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来自巴黎的眺望
当笔者在巴黎艾菲尔铁塔观光时，吃惊地发现不远处一座高耸的现代建筑蒙帕纳斯大垃，在全是传统建筑的巴黎市中心显得格外刺眼。后来特意留意了相关的资料，发现巴黎市政府曾有过在市中笔者于巴黎新凯旋门前(1997.9)心建设多座高层写字楼的计划，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办公需求。
但巴黎市民不干了，他们群起抗谦，最终逼迫政府放弃了原来的庞大计刺，而改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敁西端郊区建设巴黎新区。
今曰的巴黎新区已经成为巴黎这类文化名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范例。尤其是那作为新区标志、和著名的巴黎凯旋门遥向对应的新凯旋门，更算得上是点睛之笔。在互不干扰的传统和现代之间，靠两座巨大的凯旋门遥相呼应。
至此，笔者不禁幻想，如果当年的北京也能接受梁思成的建议，在京西建新的行政中心的话，北京将变得格外迷人。但今天的北京及不少历史名城，已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兵营；而其城市建筑，更象是在博物馆的青铜器旁边，摆了个铜火锅销售柜台。
巴黎能，为什么北京、上海不能呢？至少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巴黎全体市民能认识到政府的错误，而北京、上海的市民为什么不能？固然，北京有过梁思成，但一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只有全民人文修养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负起责任。即使梁思成顾得了北京，也肯定顾不了全国。只要看一下当今中国大城市居民和年轻读书人的功利心态，就能明白今日国人的浮夸和浅薄，他们已没有兴趣作稍微有点深度的思考。
其次，从北京、上海到巴黎，似乎一再发出可悲的消息，那就是政府经常做些愚不可及的事；这很正常，公务员并非各领域的专家。问题是，政府官员是否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拥有了权力，你可以拥有荣誉、财富，甚至一切（对窃国大盗而言），但并不会使你自动拥有智慧、学识、眼界和品味。
巴黎市民的不满，能有效地传达到政府的耳朵里，并形成舆论压力。中国民众的意见，是否有可行渠道表达出来？即使表达出来，政府不听怎么办？
在最近几年，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正逐渐对城市建设有了较成熟的认识，如对人民大会堂后面的那个光蛋歌剧院，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强烈反对，但政府继续我行我素。拆毁定海古城的动议被披露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反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的许多专家一致发出了“刀下留城”的呐喊，要求立即停止拆迁。而舟山市的群众也自发行动起来，努力阻止拆毁古城，还愤然状告有关部门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新闻单位在报道古城蒙难的消息时也发出了强烈呼颞。这种上上下下为保卫古城奔走疾呼的情景，被当地百姓称为“第二次定海保卫战”。定海，历史上的炮声曾唤起国民觉醒的古城，却最终在短见、商业利益、愚昧和长官意志面前，难逃被毁的命运。当定海古城被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替代之后，定海将和别的城市没有两样，虽然新的定海城将会崛起，但文化的定海已经死了，因其“历史神韵”已经消失。¹
¹笔者2013年做産业规划项目时曾去定海，那褒虽然有点茵建筑的保留，但已经不具备一座古城的古建规模和氛围。事贸上，后来去漳州古城，有同样遗憾。全国范围来看，最近30年古城大破坏的损失，超越十个"文革"。
领导们看来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习惯把自己当成是个普通人。然而，在一片拍马屁的叫好声中，多数人都难于摆脱人类的本能弱点，指望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自我，似乎有点难为他们，他们将继绐用糟糕的书法去污染大好河山，用空洞乏味的说教占据各类电波的黄金时段。要让他们清醒一点，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一个体制，当他们自以为是时，将碰得头破血流。到那时，他们才真正能够“深刻领会”舆论的力和自己的平凡。
固然，中国人口稠密，需要较多的发展用地，但是否一定要让历史为后人让路？清华大学的吴良镛院士说，“无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只把其当‘地皮’使用，无异于拿传世字画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即使从人口密度来看，欧洲很多国家不比中国低，即使在古城之中也可以进行改造和保护中的开发。欧洲到处存在的宁静小城，它们的魅力正在于历史的色彩，它们同样没有阻碍生活在那儿的人们享受现代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虽然不是本之所在，但在过去和将来相当长时间内，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中国，当面对权力时，科学和文化的力量经常显得苍白乏力。这突显了中国在适向文化复兴的道路上，还有太多的“人性”障碍有待克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
但是，这不是说中国人只能选择宿命和回避。知识分子的呐喊，不论政府是否理睬，发出这声呐喊本身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将唤醒亿万民众的智慧和思考。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什么是‘爱国主义’一个空泛的概念，你要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首先就要爱你的家、爱你的城！你必须愤得文化遗産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所産生的巨大凝聚力！”
1995年，笔者从《文汇报》上看到一则简讯，谈及日本财团将在上海建设最高的建筑——环球金融中心。从模型可以看出，该大楼的上半部分有一个1995年公布浦东环球金融中心效果图1995年后半年上海市建委要求重新设计确定的设计效果图三角形切面，而三角形的上半部份有一个巨大的圆孔，成了该建筑的鲜明标志。当时笔者立即联想到：如果在该大圆孔里用红色灯光打亮，同时用白光照亮三角形切面，那么一个如假包换的日本国旗将悬挂在上海夜空的最高处。也许日本人并没有准备这么做，但笔者还是将自己的这一疑虚写信给清华大学土木系的刘西拉教授（给刘教授写信，只因听过他的一堂课，得知他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将《毛泽东选集》列为参考文献，断定此人不俗）。刘教授很快回信，肯定了笔者的想法，并将信转交时任上海市建委主任（刘教授的同学）。一年多后得知，上海市建委已迫使日方改变了顶端圆孔的设计。
这件小事提醒我们，个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个体，对国家事务常有无力感。个人的精力和学识不足以应付中国所存在的一切问题。中国的事要靠全体中国人的努力。全民公民意识和素质的整体性提高，将从根本上避免以上各种悲剧的重演，才能将“爱国主义”转化为切贲的行动。
当笔者在拿破伦的家乡，站在巴黎艾菲尔铁塔最高处观景染上不禁遥视东方，穿过万里云雾，似乎看到昆命的白雪、长城的残躯、草原的牧马。心中不禁自问：腾跃世界舞台几千年的东方雄狮，您何时才能完全苏醒？
可曾听到，梁思成抱城砖痛哭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将在北京城墙的残垣上空永远回荡，以唤IW更多的人们对先辈文明迫鹿的认识和珍视。他痛哭的泪水已浸湍大地，必将浇灌出文化复兴的遍地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