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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悲鸿降的及时雨
9月初，哥哥兴高采烈地走了，打点行装、旅资学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的经济更窘迫了。
1950年春节，妈妈只买了一斤蜜枣，我一个也没吃。节后不久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妈妈趁人们休息在家，又出去访友找工作了。我一个人在家正搞卫生，院门没关，径直进来了一位穿军装扎皮带的年轻女同志，要找我妈妈。这些日子公安局的同志来的次数不少，住四进的房东王先生原是个警察局长，解放前夕逃了但没能逃得掉，前些天又回家了。公安员可能也对我们这新搬来的三个姓氏各异、籍贯不同的纯女人户有怀疑，所以去过四进后，也到三进看看问问。这回来了个女公安，而且一屁股坐下，要等我妈回来，我感到不安。我借口扫院子，在外面从窗户缝偷偷朝里看，只见她坐着没动，打量着房间，不像苏同志那样乱搜乱翻。过了十几分钟，她出来叫我给她找张纸，说给我妈留个条子，就不等候了。我送她出去，把门插上，赶快回屋看她留的条子。原来她是徐悲鸿的女儿，叫徐静斐，在市教育局工作，是遵父嘱来的，约我妈明天去教育局找她。虚惊了一回。
第二天妈妈到教育局去了，由徐静斐引荐，见过徐平羽局长，当即被安排到市立五中任教。后来知道徐静斐原在金女大上学，解放前夕，她不愿随母亲蒋碧薇去台湾，通过地下党逃到了安徽解放区，所以南京解放时，她就以接收干部的身份到教育局工作了。妈妈的求职信寄到了悲鸿先生手中，他很念旧，正好女儿在南京，便促成了这事。俗话说天上云彩很多，不知哪一朵能降雨，徐悲鸿就给我妈妈下了这及时甘霖。这甘霖滋润了我妈妈的后半生，她一直在五中工作到70岁退休。1956年，她代表五中到北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后来还升为副校长。她90岁时，五中举办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祝寿会。
妈妈有了工作，家里气氛好得多了。虽然每月有了30元（当时是30万），但哥哥每月得交7.5元伙食费，外加零用还得寄去10多元，妈妈和我的伙食费，还有房租水电，经济还是紧张的。幸有司娘在一起过，能缓和一点儿。解放后当铺都没有了，而寄卖所生意很好，是我常去之处。直到大学里有了助学金，哥哥申请到了乙等，不用再交伙食费，我们才改善了些。妈妈说早知有助学金，你和你哥哥一起考走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