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人的信仰重建和宗教改革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去粗取精，并以学校教育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教育学习，应是中共必须着手开展的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中共“三个代表”之-“代表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谁敢说不先进？）。
对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已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他们对精神引导的需要。传统知识分子不少报着“既读圣贤书，何须敬鬼神”的自信。孟子更狂言：“华夏之无君，胜夷之有君”，正是建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教化功能和华夏民族文明程度的信心。但对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来说，《四书》、《五经》可能还不够，这是世俗文化的功能性缺陷所至；宗教则可扮演补充的作用。当然，也只能是补充辅助的角色。中国在1949年前大沿带有宗教色彩的学校，在今日的中国已不再需要。至少在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置入世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他们识别、抵抗迷信和邪教的诱惑是必要的。至于他们成人后的信仰选择，会以他们较为成熟的心智作出判断。
与世俗文化的教化作用相比，宗教的力量在某些方面显得格外突出，并能为社会提供特别的精神需要。
一门宗教往往包括下列基本结构：一、该教的伟大或合理性，对人前世、今生和来世做出揭示；二、劝人向善和忍让，如果加入该教且遵从教规，扬善止恶，会有哪些好处；三、如果不加入该教，或不向善，会有什么可怕后果。
上述宗教结构，造就了宗教的强大功能，第一点构成了宗教的美丽外衣和吸收教徒的功能，也构成宗教的神秘感和威慑力；第二功能构成了宗教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也赋予该宗教高尚的道德形象；第三功能则直接针对人类的自私本性和懦弱，做出强力的规范和制约。尤其是第三点，为世俗文化所欠缺。正是第三功能的存在，才导致第二功能的有效性。
宗教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出发点：人是自私和野峦的，而同时又是可以教化的。宗教不同于世俗文化，它丝毫不回避人类的本能弱点。宗教必然有唯心的成分，否则，它的力量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将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管理完全放开。为了充分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而同时避免宗教传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中国政府还是宗教界人士，或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可以有所作为，共同构筑中国自由、健康、多样化的信仰体系。
就中国常前宗教的传播来符，中共各级党委对传统宗教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如禁止建设佛堂或道观等，但同时，基督教各派别在民间的传播则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这对佛教和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传播是不公平的。那些追随罗马教廷，而不接受中国天主教“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天主教徒，另当别论；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管制是必要的。毕竟听命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曾对中国人民作过太多的坏事，声誉已坏，岂是旦夕可以恢复？2000年，梵蒂冈不顾历史事实和中国人民的感受，对那些于过去一百多年中在中国干尽坏事的神甫封圣；罗马教廷在苏联解体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天主教徒的执着和对教廷的无条件服从，等。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谨慎。
下面就各主要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及出路，做进一步分析。
中国缤纷多采的民间信仰暂不多谈，它们构成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如拜关公、财神、妈祖、灶王爷等，有些被纳入道教，而有些则是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在民间“活动”。笔者反对将此简单列为迷信。实际上，如果没有了这些内容，中国文化的哲学内涵不受太大的影响，但文化的平民性和表象将肯定受到破坏。笔者家乡每到过舂节时都要有一系列祭拜活动，极大地增加了节日的气氛，使得春节成为不同于一般日子，拥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日。尤其当笔者在城市度过几个春节后，更加思念家乡的春节。虽然本人总是破财，但并不影响过节时给财神上柱香的积极性，这是人们求个吉利的方式之一；至于财神是否肯帮忙，那就看祂的了。
首先谈谈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值得注意的问题。
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在唐初，当时叫做“景教”，后来唐武宗灭佛，景教也一同被灭。至明朝时以利玛荇为代表的西洋传教士东来，基督教才又登陆华夏。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贡献和孽债，让专家去研究吧。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流行宗教之一。尤其最近三十多年，在中国政府及文化界宝力宣传西方文化时，不小心拉近了基督教和中国人的距离。基督教已逐渐深入到偏远的乡村。笔者家乡的小村庄也有了基督教团体，笔者的奶奶、伯母等20多位中老年人成了最初的基督徒，这给笔者提供了机会，以近距离观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方式、特点和效果，也产生了一些担忧和希望。笔者在海外期间频繁接触基督教，是希望通过观察和比较，发现基督教可能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和影响。当然，这个全球十亿人信仰的宗教，其对推动人类进步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但必须肯定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肯定有所不同。因为，基督教进入欧洲时，欧洲并没有强大的文化体系可以对抗，而基督教的传入则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步。而今日的中国则拥有强大、系统、根深蒂固且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不论对基督教多么虔诚，都不可能避免中国世俗文化对价值观的影响，甚至是居主导地位的影响，不论中国基督徒是否承认这一点。只要将一位欧洲基督徒、一位中国基督徒和一位不信上帝的中国人放在一起，就可轻易发现，那两个基督徒之间拥有比两个中国人之间更显著的不同。虽然我接触的华人基督徒都拼命感恩耶稣，而不是孔子。
就传播方式上来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最具有强烈进攻性和排它性的宗教，因此也导致了至今未了的宗教冲突。只有自己的是正宗，其它都是迷信或邪教，要彻底摧毁（在《圣经》上类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恐怖字句多处）。正是基督教的这一特点，导致历史上一系列对人类其它文明的摧残甚至毁灭。如，古罗马帝国对埃及图书馆藏书的彻底销毁，切断了埃及文明的延续'；西班牙登陆中南美洲后对当地异教徒的屠杀和对书籍的焚毁，使得中南美洲的灿烂文明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人类文明的永久伤疤。在人类文明的几大源流中，已有两大源流被基督教所切断。
也正因为如此，当今基督教传播虽然已没有了过去的血腥，但引起宗教冲突的根源是值得留意的。笔者对此产生高度瞥偈是由以下事件引起的：
笔者的伯母加入教会之后，请教会人员到家里“清理门户”。结果，所有与基督教信仰相冲突的祭拜物品全被抛弃，包括祖宗牌位、香台、灶王爷像等；春节等节日也不再摆贡品，门神也不贴了。这引起了家人的极大不满，允其是高龄的伯伯对不拜祖先很是恼火，节日的情趣也荡然无存。伯伯后来一病不起。他儿子气愤地讲：“宣传‘在主’（即：信主）的人什么时候能死光啊！”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这个小家庭里变成了现实。至于当初她和笔者的奶奶是如何被基督教吸引进去的，说来可笑，和法轮功的宣传手法类似；就连当地的小孩都学会唱“在了主，不生病，不受苦，不打针，不吃药……。”这没法不让高龄的妇女着迷。这些从没读过书的人，总算学会了一个字——“十”。
后来在海外参加的一些基督教活动，教徒们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自身宗教的优越感，这没什么，但也都表露诸如“佛教、道教搞迷信”之类的语言。很显然，基督教的这种传播方式和对其它宗教的态度，与过去对埃及和美洲文明的摧残相比，具有不同的程度，但有相同的性质。
因此，基督教广布华夏带给人们精神充实的同时，如果也为国家、人群、家庭带来文化的冲突和打雕，中国的民俗文化因此而被“清理门户”，那么，基督教对中国的登陆就未免有些敌意了。毕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没有基督教的哺育，耶和华神的眷顾，炎黄子孙们生活得很好，甚至避开了西方和中东两千多年来绵延不断的宗教战争和思想压迫。就让他们的后代死后都去地狱吧，中国的列祖列宗因不信上帝和耶酥都去了地狱，他们的子孙理应到地狱陪伴在侧，干吗非要去天堂享福？他们在现世能不因为信仰而吵架已经不错了。
从宗教宽容性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排它性较强。佛教从来不谈其它宗教的长短，不论对谁皆以慈悲之心待之，大乘佛教更“高尚”到要普渡众生。相对来说，基督教只“渡”信上帝之人，而不信者皆被打入地狱，不论他是否象雷峰一样勤于助人，乐善好施；这还不罢休，最后还要末日审判；至于信上帝者，即使犯十恶不赦之罪，也有进天堂的机会，这多少降低了基督教的社会教化作用，甚至道德形象；因此在过去两千年间，西方基督教国家之间和对外域的残酷侵略就不令人奇怪了。道教更宽容得彻底，在新加坡的道教场所，甚至摆放着专门介绍孔子和耶酥的小册子。道家追求反朴归真，回归自然，与儒家的礼教思想有些对立，老子更不客气：“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令孔子的门徒可能不太舒服；但正是宽容精神的广泛存在，使得文化百家和各宗教流派能在中国大地上和平共处。很难想象，如果先知穆罕默德嘲笑讽刺耶酥，这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将更加严重。由于耶酥为犹太人所害，苻一下基督教徒两千年来对犹太民族的态度就明白了。
因此，基督教的上述问题如何面对，基督教如何传播和发展，是基督徒、文化界和中国政府应认真对待的课题。当然，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基督教会本身，如果中国政府不强力规范的话。政府被迫出面，显然是最糟的处理方式。
任何一位基督徒读到这儿都不应怀疑，笔者对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偏见或恶意。佛教传入中国对丰富中国文化和教化人民发抓了重要作用，同样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没有理由受到中国的刻意排捞。如果它能像佛教一样完全溶入中国大地并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这肯定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另一个发现使笔者保持对基督教在中国傅播的高度热情：在老家虽然发生了上述伯母家不愉快的事，但大部分信徒在加入教会后都有明显的改变，甚至一些性格怪异、自私自利的农夫，在加入后变得乐于助人，懂得忍让，笔者每次回家都会劝一些经常吵架的小夫妻加入教会（当地缺乏有组织的佛教团体）。基督教的强大教化功能是笔者看重的，本书对基督教的严苛剖析，只希望它能变得更加完善，为满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提供一多样的选择，做出更好的贡献。
关键是，基督徒们是否为此做好准备，还是准备在中国对其它信仰和民俗文化赶尽杀绝？
笔者出于对中国人信仰的选择，和基督教在中国与其它文化的“和平共处，特向一些博学的宗教人士请教：“《圣经》是否可以做些改写，没有任何错误，因为那是上帝的活动和谈话的记录”“基督教可否象佛教那样不否定（当然不须肯定）其它信仰？”“对中国人来说拜祖先是传统民族文化和道德的一部分，贴门神虽有鬼神传说的背景。但隼竟是民族文化一部分，对此基督教可否持宽容态度，甚至自己家过春节时也贴上神以渲染节日气氛？”、“基督徒甚至反对祭孔，是否有点忘本的嫌疑？”……。
如果基督教会不能很好地处理上述问题，文明的冲突，以及自身信仰和教育背景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结识的一位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的神学博士，对上述问题的答复是：“《圣经》不可改，没有任何错误，因为那是上帝的活动和谈话的记录“，“世界只有唯一真神，其它宗教什么都拜，确实是错的”，“信上帝就不能再拜祖先、孔子和其它”……。后来从其它基督徒得知，这种说法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答案。
至于《圣经》不可改，以下内容至今没人给出合理解释¹：
¹请基督徒者谅解，笔者无意挑战基督教，而是读书时的坏习惯，那就是对任何书都挑毛病，当然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这确保了本人是个很好的读书人，但对信仰宗教和共产党的政学习治点不可救药，这本一反中共和学习界普遍认识而写的书，就是笔者一惯独立思维方式的体现。
例一，《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开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处混沌，渊黑暗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起初地是混沌状腹从后面的段落中可以看出，此时“天”还没有产生，空气和水还没有分开（后面的第六段为道：“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形成了。神将空气为天’”），因此，在起初不可能有水面的存在。只有在有了“空气'后，水面才可能产生，“地”不再“混沌”。
例二，《就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指的耶和华和谁？得到的解释是：三位一体，“我们包括耶和华和圣子耶酥和圣灵；虽然这不符合上帝的习惯，因上帝创造宇宙不需要和儿子及“圣灵”商量；这个解权当通过。那么，亚当是照着神的模样造的，可夏娃呢？由于男女身体差别很大，而耶酥也是男的（是圣子不是圣女），因此，夏娃没有原形。“三位一体”的解释同样值得怀疑，在很难再找到耶和华用“我们‘，是否上帝还有位夫人，如果是这样，夏娃的模型就找到了；不过是和中国的“老天爷、老天奶奶”有点巧合。再者，没有“上帝夫人”，何来圣子？当然，如果创造万物的还有位“夫人”，“唯一神”的说法就多少有些问题了。到时候可以将“三位一体”修改焉“四位一体，以作辅正。
例三，《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中，叙述夏娃和亚当生该隐（人史上第三个人），再生亚伯（人类史上第四倘人）；后来该隐般了亚伯。上帝要流放该隐，该隐对上帝说："……我必须有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从这一段很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世界除了亚当和夏娃这一家子，肯定还有别的人，而且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随处都可能有人，这些人从何而来？《圣经》中对家族的世代传人都有不厌其烦的交代，
“唯一神”的说法就多少有些问题了。到时候可以将“三位一体”修改为“四位一体”，以作补正。
例三，《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中，叙述夏娃和亚当生该隠（人类历史上第三个人），再生亚伯（人类历史上第四个人）；后来该隐杀了亚伯。上帝要流放该隐，该隠对上帝说：“……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隠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隠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从这一段很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世界除了亚当和夏娃这一家子，肯定还有别的人，而且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随处都可能有人，这些人从何而来？《圣经》中对家族的世代传人都有不厌其烦的交代，而创世纪初期，如果这些人还是亚当、夏娃所生而不做任何交代，是奇怪的。该章中提到该隠和亚伯时，反复用到“兄弟”，如果那些人也是亚当、夏娃所生，理应用“兄弟”，而不是"人”来称呼。
至于“诺亚方舟”，宗教界和考古学者相信，当时的那场大水是发生在五千年前的幼法拉底河洪水，可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生活的好好的。除了诺亚一家，还有东方大地上的这群已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群生存下来。当然，基督徒全部否定同位素年代测定法。因为这个太致命了。中国大地上拥有高度文明的考古发掘已经到一万年前。
让我们接着分析《圣经》有错的可能性：
基督徒们相信，《圣经》是上帝说的话或活动，通过信徒的手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信徒是人不是神，而人总会犯错误。在信徒记录上帝的话时，有两个犯错的机会：一是耳朵没听清楚，或没记准；另一个犯错的机会是记录的时候写错字。很显然，这两个环节出错并不奇怪，这不是上帝的过错，而错在人为。
另一个对原意的扭曲是翻译的过程。《圣经》最先由希伯莱文写成，后翻译到希腊文，再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和中文等语言，而语言翻译的过程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保持原意，尤其是这种宗教或伦理方面的书籍，并不象科技、经济类著作那么容易翻译。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对受英文教育的华人能否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优秀的价值观没有把握，曾问哈佛大学的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教授：如果不会中文而通过翻译，可否准确掌握儒家思想？杜维明教授回答：不可能。很显然，这是杜教授在美国多年研究教学经验的心得。这巩固了李光耀在推动新加坡华人学习中文方面的决心。当然，这与儒家思想的世界性并不相矛盾，只是存在一个认识“度”的区别。如“仁”字的字意，中国人可以意会，但不易描述。要找一个能准确反映原意的英文单词和它对应，根本不可能，就“仁者爱人”和“杀身成仁”中的两个“仁”，足以令最傲慢的翻译大师伤透脑筋。
不会中文的华人（他们好歹还会些广东话或福建话，词句结构基本相似，且价值观在家庭环境里已有所学习），在只经过一次翻译的情况下，尚且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祖先文化的内涵，何况《圣经》经过了两次且时间跨度巨大的语言转译。其中词汇的应用和经意的扭曲是不可能避免的。
而如果在《圣经》里有人为过错的话，虽道也不可以修改吗？
如果写和翻译《圣经》的人不会出错，这实际上是在神化人的能力，和对上帝真神的间接亵浈。如果《圣经》是可以修改的，也应该是可以修改的，那么其它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可能。过际上，《圣经》中文版出现过多个版本，目前流传较广的有两个晖本，当然两个版本不少文字是不一样的。请所有超级顽固的神学士和所谓“《圣经》不可改”的堪督徒们告诉我：这两个版本哪个是错的？如果该书一个字不能改，那这两个版本肯定有一个翻译是错的！如果都对，那如何解释两个版本那些不一样的文字？
上面提到中外基督徒之问明显差异的存在，概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当听到基督徒对祭孔的非议时，笔者甚为难平。在推动教育平民化，强调读书的教化作用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或先哲像儒家思想和孔子那样的重视。这也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发展。
我曾问一位执着向我传教的华人基督徒朋友：一个欧洲基督徒及一位华人非基督徒，您和他们谁的价值观更接近？她可能意识到问题的陷阱，咬紧牙关说和那个欧洲基督徒更接近。我又问：世界上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新加坡到处是菲律宾女佣，您是否觉得和她们最接近？我看到她略显尴尬而微红的脸。这个故事其实道出了一个华人信基督教的根本原因：发达的欧美白人所体现出的文明，和他们在教堂宗教活动的优雅，以及华人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但这些是欧美物质文明和科技发达的结果，衣食足而知礼仪，而从俄塞俄比亚和菲律宾可以看出，这不是基督教传播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是在长期的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的，因此而对基督教有亲近感，但这不是这个宗教的本质特征。华人不能因为信基督教而对自己祖先减少半点感恩敬重。
实际上，通过笔者长期对教会的考察发现，华人基督徒有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感恩民族先贤，将一切美好的都归功于耶稣，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他们对自身文化知之甚少。更有甚者，华人基督徒把犹太人看作上帝特选子民，普遍把犹太人看得高人一等，自觉成为精神上的二等人。笔者最后一次参加教会活动时，那位来自台湾，拥有物理学博士的牧师公开讲“犹太人就是比中华民族优秀”
277第330页共551页第八章中01人ffi：归何庇2四海，乘风破浪，布威于天下；郑和及其将士们的胸怀，岂是当今凡俗信徒可比？面对后生这突如其来的香火祭拜，定会大赞曰：“后生可教，故国当兴矣！”那么，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宗教和文化传播方面，是否有值得参考的成就呢？有，那就是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李洪志以高中文化程度，并不精彩的语言，和拼凑的《转法轮》一书，能在十年的短时间内，在大江南北，全球各地吸引上千万的学徒，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博士硕士、著名医院院长、共産戴的领导干部，仅用中国现在的信仰真空来解释是不够的。无论如何，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在中国的宗教传播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笔者本人出于对所有能影响多数人的文化或宗教的强烈好奇，认真閲读了《转法轮》一书，参加了七个晚上的学习班，以学习李洪志广州教功的录像。对于习惯了国内政治学习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个负担。当然，也参与了一些练功活动。《转法轮》一书，基本上是将佛、道、民间宗教和神鬼传说集合在一起，对于读书喜欢挑刺的笔者来说，该书的漏洞就不说了。李洪志的讲“法”，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但是，李洪志相当高明地将本章所提的宗教基本结构，劝人向善、好处、报应等，完全地包括进去，这就构成了一门宗教的基本架构。由于他开始打着“弘扬佛法”的旗号，又有不少佛教的内容，而大多数人对佛法实际上又知之甚少，因此，法轮功的吸引力也就在所难免了。毕竟中国佛教界从来没•采取过这样近距离的方式，生活化的语言来传播佛学（李洪志的演讲虽然不动听，但比共産党那种空洞乏味的自言自语更330第331页共551页第八章中国人灵归何处？吸引人）。而佛门中人惯用的玄妙佛语，对弘扬佛法没有任何的用处，只是少败人梦呓的专利。正因为法轮功的完善宗教结构和佛教幡旗，对所有参与的人构成了行为上的规范和制约，这就不难理解，在法轮功的练功场所，当学员离开时，都能将自己坐的报纸等物清扫干净，宗教教化的效果也就显现出来。而将宗教传播和练功强体一起“推销”，则增加了额外的吸引力，也成了他的一项独到发明。但李洪志毕竟不是佛门中人，当学徒越来越多，他自己也飘飘然起来，“一个俗人”的本质逐渐表现出来，不甘于一代“高僧”的成就，要把自己塑造成新一代“佛祖”。从他广州教功的后段内容中已表现出来。一直穿着西装似乎有塾不像，又做了一件袈裟披上，却留着长头髪不舍得剪掉。更要命的是，开始自不量力地对抗起世俗政权，焉有不败之理？当然，李洪志在中国的失败是早晚的事，因他自己还远没有修炼成佛，但又误以为成佛。笔者虽然对李洪志后期的演讲和《转法轮》一书的内容不敢苟同，但笔者在海外参加法轮功活动时，无意揭示其中的诡异，因为看到法轮功学徒能积极向善，中国民众在世风日下的时代，总算有了一个可以依赖的精神凭籍；对于忧国忧民的笔者来说，曾寄予过希望；毕竟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宗教。只希望李洪志能逐渐完善他的“学说”，把自己真正放到弘扬佛法的正确位置真能如此，那么，李洪志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亚于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马丁•路德。很遗憾，也很痛心，俗人毕竟是俗人。288第332页共551页第八章中01人ffi：归何庇2法轮功已被中国政府打倒，但他的传播方式肯定有值得中国政府、文化界、教育界和宗教界注意的内容。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不能简单地一“批”了之。如果中国政府能在推动世俗文化教育、宗教界能在宗教信仰传播方面，学习李洪志的经验，那么中国人民的精神依归也就可以期许了。如果中国宗教界能在宗教传播的角度上，稍微向世俗方向倾斜（法轮功如果专心于佛教传播的话，将是个宗教世俗路线的成功案例），将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教化效果，虽然这面临操作的问题。而宗教界本身也能保持进退自如的空间。在这方面，佛教和道教不存在太大技术问题，但对基督教来说则是个不小的挑战。如果不慎与世俗文化的唯物色彩和科学精神産生强烈对抗，宗教传播的负面效果也就在所难免了。自新文化运动引入科学精神以来，中国的发展大受其益，对科学的倡导始终应是中国社会的最强音，宗教界不应该抱任何的雄心壮志，来挑战甚至颠覆科学的意义。尤其对于基层民众整体教育层次不高的中国大陆，这一点尤其值得宗教界的重视。中国政府可考虑立法规定：任何宗教不得劝导、接受20岁以下的中国人加入该宗教，或参与宗教仪式；对于回教家庭的孩子，在20岁之前，其父母不得强制孩子参加回教仪式；严禁宗教进入大学，等。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都将，也应该保持强大的世俗文化的主体地位。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32第333页共551页笫九常城地残瓜的衣您北京城墙的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