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都的困惑
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托人请清华大学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标明北京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为的是万一和谈失败，解放军被迫攻城时，能够保护好城内外千百年留存的文化遗産。
就是这些曾在战火之中竭力保护的古建筑，却在和平时期的城市建设中被毁掉了。1950年代，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另辟西郊行政中心区的方案。按照他们的设想，古代文物建筑集中的北京城，应该成为“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环绕北京的城墙应该尽可能保留，并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但这一建议被拒绝，理由是梁思成的建议不切实际，建新行政中心超越国家财力。
1951年，政务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拨款15亿（法币）修缮城楼专款，这笔钱修缮了城墙和后来被拆除的东直门、安定门、阜成门等六座门楼及箭楼。1953年开始，拱卫北京数百年的古城墙开始被拆除，到60年代北京考虑建造地铁而将城墙连根挖掉，消失在故都的地平线上，只有那几座孤零零的门楼和角楼，还在昭示着北京城曾经有过的高贵、气派和风华。
梁思成抱城砖痛哭，不仅是在哭城墙的死去，更是在哭一座充满城市规划最高智慧的帝都的消失，及一系列中国古城行将来临的厄运。
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憧憬：不久的将来，前门一带将布满了烟囱¹。笔者完全能理解毛泽东一代领袖们对国家工业化的期盼心情。但对城市建设的盲目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拆除城墙，不论是否毛泽东的主意，他没能加以阻止而不能逃脱领导责任。笔者对此曾长期不得其解：解放北京之前尽力避免战争对它造成伤害，和平时期为什么容不下一座城墙？²
¹第二版加注：毛澤東的這段話，我沒有找到原始出處。這是1980年代談論北京城墙話題時，媒體上常引用的。1950年代初期，政府對城墙的處理原則是：外城因城墙質量差，原則拆除，內城（即現在二環路所在位S)建築質量高，城門樓宏偉，予以保留。毛澤東的暢想其贸與城墙沒關係，前門一代屬于外城。只是與城市規劃理念有衝突，算不上多大問題。這褒維持第一版時的陳述。
²第二版加注：關于拆除北京城墙的領導責任，筆者找不到官方資料。目前找到明確提及此話題的正式出版物是2016年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城：我與北京的八十年》，作者孔慶普，曾任北京市政工程處總工程師，參與1950年代的城墙修復和後來的拆除。該書第123頁有如下描述：最後張友漁（時任北京副市長）同志說，有一件事情向大家下點毛毛雨，少奇同志說，北京要建設成为一座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妨礙建設的建築物，城門和跨于街道上的牌樓、門樓都要拆除。該書第151頁有如下描述（時間是1956年6月16日）：大家對拆除一座好端端的、才修繕四年半的城樓很不理解，镘得十分惋惜。大家議論說，劉少奇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看來劉少奇是要把北京城一掃光啊！難道總理和毛主席也都同意？單士元說，據說彭真曾找過毛主席，主席說"我分工管黨內事，政府的事少奇同志分管”。該頁最後兩段有"拆除城門是劉少奇下的命令，彭真同志并不同意拆除城門。趙鵬飛說，五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竟然毀在劉少奇手褒！"以上內容为孔慶普回憶內容，只供參考。準確的答案唯有等政府的檔案公開。
在对毛泽东及其一代领导人批评之前，有必要作点稍微深入的思考，毕竟，毛泽东的智慧和文化素养并不比你我差。
城墙不同于故宫等名胜古迹，在五十年代的很多人的心目中，城墙很难被列入文物的范畴，万里长城除外。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有城必有墙，是处处可见的城市防御工事。就连家乡的小县城也曾有一圈城墙环绕，为刘、邓大军攻城带来不少的麻烦。由于清朝较少修城墙，留下来的城墙大多是明朝建造的。在北京拆除城墙时，除著名建筑大师如梁思成等，反对的声音非常弱。而普通的百姓和知识分子没人看出拆除城墙的错误，或保留城墙的意义。这本身才是中国后来一系列古城、古建筑被毁的真正根源，也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之一。
而这种悲哀的细菌至今在华夏大地肆虐。这也是本书涉及这一话题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笔者于1990年曾在北京的亲戚家小住数日，和那位身为满清贵族遣少的姨夫聊起北京城的变迁。他对拆除城墙的看法是：一座破墙，留着何用，且影响交通；改成现在的二环路多好！
1984年笔者上大学时，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愤憬北京光明前途的文章。文章详细描绘了未来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北京的远景：北京将是摩天大楼林立的大都会，而故宫和天安门广场将成为北京的“盆地”……。杂志的编辑看来为这篇文章描绘的景象所陶醉，甚至在该文的最后加了一幅手绘插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故宫周围、人民大会堂及历史博物馆的后面，是清一色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只能从摩天大楼之间的空隙中，才能部分看到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笔者能记住这篇文章和插图的细节，概因该文描述的景象给笔者留下实在太深的印象；笔者曾幻想：我伟大祖国的未来能真的变成这样，那该多好！
今天看来，在热情和美丽的幻想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愚昧和无知。
在1984年的舆论环境下，能在数环有限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决非一般书生，杂志的编辑也必然代表主流或官方。但除了极少数的建筑大师，哪个中国人敢说自己未曾在这方面无知过？下面的例子将会使您发现，这种无知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并曾经或将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时间已到了公元1989年，中国人已多进步了三十多年，在天安门广场西部不远处的宣武门一带，一座高耸入云的大楼拔地而起，这座大楼的主人是人才荟萃的新华社。没人敢说新华社的人没有学问，新华社里也没人对自己办公的这座大植是否唐突而发出疑问。
这还不算太过分，尤其荒唐的是，在天安门和王府井之间，除70年代建的那个什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北京饭店新楼，到了九十年代又冒出一座十层高，可俯视紫禁城的大槌，它既不是高雅的文化殿堂（如果不算在里面附庸风雅的话），也不是什么政府机关，而是一家灯红酒绿的倶乐部。该大楼的主人在其推介的资料里甚至骄傲而厚顔无耻地提到“可俯视紫禁城”。请相信，笔者绝对不是因为自己没钱弄它张会员证而和它过不去。
和北京城市在最近二十年逃受的摧残比起来，上述几座大楼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图）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泽东
北京除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她还不满足，在发展成那么多“中心”的过程中，已使这座故都重荷难负。如果说巴黎和东京因国家地狭人稠而不得不建成功能多样化的大都会的话，那么对于地域辽阔的中国来说，北京的城市功能如此多样，且集中了中国和华北的那么多“中心”，则是难于理解的，也是不明智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更显愚锰了。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没有太多钱来糟蹋这座古城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北京的官员们已有足够的资本来拿这座城市随意地挥洒。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显然没有悟透北京城市发展的合理目标，及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合理规刺；他们更发挥了庄家和暴发户的"蛮劲”来对待这座独特的都市；用中央的财政支持，加上他们的魄力和有力的大手，在北京中心城区拍板了一条条大道，一座座高楼。市中心的容积率越来越高，人流和物流也越来越大。他们似乎远没过瘾，又在本来应该有一份宁静肃穆气氛的天安们广场地区，人民大会堂的背后，建一座将带来巨大人流，且奇形怪状的蛋形歌剧院，似乎在以此来证明领袖们对艺术的重视和鉴赏能力。殊不知，这根本就是对文化和尊贵的亵渎和骚扰。
有时真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将他们无与伦比的魄力能分一些用来反贪，该有多好！
如果他们对文化和艺术真懂，或一点也不怖而只好给专家更大发言权，也肯定比知之皮毛，却因拥有重权而忘乎所以来得强！
就连故宫这样的场所，也驻进了一家美国咖啡连锁店。如果故宫管理人员真想设立个游客能够休息而自己又能赚钱的场所，也该设个明清仿古茶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咖啡馆的背后要么有一群盖章的笨蛋，要么有人受贿。很难想象法国人会同意在梵尔赛宫开设一家麦当劳！
到陈希同时代，他似乎有所醒悟，对“大盖帽”突然情有独锺，不小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大大小小的楼房上都不忘加至少一个中式屋顶。以至于游客见到一座古建筑时怀疑它是否真的那么古老。如果您有机会站在复兴门立交桥南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楼（国家经贸委大楼），上而至少有五个“小盖帽”，既破坏了大楼的现代气息，也没能体现出“大盖帽”的气势，更象是在一座现代化大厦屋顶上，奇怪地长了几个蘑菇。
笔者每次回家都要经过北京西客站。这是在领导钟情大屋顶的非常时期建设的非常建筑。在这京九回归线的起点，这座现代化的建筑顶上，加了一个毫无用途、耗资八千万元的中式阁楼。它没有任何的创意，也缺少其它建筑组件的合理衬托，只能孤零零地架在空中，空着个巨大的肚子，吐纳着五湖四海的人群。如果建筑师和领导人真的希望将中式风格熔入现代建筑当中，这本身没什么不对，那正门两侧伸出的两个巨大而毫无实际用途的钢铁桁架结构又意味着什么哪？这种有趣的后现代风格和那中式屋顶放在一起，更显得滑稽和格格不入。从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上，能强烈感觉到中国建筑师们在传统和现代、长官意志和个人创意之间的苦苦挣扎。
笔者并不反对偶尔建设个古色古香的建筑，象民族文化宫等民族风格的建筑一样美伦美幻。更无意否定不同风格的相互融合，但对基于“领导喜欢”而随意堆砌，则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最近几年，北京新建了不少的大楼，设计日益多姿多彩。位于复兴门内大街的北京国际金融大厦(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现代风格的建筑物上却用了极为简明的中式窗户，形成完美亮丽的结合。笔者丝毫也不怀疑，中国建筑师们只要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一定能为城市建起一道道动人的风景钱。但这建基于中国建筑学界整体人文素养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审美意识的升华。
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房地産和商业的发展为北京的历史遣産构成新的威胁和摧残。由清华大学著名建筑大师吴良墉教授主导设计的“菊儿胡同”，作为四合院改造的成功典范，它的示范作用显然难于吸引房地産发展商的注意和兴趣。当然，即使是“示范”，也不应该让所有的四合院都走这样的模式，必须将大量四合院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北京的故宫及皇家园林、四合院及胡同，构成了皇家显贵和平民生活的历史文化见证。今日，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正在商品经济和短见政客的操作下加速消失。法国《费加罗报》这样评惯中国拆除胡同的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住这场文化自杀，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
笔者在游览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后，更坚定地认为四合院和胡同必须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这一信念；无论是欧洲城市的古老街区，南洋一带传统建筑（古老的不过百年），虽然看上去破旧不堪，但一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则从这种破旧中散发出来。如果和欧洲及南洋一带的传统民居建筑比起来，无论就历史悠久，还是文化内涵方面，北京的四合院、江南水乡的民居、上海的部分石库房，各地的少数民族建筑，有着更浓郁的文化内涵。常年生活在这些破烂房子里的中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中国城市管理人员的审美水平，和喜欢看城市大楼的那些首次进城的农民处于同一个欣赏水平上。
北京在拆除和改造四合院和胡同时有条理由，那就是汽车开不进去胡同。在欧洲城市鼓励用自行车的今天，中国的达官贵人却让历史为自己的汽车让路（不知是否因为中国人穷得太久，现在稍微有点钱就立即照抄西方的生活方式，而西方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对自然和传统的回归，则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如果说拆除城墙是因为它防碍公共交通还不涉及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上述拆除四合院的理由则未免有点卑鄙和自私了。如果中国的官员真想住四合院的话，就请你们贪污或浪费点公款，至ij近郊造些钢筋混凝土的四合院吧！如果嫌偏远，就再挪用点公款给你们家的大人孩子和宠物各配辆轿车，只要你能不糟蹋老祖宗的这点遗産就行！挥霍光国库里的钱，人民还能再挣；可毁掉这些历史的财富，我们的子孙有再多的钱，也无法买到一睹其芳容的门票。
无耻的强盗总比没有教养的败家子稍微可爱一点。
北京市领导们最喜欢谈论的是金融区、中央商业区、中国硅谷等，似乎谁都忽略了这儿曾经是集千年荣耀于一身的一代历史文化名城。除了故宫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余的一切都不再赚得人们的关注和爱惜。在世界上，像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除了罗马、开罗、雅典等，实在太罕见了。
北京，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贵夫人，经她无知儿女的浓装艷抹和胡乱穿戴，已变成一个饱俗的老太太。
北京市政府的这辩疯子还不善罢罢休，一个显然缺少基本人文素养的建筑师不知是出于哗众取宠，还是投领导所好，或为了个人的前途，提出了一个在亚运村建设亚洲第一高楼（双塔）的"宏伟”设想，任何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稍微有点认识的人必然对此嗤之以毋，然而却令北京市领导们和媒体雀跃不已，甚至将大幅模型图像悬挂在亚运村的交通路口，印在申办奥运的资料里，不论多少人抗议也一概不理。北京始终有和上海竞争的意识，既然上海有了金茂大似，北京当然也要赶上。北京人见到上海姑娘穿了条超短裙，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华贵旗袍剪至大腿根部。
直到9？11事件的发生，北京才决定放弃这一自命不凡而又荒谬透顶的构想。如果它真的被建成的话，就象在那个已经艷俗不堪的老太太的嘴里，又放了一根恼人的雪茄。
北京市政府当然不会放弃建高楼的执着，因为他们的审美水平和个人素养基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要他们理解“高槌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是困难的。而中央政府显然缺乏足够的远见和魄力来阻止北京市的胡作非为，只要看一下北京对那么多“中心”的热衷，就不难发现中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领导过失。在炒卖“中央商业区”概念时，北京市政府又准备在三环路与二环路之间，国贸中心对面建一座300米高的"标志性大楼”（国贸大厦A座），它不远处就是古观象台和古城墙东便门角楼。北京这样一个遍布辉煌历史建筑的故都，今天居然需要固卖弄风骚的现代高楼作标志，实在荒唐得很。如果巴黎的标志建筑不再是埃菲尔铁塔、罗马不再是古角斗场、伦敦不再是泰晤士河塔桥、雅典不再是巴特农神庙，而都改以现代摩天楼作为标志，那么，人类回归野蛮时代为期不远矣。这座高楼建成之日，天安门城楼会为之哭泣：满负历史沧桑的高贵和荣耀，居然不敌一个靠卖身为生的写字楼。
固然，旧城保护和改造是个世界性难题，但很少有像北京这样文化荟萃的故都，具有不难确定的发展方向。可是，当我们从五十年代至今多进化了五十年，还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制造更多的悲剧时，我们有什么资格对北京城墙的被毁而指责他人？！
在看《雍正皇朝》的时候，其中九门提督的角色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不过是把守北京九个城门的领兵首领，却能在宫廷的斗争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而成为炙手可热的要角。如果放在今天，此人一定能成为国防部长的当然人选。这令笔者忽发奇想：当年毛泽柬拆除北京城墙，是否基于这方面的顾虑？深研历史的毛泽东，对九门提督及历史上的相关事件，应有所了解；他是否担心：北京城墙的存在将为共和国政权的稳定和生存制造某些不确定因素？很显然，只要封锁北京的几座城门，并阻止直升飞机的进出(这并不难），并切断电力和通讯（这同样不难），中央政权将立即面临倾锻的危险。
当然，这仅仅是个永远无法被证实的联想。
也许，定都北京本身就是个错误。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读点书，使自己有点修养，并穿戴整齐的时候，就贸然闯入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博物馆，并将里面的"旧铜烂铁”随意处置。
今曰北京的发展方向如不立即改道，中国政府早晚都要考虑迁都的必要性¹。否则，北京市政府一定会利用首都的优势，继续更多不明智的行为。当年美国人设计燕京大学时，梁思成设计清华一至四号楼时，贝聿铭设计香山饭店时，他们小心地选择建筑风格和高度，但今日的这些三流工程师将继续随意而自信地挥洒他们的庸俗。
¹第二版加注：2003年笔者所作的判断，随着北京市政府迁往通州，雄安新区规划，以及北京去非首都功能的启动，已经得到证实。笔者无法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得意，更多的是一种悲哀。雄安，是否在战略定位和规划上能够真正高瞻远嘱，经得起千年的考验呢？但愿吧！城市规划必须战略研究先行与支持，但战略研究根本就不是任何名牌大学可以培养的专业，是需要一群高资质个体组成的团队，及广博和跨界的知识结构培养，才可能具有宏观把握的战略眼光。当代大学教育出来的这些“大师"们能胜任战略的策划吗？玄！
工商业和政治集中在同一座城市里，本身就是极其不理智的，这必将导致首都工商业内部竞争的不公平性，和首都与其它地区竞争的明显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拥有巨大不受监督权力和掌握大部分国家资源分配权的情况下，这类商业竞争的不公平将更加严重。而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健康市场经济的基础之所在1。
北京金融街规划和建设，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古城保护与合理规划的一次大破坏。¹
¹关于北京金融街这部分为第二版新加内容。在第一版写作时，北京金融街刚刚启动不久，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所以没有触及。随着过去几年笔者在城市规划和战略及産业咨询行业的经验积累，以及去北京贸地看一下金融街后，开始意识到这个规划错误之严重。
当今天的北京市民为城墙被拆而惋惜时，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老北京的糟蹋，如果说过去的糟蹋方式只是一座墙，几座楼的乱来，那么和北京现代史上最夸张的糟蹋——金融街规划建设相比，都小巫见大巫了。笔者写此书第一版时，还以为北京这个古城不会再糟到哪里去了，万万没想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居然进行了如此大规模而不可逆转的大破坏！天哪，他们真的疯了！
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在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北京金融街应运而生。金融街占地1.18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市六大功能区之一。2007年10月北京市市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关于对金融街区域拓展和功能完善的意见》，提出要将金融街核心区从原规划的1.18平方公里拓展到2.59平方公里。至于北京规划该区的原始动因，是学习纽约华尔街，打造“中国的华尔街”的宏大抱负密不可分。
这个规划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有问题。
二环路和北京两条东西主干道本来已经拥挤不堪，下班高峰时成为大停车场，这标志着北京市中心的承载能力已经超越极限。因此，北京城不论如何规划，都不应该在二环路两侧规划大型高容积率办公区，这将加剧本来就超载的中心区道路，严重削弱城市效率。如果北京非要搞个金融业集中区，也只能向东三环CBD的外围拓展，因为当今城市各业态中，纯粹的金融区在全世界都不存在，即使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华尔街、香港中环、新加坡莱佛士也不是纯粹金融区。华尔街金融街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但是，那衍领导和规划师们只懂城市规划，而缺乏産业业态特征的深度认识，铸造了北京金融街这一个怪胎。金融街事实上已经和CBD难以分割，两个大型办公区应是毗邻，或者金融集中区本来应该是CBD的延伸功能区，但北京东施效颦，硬是分割开来，中间隔着个本来就高度拥挤的二环内区域，即加重了北京的中心区负担，也弱化了两个大体量总部办公区之间的沟通。
好啦，北京市愿如何乱搞功能区规训，即使不请我做顾问，我根本没功夫生气；但你们万不该以拆除二环路内侧的大片四合院来搞，那些破四合院有我这个炎黄子孙的一份。在首都搞一个大型功能区空间布局错误已经够荒谬，现在却以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作为垫背。
金融街建筑以其高大体4对二环内的四合院社区造成压迫和天际线破坏。可以想象，过去在西二环的立交桥上行驶，一侧是繁荣的现代都矜，另一侧是宁静低矮树密、视野开阔的古老四合院城区，一条西二环隔开了古老和现代，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城市感受。但这种感受已经永久性地消失了，只有两侧的高楼大厦展示着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街道景观。整个泾渭分叨的二环路城市分割带总算被这帮短见的家伙彻底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北京市的这些精英们进化到对玻璃大楼已经不再觉得了不起时，他们才会发现，成片的古老四合院社区将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但那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就像北京城墙、济南老火车站、中国无数的城墙和古宅等，只会在中国糟糕的古建和古城保护史上再添加几份遗憾而已。同时记录下的是背后那些政客和规划师们低劣的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