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彭赫秘会”导致的信任危机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访问苏联、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中间一些插曲，则可能成了彭德怀要被打倒的关键动因。
在这次访问中有个插曲，就是赫鲁晓夫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撇开中方翻译进行了一次单独会晤¹，按照中国外交纪律，外事活动不能一个人单独进行，必须要有同伴参与，而且这类外事活动必须要向中央汇报，毕竟外交无小事。
¹有些渠道则说是彭德怀与苏联高层领导人在访问莫斯科时举行了单独会晤。本章内容有关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资料来自于很多渠道，包括回忆录和外国人著作，但都不是官方公布的资料。彭后来否认有此事。彭德怀出访的随身翻译在接受调查时否认彭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有单独会晤，称彭根本没有条件和时段可以隠瞒其他中国随团人员而和赫鲁晓夫单独会谈。因此，只有等中俄两国政府解密相关档案后才有可能被证实或证僞。高层有人借彭的不谨慎来陷害彭，恶意编造向毛泽东举报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我倾向于认为，苏联试图分化中国高级将领来推翻毛的企图是存在的，彭对当时的中国内政不满意，和苏联领导人在互动时可能言谈有些不谨慎，但是否真做对中国不利的事，我不敢贸然揣测。这里之所以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概因读者需要多个视角来审视那段特殊历史和彭德怀晚年的悲剧。而打倒彭是毛被舆论诟病的内容之一，需要多元化内容给读者参考。
彭德怀并没有将与苏联领导人的私下会晤向中央汇报，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难免引起毛的揣测。彭德怀身为副总理和国防部长，苏联又是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交对象国，当时中苏关系又极为敏感和不稳定，这麽重要访问中的一个没有预先安排的会晤，您老人家到底在隐瞒什么？这难道只是谈美食聊文化的随意闲聚而让彭老总觉得没有汇报价值？还是莫它别的原因？尤其是当时苏联高层领导人对毛泽东极其反感的背景下，任何中国领导人和苏联的单独互动都极其敏感。我坚信彭老总不会听从苏联人的安排来做对国家不利的事，但对于毛泽东所处的位置，这不能简单地用“相信”来解决了，他掌握的情报资料要比局外人多的多。赫鲁晓夫在庐山会议前向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嗫的要求而被毛泽东拒绝，但彭徳怀身为国防部长却对此有些暧味。¹
¹此信息来自《戚本禹回忆录》，暂时找不到另一个可靠互证来源。
问题还不只是如此。
彭徳怀在去庐山的路上，谈了他东欧访问的所见所闻，看到祖国的惨状，他说出了一段“大逆不道”的话：“中国问题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气话被密报给毛泽东，自然毛泽东不会等闲视之。这毕竟是从手握枪杆子国防部长口中讲出的话。而且又发生在上述秘密私人会晤之后。
如果仅仅这样，毛泽东还不至于在庐山会议上下决心整肃彭德怀，更不会把其他几位一起整肃成一个反革命军事集团，因为还有另外一件加码的导火线。
彭德怀和妻子浦安修（图）
在庐山会议期间，陈毅在北京留守中枢。这期间，苏联驻华武官拜见陈毅¹，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在庐山开会，您在北京可以乘机将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很警惕，立即报告给了毛泽东。
¹另一份非正式出版物里提及邓力群回忆，说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拜见陈毅。
陈毅传来的消息，和上面彭德怀的两件事结合起来，毛泽东就无法再等闲视之；毛泽东这个时候应该自己也心里没底，到底苏联人还在动员分化哪位高级将领来推翻他，以及彭与苏联领导人的私人会晤是否属于此类。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在试图分化拉拢高级将领来对付毛泽东，则已经是迫在眉睫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庐山会议期间，恰恰发生了彭德怀、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周小舟、田家英、张闻天等人在一个不开灯的小黑屋里聚会的宁，其中还有李锐，后来这事被李锐告发给毛泽东。李有声有色地告诉毛泽东说，彭德怀骂毛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²
²李锐还揭露田家英如何骂毛泽东，加上田家英后来政治上倾向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导致毛泽东对田家英失去信任，可能成为田家英后来自杀的远因。
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个体事件，无法不让毛泽东有所联系，毛所掌握的情报肯定比公开的要多的多。将上面这几件事结合起来，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打倒彭和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位为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军事集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笔者认为，“打倒”看似极端了点，但如果不用这样的霹雳手段，就没有充分理由剥夺他们的兵权，这是毛泽东当时所追求的目标。¹
¹总参谋长，而黄和彭从平江起义开始共事，有密切的关系。黄代替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粟裕任总参谋长，而黄克诚被连带打倒与他和彭的个人渊源有关。两位手握军权的重量级将领这个时候搞到一起，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倍加小心。
毛泽东心中对彭德怀有个“里通外国”的疑问，但无法用“疑问”来剥夺兵权，因为无法对外对内交代。在信任动摇后，彭德怀继续掌握兵权看来是不合适了，不论是否冤枉彭。至于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剥夺彭德怀的兵权，那就只是个借口的问题。“万言书”的分量可能连个“借口”的威力都算不上。但彭德怀得罪了另外一群浮夸风的主要责任人，则使得“万言书”有了强大的威力，促成了反彭德怀的“高层群众基础”；彭德怀在国防部长职位上的粗暴处事风格，批评刘伯承和粟裕这两位有广泛军政高层群众基础的将领等，都让他树敌众多。对毛泽东来说，以“右倾机会主义”来打倒彭德怀，在高层内部容易获得支持，对公众和国际社会来说，也是可以拿来作为宣传的“幌子”。
笔者没有查到陈毅将苏联武官的话反馈给毛泽东的具体日期是在彭德怀递交“万言书”之前还是之后（笔者判断，最可能的是在7月23日的前一两天）。如果是之前，毛泽东已经准备下山，那麽毛泽东可能准备到北京后找彭德怀沟通一下他在出国期间的私下会面细节再做定夺，毕竟剥夺抗美援朝英雄和国防部长的兵权，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尤其是涉及到苏联，也无法向公众和各级官员公开这些内幕，毛泽东也担心会给民众一“鸟尽弓藏”“一言堂”的糟糕印象。但“万言书”道出了极“左”路线的破坏，得罪了一群当权派，以及彭德怀的火爆脾气上来对着毛泽东“骂娘”，进而给了其他人攻击他的把柄，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以顺应“民意”，通过打倒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来剥夺他的军政大权；这至少比对外讲堂堂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涉嫌“里通外国”来的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