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民主化的出路
在追寻民主化的道路上，中国已拖着沉重的脚步探索了一百多年。至于如何评价过去的民主化成果，另当别论；可以肯定的现实是，中国今日的政治环境离民主政治还有太大的差距。如果说毛泽东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民主建设道路上的一大进步的话，那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值得炫耀的成果。如果说党中央高层的“集体领导原则”还算是一个民主的尝试，那麽同样肯定的是，这一制度本身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参与这一“集体”的人员产生过程没有任何规范的制度，“集体”内部的责任承担和职责安排也被模糊，结果是：对一系列问题议而不决，同时也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而这个“集体”并没有给“集体”外人士的参与提供合理的管道；即使强调维护“核心”的重要，但因“核心”本身产生的过程及其个人的操守和能力，也给这个“核心”的权威带来不确定性。与过去不同的是：个人的独裁转化为“小集体”的独裁，当今中央高层的产生和运作始终没有从落后的黑箱作业中解脱出来；个别领导人的上升和下降，根本上与他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而与治国的能力和贡献没有关系；这必然导致“逆向淘汰”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悲哀。“集体领导原则”和突出维护“核心”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不应，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高层政治的常态。而集体内部的拉帮结派，难免形成占优势的组合，则可轻而易举地摧毁内部的民主氛围。
在探索中国民主化道路时，必须首先明确的是，中国民主化道路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不能考虑对共产党本身执政地位的挑战；这与是否喜欢共产党无关。否则，不仅无助于民主的发展，很可能导致中国民主化的停滞，甚至倒退，看一下“六•四”对民主化进程的破坏就明白了。中国经受不起“推倒一切，从头再来”的冲击；其社会成本的高昂将与民主化本身的目标效果背道而驰。这并非刻意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实，即使在笔者加入共产党的发展会上也坦率地承认：本人首先是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础是“中国”两个字。
在笔者深思国家未来出路时，从来不把共产党的利益作为考虑内容，而国家和民族利益才是唯一考球的对象；而共产党不过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工具罢了。但在考虑具体的民主化步骤时，共产党当今的执政现实和形态是必须要考虑的，否则，再好的民主化设想也无法变成现实。至于五百年后是否应政党“轮流坐庄”，只有未来才能知晓。如果按照共产党的理想，到时也许已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一一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就连共产党本身也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更别谈多党制了。
其实，多党制固然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但是否真能达至民主的社会效果，仅看有几个党是不够的，各政党自身的素质实际上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如果各个政党内部运作是非民主的，各政党领导人和参选人的产生过程中有明显的反民主色彩，政党对外又缺少对舆论的敏感和有效反馈机制，那麽，不论哪个政党能成为执政党，它组成政府的民主素质也必然值得怀疑，因它缺少民主的素养，仅有一个民主的外壳而已。看一下当今世界上不少多党制政体的运作质量就能明白这一点。
因此，当今中国民主化的首要任务，不是去争论是否建立反对党，而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化建设，和外部的人民及舆论监督体系的确立。这实际上是个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落实过程和落实方式。只有明确了这一目标，才能把握中国民主化的正确方向，同时又不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
当然，如果这一过程进展顺利的话，中国共产党将成为真正服务和来自于人民的政党，将吸引所有优秀分子加入该党中去。使他能在凝聚民心，激发民志，社会动员，精神建设等多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现有多党制政体中，政党仅仅是选举的工具。
至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此处无意多谈，因那是较为遥远的课题。当前，中国共产党民主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处理好以下一些理论课题：
第一，如何理解“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执政特点，组织建设上反映在各级党委的存在和对大小事物的最后裁决权。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今日中国大陆，包括厠所、坟地、生孩子、丧葬、学术职称评定、职工福利、法律裁决、军队等，共产党无所不管。按照现有大学的职称评定制度，大学党委书记有权干预教授职称的评定，问题是，一个学术水平一流的学者，共产党可以剥夺他的“先进个人”评定资格，但无权否定他的学术造诣，而“教授”的职称则是建立在学术水平的基础上。同样，他是否应被分到三室一厅的房子，同样是根据他在科教方向的贡献，而不是“是否跟着党走”，否则的话，那杨振宁和李正道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被清华大学聘请为教授只能说明，清华党委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属被打倒之列。城市区或街道党组有权决定公共厠所的建设。而党的主要领导对司法的干预，也成了中国法制化建设的根本障碍。
这种对国家大小事务的无所不管和过分干预，实际上是对“党的领导”理论的严重曲解。在共产党的任何…个理论中也找不到这种无所不管的理论根据。由于这种过分干预和领导，并没有一个规范的体制，各级党委书记就成了实际上的各级“土皇帝”，为党的领导带来了强烈的人治色彩。由于各级党委绀成人员素质的制约，更严重地败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和社会基础，为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因此，中共中央对共产党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弱化对具间行政事务的干预，而将“党的领导”定位在对国家重大事务和发展方向的把握上，同时在先进文化的宣传、民众动员、拥军优属等方面继续扮演关键角色；适当削弱基层党委的行政职责和权限。就一个县如何引进外资而言，“党”的职责是，肯定引进外资的正确性，但对如何引进，引进什么，实在不该在党的管辖范围，这是个纯粹的行政和经济问题。当然，党本身对各级行政部门的行政质量，尤其是党员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具有监督的权力和职责；各级“党鞭（纪检委）”的作用当然不能削弱，甚至应加强。
如果能本着上述方向弱化对基层具体行政事务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将可以立即实行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精简，甚至可缩小三分之二的党务人员编制，为各级财政节省大笔的开支。农民的负担也将随之大为减轻。
上述改革思路，不仅不会挑战“党的领导”这一核心问题，而且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考虑这样一些简单的问题：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为所欲为，如果削弱他们的权力，对中央高层的个人利害有什么不利影响呢？当中国的国家政权继续掌握在共产党于中，那麽，基层党委权力的削弱是否就破坏了中国的政权性质了呢？答案应是显而易见的。¹
¹十九大后将武警权力收回军委，就是对基层权力的弱化。过去各级党委书记利用武警涉足强制拆迁等不少坏事，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如果回避这一改革，各级党委和行政之间的扯皮、责任推谈、分工不清、奖罚不明等弊端，将会长期地持续下去。中国法制化建设的步伐，没有快速前进的可能，因共产党成为一捆紧双脚的脚缭。
中国在过去几年搞的最著名的民主化改革是“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建立。但至今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除各级党委和政府督促不够，还有个更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缺陷。
现在，中国农村行政村或大队（“大队”是农业集体化的产物，一般包括几个自然村。现在的行政村仍以“大队”为基础，农民仍习惯使用“大队”一词），主要领导有“三大员”：党支部书记、主任和会计组成的村委会。村民自治选举制度所选举产生的干部是“主任”这个角色。由于“党领导一切”，在三人中，党支部书记是实际的“一把手”，而主任只是“二把手”。这样，村民兴高采烈地选出来的是个没有最高领导权的“老二”。只要“一把手”对村民选上来的人不满意，这个民主的“产物”就别想开展工作，他手中的民意将分文不值。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很好地处理“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将寸步难行。即使仅就村民自治选举制度的完善，而弱化行政村党委书记的权力，让人民选举出真正的“一把手”，中国基层民主化建设也将取得根本性的进步，基层贪污之风将会得到有效遏制。同时，民主的“种子”也将通过几年的选举而在人民心目中生根发芽，为将来更大范围的民主化建设准备社会基础。
只有当民主的概念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中，“民主”才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否则，它将永远停留在政治理念和学术的层面上。
第二，如何处理“反对党的领导人”和“反党”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处理的好坏，将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舆论监督和民主制衡的态度取向。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的斗争很多是党的领导人之间领导权的争夺，而和“路线”没有关系。而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更被冠以“反党”的天大罪名而永远不得翻身。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历史的一大污点。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在处理个人和组织关系上的模糊，和对组织名誉的滥用。
最近十多年的一个可喜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正逐渐摆脱过去的铁血风格，变得更加理智、中庸和对政治对手的宽容，使得赵紫阳成为共产党铁血传统的最后一位受害者，当然，也是最后一个“党的分裂分子”。中国军队在国家权力安排中角色的淡化，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也是中国军人和军队建设更加成熟的体现。
中央政治局同样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某省委或县委书记的危法乱纪行为被媒体揭发的话，是否会影响到共产党整体的威望呢？对您本人又会有什么伤害呢？他可能是您栽培和提拔的，但他后来的违法乱纪和当初的提拔是两个并不一定矛盾的问题；不能因为您的提拔而对他个人负永久的责任。作为中央高层的领袖也应看到，对一个声名狼藉的贪官进行袒护，本身就是在毁灭您自己的威望（这样短见的高官比比皆是）；为一个不值得爱护的下属而毁掉自己的清誉，是否太不明智了呢？很遗憾，当今中央高层的领袖们，有几个人没做过这类胡涂事？自毛泽东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很难再找到有这种基本远见的领导人。
笔者在思考中国的民主化方向时，从来不把“人”看成是理想的，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被理论上看成是有私欲的，而不是共产党传统所宣扬的理想革命者；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稳定而有效的民主体制。因此，上述请中央政治局委员考虑的问题，也顾及到对他们自身群体利益的伤害程度；否则，再好的民主化改革建议，也很难通过高层那一关。这是无奈的，但又是负责任的和非对抗性的，最终将比激进式的改革更能实际推动中国的进步。“六•四”之后中国民主化发展的停滞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是渐进的，而不是跳跃式的。
第三，有效舆论监督体系的确立
第一章谈到国有企业的出路时，曾涉及到舆论监督方面的问题，之所以没有深谈，是因为根本问题在于：舆论监督体系有效与否，不仅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也涉及到中国民主和法制化建设上是否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这实际上是个关系全域的问题。
随着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重组，昔日的直属各级党委的形态将会有所改变，将会为舆论的监督提供更宽阔的活动空间。如果让《河南日报》揭发河南省委书记亲属的违法行为，显然是困难的，但如果让它成为全国发行的大报，进而去揭露贵州和黑龙江省高层的违法乱纪行为，则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中央应栽培并鼓励一些有较好基础的媒体集团向全国发展，并鼓励它们将报道的内容覆盖全国，这样，各级领导人在胡作非为时，必然要面对更大的风险。而中共中央也应考虑让全国人大拥有一份较具独立性，同时又是全国性或大区性的报纸。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对各级党政部门及领导人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很显然，这丝毫不会威胁党的领导地位，但肯定会影响个别领导人的地位。
全国政协也可考虑设立独立媒体，除议政外，重点监督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质就和操守。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否允许舆论充分监督，实际上是党和政府的运作是否要民众参与的问题，这将决定执政党的本质。
第四，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启动方向应遵循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两个方向。
所谓“从下而上”，是指从基层作起，如上述村民自治选举制度和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弱化。如果能同时伴随基层党组织自身的民主化建设，如党干部的党内选举和群众评议制度建设等，那麽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执政素质和威望将会有大的提高，也将为党内民主化发展作必要的测试和准备。待行政村级民主建设稳定后，再逐步上推至乡镇和县。在城市，则从街道起步，进而上推至区和市级。
所谓“自上而下”，是指从中央高层作起，其中包括党中央高层权力架构的完善，党政职责的明确化，权力交接制度的确立等。这可能会面对较大的困难，但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困难不在体制的设计，而在高层领袖自身的胸怀和远见，正如上文所说，笔者不把他们当成是理想的革命者，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自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就中共未来领导核心成员的各种传闻也可看出，中共高层体制的改革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地步。让中南海里那几个人“搅得周天寒彻”，未免带来道德的质疑。“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随时有变成“党内一小撮”的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省一级党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改革将是最后，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环。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边据少数民族聚集省区的过快民主化，可能带来地区“政治和民意孤岛”的潜在问题，进而影响到边疆地区的稳定和统一；对此就不赘述了。但这并不应成为回避舆论监督、放慢法制化和党鞭体系改革的借口。
上述改革思路肯定不是中国改革的长远目标，只能是在现有基础上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跳过或回避的。如果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上述初步改革，未来改革的方向将视具体改革的效果而定。上述党内改革，配合党外监督渠道的加强，以及人大作用的强化，如果能产生不错的民主效果，未来的改革方向将侧重于完善已有改革，并在原来的大方向上予以深化，直至整个共产党系统的民主化改造完成。如果能在五年内达至上述初步目标，十年内完成整个共产党系统的改革和完善的话，那麽，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来说，将是一个质的飞跃，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如果上述改革完成后，党内民主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党外监督无法有效运作，那麽，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化改造”将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过于强大，且党国一体，要在中国培育反对党将异常困难和漫长。最快捷且能保持意识形态稳定的“法宝”就是：将共产党一分为二，成立两个左派政党，他们拥有同样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但各自独立运作。在具体民主化的游戏规则上，本处就不做细谈了，因这一天是否会来临还是未知数。
当今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们，如果要避免未来的不得不分裂的命运，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自身的民主化改造，并以较宽宏的气度为党外监督创造条件。
第五，司法和纪检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不论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方案，保证它能有效实施和运作的关键要素是司法体系和党鞭的有效性。
当今中国的司法体系和党鞭系统，是由各级中央和地方党委会领导下运作的，这必然带来的问题是：纪委在监督领导自己的党委操守时的失效，以及法制体系维护社会公正和国家法律尊严上的局限性。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各级党委必然成为拥有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宣传资源、司法系统、武装力量的实际上的地方山头，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建立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中共当前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将现有的司法和纪检体系的横向领导割断，全部改为纵向领导。法院和监察体系的最高领导机构，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而纪检委则直属政治局常委会。这样，虽然离完美还有距离，但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将迈出根本性的一步。配合上述监督舆论体系的确立，打击贪腐和特权的制度基础也就初步确立起来了。
自习近平为代表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上台以来，大力反腐倡廉，力度之大古今罕见。老虎苍蝇一起抓。但现实是，老虎抓不少，苍蝇群体大的多，抓的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中央大力反贪，省级总体上应付，地市级和县级只传达文件。即高层力度到了基层就是强弩之末。笔者认识一位市纪委副书记，整天没事做，就是玩书法艺术之类的。我很好奇他为啥这麽轻松，他答：投诉很多，信息很多，但市委书记不批准调查的案子，纪委不能贸然调查，他就只好落个清闲。这是2016年的中国基层反贪的荒谬现状。可这样的市委书记遍布中国大多数城市，但一个都没有因为不反贪而被以“不作为”之名予以撤职。如果以后高层反贪高压减弱，基层贪腐必将卷土重来，只会更加猛烈。所以，没有制度的完善，我对共产党的未来不敢太乐观。¹
¹这部分文字为第二版新加内容。
中央可以参考人民银行设立大区行的思路，考虑设立大区级法院、监察和纪检体系，以取代现有的省市区县级部门。今天一有大案要案都要中央直接插手，显然是低效率的。
第六，各级人大的功能强化，和各级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的民主化。
当今的人大体系，虽然从宪法上讲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但因“党领导一切”而带来具体操作上的非民主色彩，导致了功能的弱化。各级人大其实是各级党委的橡皮图章和民主化的装饰品，实际的监督作用根本没有发挥。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缺乏民主程序，很多劳动模范成为人大代表（这在人大代表中还算不错的呢），但与民主无关。让这些劳动模范成为社会的道德样板无疑足仃意义的，但让他们左批评和监督向他们授「•荣那的领导干部，则有些难以操作。由于人大代表产生过程的非民主，导致90%以上的大陆人民不知道代表他们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是怎麽产生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谁。
另外一个荒唐的现象是：各级人大的例会（全国人大除外）很少受到关注，他们都讨论些什么内容，也无人知晓。笔者这种极为关心国事的人，也不知道省、地、市、县级人大一年中，除每年一次的例会，是否还有其它的例会，如每季度例会等，以及人大代表都对哪些事务提出过议案或进行过辩论。
更荒唐的是，大陆的城市街道、乡镇和行政村一级，没有人代会式的法定议事和监督机构（如，村民监理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缺少了这两级的议会体制，基层的民主化就根本谈不上7，基层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当家作主权力的行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很显然，这是大陆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一大疏漏。
面对世界发展大势，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将是世界注目的大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创立文官制度和考试取仕制度的国家，中国朝廷的执政素质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保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今天，面对必须要走的民主化道路，只要中国共产党领袖们能更高瞻远嘱，具更博大胸襟，一定能建立起世界最完善、最科学的民主政体。它不仅具有西方民主政体的民本性、开放性、包容性，同时也将具有西方民主政体所欠缺的高效性、前瞻性和全域观，尤其避免西方民主政体所固有的选举型或短期利益追求型的执政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