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曾今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世界历史的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五七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评价到：“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以及“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直到2002年的今天，委内瑞拉那位在政变中反败为胜的民选总统查韦斯，公开承认毛泽东是他的导师，毛泽东的著作是他的政治教材。
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直到今天，仍有那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能超越意识形态，在了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失误后仍给予毛极高的评价。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该文刊登在《参考消息》上），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和中外历史上的其他政治家、军事家的一个重大不同点在于：毛不仅是一名军事领袖或政治领袖，在相当长时间里，他更扮演了中华民族精神领袖的角色；而这即体现了他的伟大，也赋予了过重的责任，同时也必然导致人民对毛泽东的长期精神追随。也难怪，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无助，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软弱无力感，不可一世的文明故国所遭受的国破家亡的苦难，使得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国度里，在帝制消失以后，又多么需要一个能凝聚全民的精神支柱。
而毛泽东的出现毫无疑问地填补了人们渴望已久的精神需要。毛泽东那厚实的肩膀，让被洋人和地方官僚豪绅欺负怕了的中国百姓，暂时找到了安全的凭靠。而志士仁人追寻民族复兴的百年悲歌，总算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凯旋的曙光。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