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字塔阴影下的文化自信
正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普遍性认识缺乏，在国门打开之后，民族虚无意识和自卑心理的发酵，将是难免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去欧洲旅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出现，那就是对欧洲文明的叹服，和对中国自身文化的些许自卑。对于那些去过希腊和埃及的人，就更别提了。欧洲雄伟的教堂、多姿多彩的雕塑、精美的壁画，还有希腊的神殿、埃及金字塔等，无不令人赞叹。不少中国人叹息：咱们中国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中国建筑多为木结构，经不起岁月的考验，可为什么就没有欧洲和埃及的石料建筑，我们的祖先是否太偷懒了？这些中国人出于民族自尊，他们不好意思对中国文明史在世界上的位置产生怀疑，但内心的文化自信已大打折扣。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欧洲、埃及和中东的一些古老建筑，不难发现，它们大多与宗教有关，如埃及和希腊的神殿、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等；或者与王权和贵族阶级有关，如金字塔、罗马竞技场等。中国和欧洲历史进程、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差别，导致了这类建筑只可能在欧洲和中东出现，而不太可能在中国完成，即使在中国产生，像万里长城，也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
首先，历史发展进程的巨大差别。
埃及、希腊、中东、印度和欧洲，有过漫长而发达的奴隶社会，其封建社会相对短暂而且落后。而中国则奴隶社会较不发达，却有着世界上最辉煌和最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道德文化又使得中国的奴隶社会与西方和埃及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差距巨大。这导致的不同结果是：欧洲王权和贵族阶级，在追求奢华和排场方面，能较从容地利用劳动力——奴隶，而无须为此承担太大道德、经济和政治的风险，他们在迫害奴隶后可以通过祷告换得上帝的宽恕。而在中国封建经济环境下，中国百姓早已摆脱蒙昧状态，朝廷不要说对百姓不顾死活地强制劳动，即使横征暴敛也会导致政权的彼灭。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希腊建造巴特农神殿，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成千上万奴隶的死亡；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中国的任何朝代，必然会激起民变。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两项工程一一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虽然为后人留下了骄傲，但却导致秦、隋两朝的覆•灭，以及“暴君”的恶名。
因此，中国没能修建太多的浩大工程，与中国社会制度的极大进步和高度文明密不可分。当然，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普及，也与此有关，毕竟其需要的工作代比石料建筑小得多。尤其是中国的都城远离优质石材供应地，给石材的采运带来更繁重的劳动。故宫干清宫后门台阶上的那个巨大石雕，釆自河北；为运到北京，不得不开挖一条河道，利用冬天的河道结冰运来，朝廷也肯定费了不少的银两；可要搬运金字塔和希腊神殿上的巨大石块，要消耗多大的民力？如果需要为此支付饷银的话，他们还能建得起吗？
其次，在文化发展进程和内涵上的巨大不同。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幷不是在孔子的时代突然形成的，而是贯穿于之前的整个信史和传说时代，从炎黄二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等等，中国人文传说所包括的仁义道德思想，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对后来当政者和奴隶主阶级带来道德的规范和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的奴隶社会要比其它文明的奴隶社会阶段少了一份血腥和残暴，多了一分人道色彩。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建立在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研究基础上的。所以，要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观点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水岭，幷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春秋时代及以前）实际上拥有明显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特征。所以，奴隶社会的暴君代表人物商纣王，让历史唾骂几千年；但如果和埃及为自己建造金字塔的法老比起来，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多杀几个宫女，又算得了什么呢？但基督教抚育下的欧洲人对有恩于他们的上亿印第安人进行了彻底大屠杀一直到1930年代，美国的基督徒们还会饶有兴趣地观赏一个黑人男孩被吊起来烧死，他们的耶和华神此时肯定睡着了（据我观察，耶和华神多数时候是睡觉的）；但我们祖先给中华民族植入的仁慈基因千百年来则从来没有睡着过。
另外，中外历史上宗教力量的不同影响。
中国历史上，在佛教传入前，就没有过一个带来普世影响的宗教体系。所谓信仰不过是筑个台子拜拜天、祭祭地、祈祈雨。而中国统治阶级也从来保持世俗政权的性质，即使皇帝也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人民。这样，也就不可能利用信仰的力量来恐吓、组织和发动人民给予无私奉献。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了解信仰的力"，幷有效发动之的中央政权。相对来说，从埃及的神庙、希腊的神殿，到欧洲、土耳其的教堂及清真寺等，都说明了宗教的巨大力量。尤其是西方和中东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宗教王权的性质，为利用宗教和奴隶制度的双重便利，提供了条件。今日欧洲最著名的教堂，大多是在文艺复兴及以前建造的。
佛教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国教，且是相对温和慈悲的宗教，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仍为中国留下了辉煌的石雕艺术、绘画、寺院及文化典籍。西方残酷且疯狂的宗教历史留下雄伟的宗教建筑和艺术成果，就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在没有辉煌的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的情况下，中国的文明程度，或者说中国人民的智慧发展，是否就没有了充分证明了呢？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说过，中国除了“四大发明”，还有第五大发明，那就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上，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当然，和汉字＞《易经》及经络学比起来，那“四大发明”就不算什么了。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内容日益丰富的同时，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使得今日的中国中学生可轻而易举地读怵两千年前的《论语》和一千多年前的唐诗，而英国的优秀大学生只能读懂五百年前英文作品的30%o汉字的特点，也为中国的文人们发挥他们的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拼音文字的文学作品不可能达到像《金瓶梅》和《红楼梦》那样出神入化的精妙，带给读者无穷的文学享受，中国文字的特点令文学天才们可以借音、借意、借型来达至神妙的境界，这是拼音文字所无法实现的。今天，随着信息和知识爆炸，面对那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词汇，汉语的优势更加明显。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中文在传输和存储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如果将一部小说分别存成英文和中文版本，那么中文版本所占字节数，只有英文版的十分之一。
经络学是中医学的核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出现于公元前5至3世纪的《黄帝内经》，相传是黄帝和臣子讨论医学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经络的发现肯定要远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经络的发现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对经络的描述，它遍布人体，具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之能。如此说来，当今西医研究的目标离此还远着呢。但长期以来，虽然给炎黄子孙的保健瞥疗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西医的发展，尤其看到西医院里的先进侪疗仪器，人们对经络是否真的存在产生怀疑，西方人更长期视经络为无稽之谈。直到中国科学院院士祝总験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用电学和声学的现代科学方法，终于证明了经络的存在，以及强导电、导声的特点。测试的结果和古代经络图完全吻合。
主要表皮层经络线只有一毫米宽，用解剖的方法难以剥得岀来，用显微镜难以看到，但它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的祖先在科技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是怎么精确地发现它，幷认识到它的功用的呢？人们常称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有太多不可思议，但幷非不可想象；但经络的发现过程，已远远超出当今人们的想象力。
1998年在笔者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小腹部又岀现经常性的疼痛，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而新加坡的医生们只会给些止痛药，无论怎么样提醒他们止痛药不能根除病因，他们还是照旧；如果这也叫医学的话，医学院早该关门了。靠人不如靠己；从此花五个晚上，一头钻进中医学的著作里，最后找到靠穴位按摩治疗的方法，集中在胃经和大肠经诸穴位，兼用丹田深呼吸，只用三天即腹痛全消。读这点中医书极大地提高了“治病救人”的自信。后来在美国硅谷岀差期间，曾跑助一位拥有护理学学士学位的白人美女治好了脚部突发的疼痛，幷因此赚得一个慷慨的拥抱。当她好奇地问治疗的原理时，笔者自信地告诉她“这是中医的方法”，令她大感惊奇。至于到底靠什么中医学原理把她治好的，凭笔者的那点中医学知识当然不可能知道。
很痛心，中国灿烂文化当中有那么多精彩的内容，但中国教育部门对此置之不理。在中学有《生理卫生》课，讲述人体的结构，但中医的知识一点不提，甚至连经络都被忽略。中国古代读书人大都读过《黄帝内经》，对医理略通一二。要学会西医治病救人，至少要几年的学习，如果针对性地学点中医，只需几天就可应用。科学的发展，不是使科学更复杂，人们更远离科学，而是更简单，使人们能普遍地掌握科学的手段。如果说人类在电子科学领域，从模拟时代发展到数码时代，使得非电子专业毕业的人稍加学习即可设计数字电路和计算机，说明了数字技术更好地逼近对自然规律本质的认识；那么经络学则直指人体生理的核心，它避开了现代西医学大蜡复杂的内在机理研究。可以预期，西医学走漫长的一圈后，最终将会在经络学的研究上落脚，打开生命体系的真正核兀、经络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不仅人体，就连树木等植物和动物也有明显的经络存在。
《易经》对宇宙的阴阳二元描述，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之为唯心的、非科学的。直到数码时代来临，人们才认识到，不论自然界的何种现象，如天气、地震、声音、图像等，均可用0和1来描述，甚至控制，这才有了数码音乐、数码影视、自动控制等。在计算机技术中，。和I幷不是简单的数量词，而是电子技术中“开”和“关”两种状态的描述符号，这实际上就是“阴”和“阳”在电子物理上的表现。如果将“阴”用0表示，“阳”用1代替，则八卦就成了数字电子技术中用二进制数表示的从o到7八进制数。而六十四卦则成了从00至77的八进制描述，其运行本质都是二进制运算，即0和1，或阴和阳。《易经》的哲学价值远远被低估了。从哲学对普遍规律的概括性和对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指导性角度来看，包括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在内的西方任何哲学体系，也无法和《易经》相提幷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行政和长城建造的大规模管理方面，还是在科学发现的智慧表现方面，或最高哲学原理的形成方面，都丝毫不逊于世界任何文明。当埃及人强迫数十万奴隶建造金字塔时，希腊人被迫建造巴特农神殿时，中国人的祖先则在探讨人体的奥妙、仁义的精神和宇宙变化的规律。
建筑不过是人类文明的表象成果，而人类文明的核心则是对自然、自身以及宇宙变化的认识和利用。动物尚且会垒窝、挖穴、搭巢，何况拥有灵巧双手的人类？但动物任何时候不能完成简单的哲学发现，或认识自己身体的生命原理。
顺便说句题外话：华人基督徒们普遍对犹太人有份特别的推崇，因为以旧约，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可关乎身揽健康的经络学和宇宙奥秘的《易经》，上帝咋就忘记给犹太人了呢？仁慈与宽容，比金钱更能获得上帝的恩典。
当然，笔者幷非贬低其它文明，西方文明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这远不足以令中国人自卑。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只有认识自己才懂得去理智地欣赏别人。而不至于看到别人的光辉，立即感觉自己的灰暗。
笔者曾听到不少从巴黎回来的人大赞梵尔赛宫的后花园。在笔者去之前，颇有一份强烈的好奇：能让以园林艺术自豪的中国人称赞的花园，一定不同凡响。甚至顾不上去欣赏梵尔赛宫的内部奢华，直奔后花园而来。很遗憾，这个占地巨大的花园，居然没有任何足以令笔者称赞的地方，尤其是在去了欧洲其它花园之后。这儿除了欧洲花园都有的喷水池、两侧的几座雕像外，中国园林建设最忌讳的设计这儿全有了。这儿的树木全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园从头一望到底；那个正中心方方正正的池塘，怎么看都像个巨大的游泳池。而欧洲园林的花坛更是一律将各种花卉平摊在地上，象是个穆斯林编织的地毯。这个著名的花园还有面积巨大的树林，但除了面积，看不出任何的精妙。如果是中国园林，一定会在这个树林里铺有鹅卵石的弯曲小径上，突然冒出个堆满乱石的荷塘，或靠在假山下的小亭，甚至还有路易十四或拿破伦的手迹，再取个“什么亭”之类的雅号。
固然，东西文化的不同，可能使笔者无法欣赏这一名园的妙处。但人类的基本情趣，如对香、甜的喜好和对臭的反感，整齐的单调和曲线的动感，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像梵尔赛宫后花园这样的地方，实在想象不出，到底谁会长期在此游园而不感到单调。但笔者在清华读书期间无数次去圆明园遗迹跑步，穿越于小山、湖泊、小桥和树林之间，每次都会有愉悦的感觉。这种感觉应该与种族无关。但对这种感觉的发现和如何满足这种感觉的需要，则因文明的发展轨迹和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西方贵族会建一座巨大的城堡，中国的豪门则会修一座精巧的园林。西方人会把树剪成病态的整齐，中国人则会花更多工夫把树搞成病态的弯曲。西方人喜欢修草坪，以便视野开阔，而中国人则喜欢使用“障眼法”，避免一览无余；要么曲径通幽，要么九曲回桥，再来个别有洞天。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也向国外学会了修草坪，但因不让践踏而成了奢侈的摆设。至于不分青红皂白修草坪而不是多植树，凭借的是什么审美情趣，只有鬼知道。
即使像余秋雨这样见多识广的学者，在对外域文明的欣赏上，也会不小心踩着自己的脚。余秋雨的文笔和敏锐眼光是笔者所喜欢的，但他在美文《扼守秋天〉"功一文中，对英国贵族阶级所表露出的那份“仰视”，似乎表示，他也会不经意间迷失一下自我。1621年英国的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症的解剖》(AnatomyOfMelancholy)—书在英国出版，被贵族阶级骂得狗血淋头。书中对中国科举取仕的制度大为推崇，写到：“这是一套完整的选拔人才制度，我主张英国借鉴中国的先进经验。这个主张如果被接受，这些贵族就要喝西北风了。……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凭自己的德才升上来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显贵，也就是被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人”23辛勤耕作的农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顶风冒雪站岗的战士，行色匆匆的工商界人士……，这些人显然没工夫像贵族那样去矫饰自己的语言、服装和步伐，他们身上的特殊气质虽然没有贵族般庄重，但更突岀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而那些只可做花瓶的贵族对于中国社会，既不能代表最高的价值理想，也不能成为时代的标签，只能是些无聊的摆设，中国根本不需要他们。在英国贵族当中，虽然也间或冒出个“滑铁卢英雄”，在历史上更多地扮演了不劳而获和享乐主义的奢靡角色。而中国“贵族”即使要把国学好好研究一下，以便使自己像个有高尚教养的中国贵族也不容易，因为，面对那么多有文化的“贱民”，他们要读更多中国浩瀚的文化典籍才行，而这会使一个人早生华发，面容憔悴，幷与贵族的外观形象根本对立。因此，中国最近几年出了一些想作贵族的人，把子女送往国外的贵族学校（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父母，据可靠消息，某高层人士的小孙子甚至被送到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希望他学成后最好别回来，如果让他来治国，会比一不识字的农民还糟，因为他不了解中国，且又故弄高贵），或经常炫耀一下自己的外语能力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了解和欣赏能力；很显然，这比学习中华文化容易的多。几天时间可以学会打高尔夫球，但这点时间连读懂《红楼梦》和《金瓶梅》的故事情节都不够。在中国作个地道贵族还真不容易。
身上的泥土要比燕尾服和文明杖更令人感到塌实和可靠，也更能体现出文明的活力。相信余秋雨教授不会为中国无法“盗版”贵族而感缺憾。英国贵族是历史的“阑尾”，如果不“发炎”的话，留之无碍；但对“阑尾”进行欣赏，则是滑稽的。如果某个英国贵族可敬、可爱，绝对不是因为他是贵族。《忧郁症的解刨》开了余秋雨一个玩笑，使得《扼守秋天》和他的《十万进士》卩气怎么看都象是一对矛盾。
当然，中国人在欣赏外域文明的时候，幷非都是盲目的夸赞，更多地是基于不同而好奇，岀于好奇而欣赏，这无疑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任何人都难于避免这种情趣，除非是天生的自恋狂和吹毛求疵癖。但必须搞清楚自己是在欣赏差别，还是在不加思考和对比地向往差别，甚至诱发对自己本身文化的排斥和自卑。笔者坚决反对像民国时期还留着大辩子的爱丁堡大学硕士辜鸿铭老先生对中国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辩护，但对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华文化虚无意识更嗤之以鼻。友人曾给笔者介绍一位法国留学归来的美女，令笔者冲动不已；但第一次的交谈中她对法国生活方式表现岀强烈的向往和倾慕，这没什么不对，但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嘲笑，彻底冷却了笔者的热心。她没有去了解一下法国人对“宁可食无肉，不可院无竹”的审美情趣是否体会。看来，一杯清茶、几本杂书、一杯薄酒，再来一盘烧牛肉，更合在下的胃口。烛光红酒无过，偶尔为之，固然别有情趣，但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
面对那么多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观，对于少有机会出国，或少有机会认识一下自己的中国人来说，精神的“岀轨”幷不令人感到意外，就连一些敏锐的学者也难例外。关键是，您是否还能重新找回自己？当中国人丢弃了自己的标签，或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自卑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球上，我们必将迷失自我，甚至是在自我埋葬；对“我是谁？”这样的简单问题，将难以找到答案。
哈佛的杜维明教授对中国人有个有趣的层次划分：•、自然生命的中国人；二、社会习俗的中国人；三、文化意识的中国人。只要有中国血统的人，都符合第一类；懂得欣赏和加入中国民俗文化的人，则符合第二类中国人；但是只有经过自觉的反省而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价值内化的才有资格达到第三类的境界卩句。海外“香蕉”华人当属第一类，大部分海外华人属第二类。那么生活在中华文化发源地和大本营的中国大陆人，又能列入第几类呢？很痛心，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缺乏对民俗文化的欣赏和加入，只能进入到第一至一点五的层次上，这未免有点令人寒心。
RICHARDLYNN在他的《优生学再评价》一书中说：“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13亿保守智慧的人民”。中国几千年沉积的优秀文化精髓铸造了智慧、勤劳、节俭、谦虚、保守的性观念以及对家庭的忠实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的优秀质量。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而在开放中引进西方文明的糟粕，我们将是真正的失败者。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落后挨打，幷非由于我们文化内核的缺陷，而是长期中央王国地位带来的政治惰性所使然。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势是我们重新站在世界前列的根本保证。那些对西化、个人主义和性解放的鼓吹，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新鸦片麻醉，如不予以制止，将从根本上断送中华民族的前途。看一下日本年轻一代在过去几十年对西方的全方位吸收所带来的变化就明白了。
有了对中华文化的信心，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时才不会茫然，才能真正做到虚怀若谷.谦虚从来都是以自信为基础的，而自卑只能导致轻狂。盛唐的出现，离不开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的智慧和信心，正是这种信心的存在，使得唐朝在接纳八方来客，吸收异域文明方面，比任何朝代都宽容和积极。1840年后，中国人遭受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之大，为前所未有。经过志士仁人的辛苦探索，民族求存的百年挣扎，我们总算走上了独立和复兴的道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文明古国面对巨大外来冲击而消亡，然而，中国再次跨过了民族发展史上最艰困的这段岁月，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硕果仅存的古老文明再次成功经历考验。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固然，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在过去的百年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和羞辱，但是，考察人类的发展史和中华文明的自身历史，今日的中国人没理由继续抱有一份悲情或妄自菲薄，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力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满怀信心，笑傲江湖。
面对新世纪的开端，中国人在物质的建设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过。面对西方世界在过去千年的悲歌和新时代的困惑，久经历练的中华文明将为人类的新时代提供释疑解惑的文化套餐。把中华文明撒播于世界，成为人类新纪元的主要精神养份，是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幷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传播中华文化的福音，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熔铸中华文明的强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