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政治独裁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有关中共能不能跳出几千年的兴衰周期率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从几千年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其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毛泽东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建立多党联合政府的构想，他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指出：
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很希望能和蒋介石组成联合政府，真心希望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愿意以议他政治斗争代替武装斗争，毛甚至不顾他人劝阻和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一定认为：如果国共再开战，毛也许可以在战场上取胜，但国军力量比共军强的多，战争要持续很多年，导致生灵涂炭。无论从共产党的利益、自己的政治抱负（毛毕竟已是52岁的人了，再打十年结果难测的苦战，岁月不饶人，毛也没有料到后来的内战打得那样顺手）、还是民族利益出发，组成民主联合政府都是上选。因此，笔者不认为毛泽东要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是在演戏。毛泽东与美国特使赫尔利达成5项协议提出废止一党专政、统一军队、开放党禁、言论自由、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应是真诚的。国军和共军都是抗日主力，组成联合政府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可行的；共产党打了十多年为自己争得合法性和第二大党地位，也算成功。可当时蒋自恃拥有八百万大军，三个月可消灭中共而顽固发动内战，使屮国错过了一个建立多党民主国家的有利机会。不少人责备1949年后共产党搞独裁，可“原罪”在蒋介石。1949年后的大陆，共产党无论在历史贡献、付出的牺牲，还是力量上都一党独大，组成多党联合政府的环境已不存在，只能组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体。可以说，是蒋非置共产党于死地，导致中国错过了一个民主化良机，也使得毛泽东的民主建国理念不得不重新设计。海峡两岸后来各有一个具绝对优势的超级执政党，使得两岸的独裁成为可能。今日两岸分裂的责任自然不应由毛泽东承担。
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它国民党人士。由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玲，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毛泽东时期发动的一系列运动虽然后来被批评为“大民主”，但它建基于毛泽东对人民的信赖和对自己政党的信心（如大鸣、大放、大字报，游行等），而这种信赖和信心自毛泽东之后则消失歹尽，后来的中共各级官员则将人民的不满情绪当作威胁而施以高压，维稳经费长期处于高位。这种信心的消失也阻滞了中共民主化的步伐。毛泽东时期的口号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今天这句话已经不再出现在中共媒体和官方语境中，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广泛使用的词汇一-“不明真相的群众”。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系，毛泽东本人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非常重视听取各方意见，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实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参政重要。在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今日民主意识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受贪官污吏的“推动”）。其次，毛泽东太高的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在美国人特里尔所着的《毛泽东传》中，形象地描述到“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然的。
毛泽东的超凡智慧，造就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带给中华民族独立、自尊和信心，导致他身边战友和广大人民对他的智慧和力量的过分依赖，进而导致民主环境的破坏和“一言堂”的出现。很显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这段话来自于“文革”时期人人必学的“老三篇”之一——毛泽东的《愚公移山》，说明民主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后来反毛人士批评“文革”是毛泽东摘的一场“大民主”，你可以否定“大民主”，但这个词汇中必须要有“民主”二字。
选队长(图，作于1970年)
实际上，“文革”时期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普及和实效比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选举”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选举当时拥有基层实际领导权的生产队长，而且自愿报名，差额选举，笔者少时曾经历多次这类选举），但被后人完全忘却。好像只有当今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才知道民主的好处。
从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培养所表现出的勇于放手和信任，从另一个主线也可以反证所谓“毛泽东搞独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在1956年放手政府一线领导的大权给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当时毛只有62岁，比现在的很多高层领导都年轻。毛泽东的放权显然不是独裁者所能为。但刘的作为让毛失望而不得不换掉。林彪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放手治理军队，但林完全不顾形象而把自己毫无经验的儿子直接放在军队核心圈而大加培植，甚至最后要谋害栽培他的恩师¹在毛泽东晚年，他感到时日无多，国家需要良将接班，重新启用邓小平，但邓小平这个反右时的极“左”头子，却突然右倾起来，为“文革”翻案。1975年在“反唯右倾翻案风”中不得不再次打倒邓小平。毛泽东放手栽培的三个接班人都令他失望。1975年底，自感时日无多的毛泽东写下了最后一首诗《诉衷情》抄给周恩来：
¹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权势日盛之际，提拔太太叶群为上校，任办公室主任插手军政事务；刘少奇在"四清”时毫不避嫌地把王光美拉进权力中心，在这两位接班人大大咧咧干此事时，毛泽东还在约束着江青，直到"文革"爆发。可见，刘、林都不是做统帅的合适人选，不顾影响，吃相太难看。毛晚年启用江青，重用毛远新，可能原因是：在悉心栽培刘少奇而遭背叛后，身边没有多少可信任和可用之才，尤其林彪这位相随信任半个世纪的战友的背叛对毛的打击太大了。
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短短几行，透雷出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先后经历过刘、林两位接班人背叛，又失去对邓的信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身恤虚弱，多数时间把头仰靠在沙发上。任后，对接班人选择难题和国家未来的深深担忧，也可以让人们对毛晚年一系列行为有个更深层的理解：他老人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政权的平稳交接和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而呕心沥血。独裁和专权从来就不是毛泽东的目的。
当邓小平在《决议》中批判毛“家长制”作风时，他自己也将犯同样的错误。以军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内撤换两个党的总书记，不能说没有“家长制”作风，而且更严重，至少毛有“家长制”作风时自己正在“家长”的位置上。毛的“家长制”带有明显体制色彩和历史因素，而邓的“家长制”则更侧重于人治的色彩。无论哪一种“家长制”的出现，都揭示了体制中的重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