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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柳贝贝事件”
追求真理青年会成立不久，1950年3月南京又出了个“柳贝贝事件”。
解放前，南京广州路上有所天主教法国某个修女会办的孤儿院，称“圣心儿童院”，收养被弃的婴儿。这些孩子长到十来岁就开始干活儿了，所以偌大的儿童院除了十几位修女，没有什么别的工作人员。解放后，可能是经济来源有了困难，修女们又办了个收费的托儿所，柳贝贝就是入托的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儿。这一天，大孤儿给托儿所送来了开水，倒进桌上的杯子里就离开了。小贝贝想喝水，就伸了胳膊去够，把杯子碰倒了。开水把桌边的小贝贝烫伤，小贝贝被送到鼓楼医院，过了不几天并发肺炎死了。家长为此告到政府，媒体也大量报道，定调是“帝国主义的天主教残害中国儿童”，社会影响极大。
我为此事去找了牧育才和裴效远，他们一个是美国耶稣会办中学的，一个是管教区事务的，和法国的修女会都没有关联，眼见舆论指向天主教，他们都表示无可奈何。我对他们这种态度很不满，径自去了圣心儿童院了解情况。其实修女们也不认识我，但见来了个同情者，还是热情地接待，带我参观了婴儿室、幼儿室、孤儿的教室、卧室等地方。托儿所出事后已被勒令停办，孤儿院还在继续，当时有大小婴儿三十多个，幼儿十几个。我看修女们给小婴儿喂奶糊糊，带幼儿们玩耍，绝对不是在“残害”他们，就萌发了带人来看的念头。
这事我还真办到了，三女中的同学们跟着我去了几批次，有了影响，学校为此特地开了一个“揭露儿童院罪行”的全校大会。先由柳贝贝的父亲进行控诉，后有几位老师发言，我听她们讲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话，就站起来当场质问，弄得会场气氛很紧张。我说：“烫伤了小孩儿，修女们当然有责任，可这是工作的过失，绝对不是残害儿童的罪恶，儿童院有这么多健康成长的孤儿就是证明，我虽然批评了修女们的严重错误，但我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最后一句我说的声音特别大，以表示对借此事攻击天主教的愤慨。
没想到三女中开大会的事第二天竟见了报，报道的内容是：“有学生许燕吉说，我是个天主教徒，但我认为修女们是有责任的。”把我在会上的“慷慨激昂”整个儿给反了过来。青年会的几个会员看了报纸对我大为不满，星期天开会时就对我严加质问。幸而两位秀珍给我做证，我自己也说明了一番，大家才释然消气。
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期，我妈妈曾在路上拾到一个弃婴，送到了天主教办的孤儿院。第二天去看，修女说这婴儿是严重的腭裂，口腔没有上腭，喂的奶一咽就从鼻子出来，活不了。第三天妈妈又去看，修女说：“孩子死了，但我们给他施了洗礼，现在他在天堂了。”挺心安理得的，但我妈妈很不满意，认为修女们以救灵魂为第一，而不去千方百计地救命。回家后她说，以后拾到弃婴再不给修女们送去了。解放前，妈妈在第一福利站工作时，有人给送来一个弃婴。妈妈果真没把他送孤儿院，而是自己养着，给他裹上小被子，焐上热水袋，放在纸箱子里，请福利站的大夫给检查，亲自给喂牛奶，还特地打电话到学校叫我回来看。没想到，那小婴儿活了几天还是死了。妈妈又叹气说，早知道不如送给修女们，起码还能救灵魂。到底怎么好也没得结论，但我自此知道弃婴是不好养的。
“柳贝贝事件”最终的判决，我那时已去了北京，不得而知了。到了1951年，见报载南京圣心儿童院院子里挖出大量儿童白骨，还配了照片，当然还有大篇幅揭露帝国主义天主教残害儿童的文章。我认为说残害儿童有失公允，而反对天主教才是真实目的。
两位修女会长被判了徒刑，其余的外国修女一律驱逐出境，孤儿们转给新成立的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搬到后宰门。广州路原址建成南京市儿童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