赛艇比赛体现团队精神”、“増进两校友谊”等，笔者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这是两个学校之间的一场体育比赛而已。再怎么比赛，两校的学生还是照旧互相贬低对方，抬高自己。
虽然两校领导都不好意思讲明，但谁都清楚，这是“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和"哈佛耶鲁赛艇对抗赛"的中国翻版。虽然缺乏创意，但“向先进看齐”的做法肯定不应该受到批评或嘲笑。
当然，比赛之后中国的各大媒体和两校校报，对这场比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尤其是令这一比赛的发起人（当然是两校学生会）感到得意的是这样的文字：“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以及哈佛耶鲁赛艇对抗赛，成为世界三大赛艇对抗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至少有一项已经进入世界级。至于这“三大”是谁封的，当然是两校的才子们自己。世界高校的赛艇比处肯定不会只这几所。如果是一些三流学校，而不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率先举行这类比赛，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当然没兴趣跟进，“体现团队精神”只好找别的方式去体现了。
面对中国高校等各方面缺少创意的刻板和教条，笔者早就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这种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几乎都能找到。笔者也不认为有什么需要特别评判的，直到下列事件的发生，“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背后所隐藏的严重问题，才引起笔者强烈的关注和思考：
地点：新加坡，这是个人口五百多万，华人占总人口77%的南洋小国。时间：2001年端午节下午事件：在滨海湾举行端午节庆祝活动，展出有关端午节的故事，包括介绍屈原这位爱国诗人的生平以及爱国情操。另一项展览是，图文幷茂地介绍世界各国界龙舟的情况，其中不少还是欧洲国家。这次活动正进入最后的压轴节目一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一年一度的龙舟对抗赛的首届比赛在此举行，争夺由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賛助的“总理挑战杯”。吴作栋也暂时卸下政务到滨海湾观赏龙舟尖，幷主持敲锣开赛仪式。比赛结果，南大龙舟队技高一筹，从总理手中捧走奖杯。
至于吴作栋总理为什么赞助这两所高校的龙舟赛，他在赛后的茶话会上提到：他希望借此在两所大学之间树立一个良性竞争的优良传统，就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年一度的界艇比赛一样，发扬健康的竞处精神。他是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的这项传统竞赛中获得启示而发起的。从他写给2000年新加坡国际龙舟赛特刊献词中能更准确地把握他的动机，他提到：刘龙舟强调的是团队精神，这种精神对一个国家的成功非常重要。他也提到和端午节有关的传说，幷赞扬诗人屈原的伟大爱国主义及为国牺牲的精神。他也对新加坡龙舟协会积极推动龙舟赛，及在保留中华文化传统上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
新加坡华人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海外华人一•样，在当地土族文化的环境下保持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很显然，由于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而新加坡不少社会精英曾在英国读书，对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应该比清华和北大的学子们知道得更早，但是他们选择老祖宗的龙舟赛，而不是照抄牛津剑桥的界艇赛。固然，这没能让他们获得进入“世界四大赛艇赛”行列的自慰，但他们更好地尊重和表现了自我。
从比赛规则和比赛技巧等方面来看，龙舟和赛艇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化内涵则有天壤之别。赛艇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谈不上任何的文化色彩；但龙舟则轻而易举地带领人们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与中国厚重的文化和价值核心联系起来。这是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最大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泛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当然包括还没丢掉中国文化传统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标签。
在“清华北大赛艇对抗赛”的背后，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文化心态。¹
¹题外话：中国教委的那帮家伙已将岳飞从民族英雄的名单中剔除，相对而言，屈原爱的是位于湖南、湖北的楚国，更应该被剔除；否则他们不担心山东人和陕西人造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大国的中央政府里总有一些彻头彻尾、不值一辩的白痴。可不理他们又不行，如果任由他们这样折腾，中国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都将面临危机，至少“炎黄子孙”是不能再用了，否则中国的维吾尔族、朝鲜族和俄罗斯族同胞有理由造反。而秦桧则因统一国家有功而成了英雄。考虑到共产党的目标是全人类实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那么今日的资国分子将成人类的功臣？！中国少数民族曾为中国文明史做岀了辉煌的贡献，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历史形成的汉文化和中原政治历史的主体地位而感到不自在。就连康熙皇帝都极为尊重岳飞。而中国教委则以小人之心揣度中国的少数民族，实在悲哀得离谱。
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方面，大学，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中国高校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忽略掉自己民族的精彩内涵，未免太可悲了。“北大清华赛艇对抗赛”激起的浪花，掩盖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人对自身文化内涵的漠视，和对幷不优秀的外来文化的轻易接受；这里面包含着盲目的崇洋，和无知带来的文化自卑。是那位中文幷不流利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而不是北大和清华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在强调着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正如苏州人自豪于“东方威尼斯”的称号、海南人得意于“东方夏威夷”的美誉、东方人自称亚太为远东等，都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堕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陷阱。
清华、北大无疑是中国最杰出的大学，自然也是笔者少时的梦想。在山东曹县一中读书时，更以多次高考模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而成为当年最有希望考进清华的，但在关键时刻苍天安排的一场疾病，使笔者没能进入清华园，只得“上妓院”（上海机械学院的荒唐简称）。笔者在这里学习格外从容，得以“不务正业”，对学院图书馆的非本专业类书籍进行了四年的尽情“扫荡”。当在大街上、火车上不时听到“我是交大的”、“复旦的”，笔者实在不好意思报出自己母校那奇怪的校名。可看到这些天子骄子过早地摆出一副文人騒客的姿态时，笔者才算找到了自信。当21岁大学毕业时，带着广博的知识而傲视同龄，当需要“骚”一下的时候，在多个领域没人敢轻易视在下为外行，更具备了同龄人不可多得的宏观视野。当然，也为本书全面重新评价新中国历史和把握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脉搏作了最初的、全方位的知识铺垫。同样也为后来避免中国年轻一代精神的全盘西化，注射了“疫苗”。
不了解自己，就不可能懂得欣赏别人的长处。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深度，才能不去嘲笑别人的粗糙文明，同样不会因为看到别人的灿烂而立即自卑起来，因为您已经具备了健康的文化自信。
考虑到人类的本能弱点，文明的糟粕有时比文明的精彩成果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文明成果的亮点，难免有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和个人欲望的遏制，这是建立有序社会的必然要求。相对来说，文化糟粕中不少是对人类自私和丑恶本性的放纵，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挑战，如个人主义和性开放。中国过去十多年“国际接轨”中出现的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清华、北大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发扬方面，理应发挥方向性的作用。尤其在这两所学校均随时准备“傲视群伦”的时候，总不能老拿“国学四大导师”和“五四运动”来炫耀，那毕竟已是明日黄花。
清华大学最近要开多门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可看作是冲击世界一流的大胆尝试。理论根据不外乎国际学术交流的方便。但更多的疑问随之出现：
今日英文的国际地位，是由于世界经济和科学中心先后轮到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文国家的缘故。后来虽然有苏联在科学上的成就，但封闭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苏联不可能具备向英语世界挑战的可能；而日本和德国就更没能力了。在世界主要语言体系中，随着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中文是唯一具备向英语世界提出挑战的语种，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作为世界文化圈的一极，也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毕竟，在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民族凝聚力、国家的规模、发展的潜力、历史和当今国际影响力、海外华人的全球分布广度和数虽，等，中国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人类未来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建设方面，我们有资格去作领头雁！
当然，要达到这一步，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是必需的。中国人对英文的态度趋向和对中文推广的执着程度，就变得非常关键。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科学院所和教育部门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中文字自身的丰富内涵和组词特点，也不可能出现象朝鲜语和日语那样的音译尴尬。如果中国大学的科目多用英文授课，中文在学术领域的崛起将是不可能的；而中文的学术刊物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性刊物。如果中文不能进入学术语言层面，将只能是语言的配角。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高素质论文越来越多地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中文学术刊物的再定位和文章发表于审评制度的完善，到了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¹
¹中国现在一流的学术成果首先是用英文发表在欧美杂志上，对提高中国学术界的声誉有积极意义。但国家巨资投入科研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国际上的名次。由于英文刊物价格昂贵，在中国各图书馆和资料室的普及程度不高，中国学者的英文水平也幷非都那么高，所以这类文章发表后受益最大的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或者说，中国用巨资帮全世界做科研。当今国际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中国政府是否应该考虑如何鼓励最好的成果首先在中文刊物发表，尤其是多少涉及到国防应用和一些新兴产业的领域，如新能源等，学者为了文章能顺利发表和成果可重复性，往往给出详细的研究方法和数据。这些文章中不少都是应用科学的，是免费和全世界进行知识分享。要知道，对于欧、美、日发达国家来说，以他们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对于这些成果产业化有更大优势。美国当年为与苏联争霸，研发FI17隐形飞机时，美国工程师就是从苏联科学家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获得理论启发。但苏联受制于资金和工业基础却没有从该文中得到实际好处。
最近，马来西亚华社正在和马国政府教育部发生激烈争吵。马教育部要求所有的华文学校的数理科目必须用英文授课；而华社则坚持使用中文教学，以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实在有点悲哀，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中国文化的传承看来只能依靠海外华人了，中国纳税人巨资支持的清华大学似乎更愿意使用英文。
至于中国学校如何更好地教授英文，则是另一个课题。固然，中国的年轻一代学人必须学好英文，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搞清中英文语言的不同角色，和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以笔者的经验，不论中国人的英文水平有多高，思考语言还是中文。虽然有些中国人坚持读英文小说以锻炼英文，但要在只有几百年稳定历史的拼音文字的作品中，得到像中国古典名著那样的文学享受，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马克•吐温，都不可能像笑笑生和曹雪芹那样，将简单的文字堆积出一座座精彩处处、玩之不尽的绚丽迷宫，这是只有几百年稳定历史的拼音文字所无法实现的。
为了提高中国学人的英文水平，是否可以考虑如下建议：任何一门课都设定一定的外文资料阅读贝，至少掌握各门课的英文专业词汇。至于用英文讲说，就凭中国人的薄脸皮，只有少数学生可利用这样的授课机会来锻炼自己的英文。看一下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那份沉默，就明白了。
清华和北大在文化传承和弘扬方面尚且如此，对他人就更不敢抱太高希望了。下面再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能更好地发现中国人当今心态的疾病。
2001年12月底，笔者在夜幕中欣赏了一下北京长安街两侧的新变化。在从复兴门到天安门广场的这段路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北京西单时代广场大厦和前面表扬过的国际金融大厦上，英文HAPPYNEWYEAR！”（新年好！）的霓虹灯格外刺眼。笔者在欧美旅行时，每见到中文的招牌，都有一份欣慰，那是海外华人对祖先文化的继承和骄傲。在中华第一街，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公司的大原上，主动写上英文新年贺词，又意味什么呢？这比昔日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文化殖民还让人难受。看来，这里的主人是决心不给中国人拜年了。如果这儿的主人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外文造诣，用这样简单的词汇也太没水平了，他们应该到南美或非洲部落中寻找几个文字才更显玄妙。如果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话，中国人都该把头发染黄。
当然，如果和部分上海人比起来，北京人立马发现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弘扬是多么的执着。在相当一部分上海人中，从他们的消费习惯就可看出，他们对中国的“老土”是多么的不屑一顾，只要和外国粘上点边，那也一定价值猛増。上海家用电器市场上，外国进口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始终是全国最高的。对不少上海人来说，中国的电视机哪比得上日本货，可这些没有任何技术认识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电视机在电压波动巨大的中国电网上难免出现图像抖动，而中国国产电视机的开关电源则是针对中国国情设计，具有更好的稳定性。真是无知者无畏。和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头脑中的外国崇拜情节比起来，一台家用电器实在不算什么：美国进口的桔子当然比南昌蜜桔还要甜，在海外颇受欢迎的山东和陕西苹果，哪有厚皮的澳大利亚苹果更能体现个人消费层次。那本书《上海宝贝》中，美丽的女作者必须放上个蓝眼睛的外国“男孩”为主角（中国的无聊文人成功地将蓝眼睛、黄头发塑造成美丽的标准，甚至用“金发”来形容黄毛，真是自我作践到病态的地步。我咋就没看出过去称为“色目”的蓝眼睛和黄头发特别好看在哪里。有位嫁给中国人的外教，曾自嘲：她老公的朋友都以为她头上布满了金丝），这老外的体毛怎么看都比新邹或湖南男人的体毛更能勾起她体内的动物燥动；如果放个山东大汉在她身上磨蹭，那多没品位。上海女人的涉外婚姻案例一直是全国城市中最高的。看上海建筑物上的霓虹灯标牌，英文的比中文的还多，笔者在一本杂志上见到几幅介绍上海的图片中，建筑上的中文标牌数讨甚至不到四分之一。今日的上海也许以建设国际化都会为目标，但从人们的崇洋情节可以看出，上海的方向似乎是剔除中国色彩的国际化。如果让上海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这没什么，但如果将上海视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旗舰和样板，那么，当中国实现现代化之时，也将是中国人文化身份定位的迷失之际。
当中国的多情男女自以为时髦地过情人节时，他们不会知道西方情人节背后的任何趣闻，那更加凄美动人的七月七牛郎织女相会的中国情人节，他们却丝毫没有兴趣。也难怪，在私欲横流的今天，中国的情人们是否真正懂得“情为何物？”
海峡两岸的政治领导人也似乎随时准备亮一下他们的英文。如果哪天美国总统能用中文发表演讲，中国人一定会为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英文造诣和对外国客人的语言礼仪，大表自豪。
当然，如果我们的卖命表现能得到外国人的赞赏，至少也没有白费工夫，说不定外国朋友一高兴给个出国的机会，也未可知；如果别人礼貌性赞扬几句，自己又多了份自豪的资本，可以到媒体上吹嘘一下，以满足自己那可怜的虚荣心。但稍微有点文化修养的外国人来到东方，似乎对这儿英文的普及不感兴趣，更多地是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探究。
在新加坡繁华的乌节路上有一家希尔顿酒店。在酒店正门两侧各立了两个塑像：一个是唐朝开国大将秦叔宝，另一是尉迟敬德某日，一群美国游客面对这两尊塑像倍感好奇而不知所以。他们在问一个过路的中国人，得到“对不起，我不知道”的答覆后，刚好路过的笔者热情走上前去，向他们介绍了这两尊塑像背后的历史传说。最后问他们：“华人新年时，去过美国的唐人街吗？”“是的。”“是否注意过华人门上贴的画和门两边的文字？华人的这一新年习俗就来自于这一典故。”“是吗？太棒了。”
从他们那愉快的神情中，能体会到那句话：“民族的，才是最美的"。这是他们在新加坡旅游期间，最难忘的文化之旅，他们对华人新年的有趣习俗居然在这里找到了出处。他们一定为希尔顿饭店的这一设计喝彩。如果哪天他们搞一副“哼哈二将”或“关羽张飞”的门神画贴在自家门上，将不会令人意外。当然，中国自己的旅店绝对不可能在自己的酒店门前搞出这样的噱头，他们宁可弄一个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后现代雕塑或裸女放在门前。后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问过几个本科学历以上的中国朋友，很遗憾，除一人外，全部不知这一典故，而他们对美国某个城市的四季气候变化，或某个牌子的洋酒却能知之甚详。在他们对中国的节日习俗一无所知的时候，却对“洋节”抱有持续的热情。中国人的心态问题，可见一般。这些美国白人应多为基督徒，从他们比着在塑像前留影，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中国基督徒对中国神鬼传说的那份敏感，在文化和信仰的区分上，他们似乎比中国基督徒成熟得多。
笔者有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从大陆出来的人比海外华人，更多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虚无意识，同时又伴随着傲慢和自负（这种关联是必然的）。当他们试图为自己的祖国辩护的时候，又不小心披上沙文主义的袈裟。这些可能与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和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有关。真是不敢想象，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成为第一强国，肤浅而傲慢的同胞是否会比今日目空一切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更令世人讨厌。就像日本人因为自己能造最好的电器就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样；一个不了解自己的民族，就无思想的深度，也必然导致自卑或狂妄的极端。正因为这种虚无意识的潜移默化，使得当今中国的任何难题，都喜欢去国外寻找答案；而自己的精彩成分则无人过问。如，经济学、投资界政治学上被广泛滥用的“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酥对门徒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这里的宗教色彩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借用也不太准确。但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经济学上的这一理论，有比《圣经新约》更浅显明白的哲学论述，而且不涉任何宗教内容。在《道德经》中有句尽人皆知的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它更准确地反映了经济学上的这一原理，点明了单靠市场经济的“人之道”（人们追求个人欲望的自然本性），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将会日益加剧，只有靠行政力量“替天行道”，才能缩小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差距。但中国的学者对这样的精确描述不予理睬。
必须强调的是，笔者无意反对向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更不会花精力浪费在“体用之辩”得但只有我们首先了解了自己的家底，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缺少什么，或国外的何种文明成果需要引进。到时才不会有遗珠之憾。如果我们置自己的财富于不顾，带着一个空白的大脑面向世界，其它文明的成果被吸收的同时，也会一起吸收别人的槽粕，甚至将别人厠所里的一个臭石头，当成旧石器时代的文物。
在前面第八章中谈论华人基督教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时也曾提及，华人基督徒有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国学功底的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