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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学的末了阶段
虽然政治老师总拿我当敌对面，但班上的同学们和我还是很融洽的。解放后不久学校就设了助学金，我们班申请的有好几位，程序中要进行家访，将家访得到的情况报告全班，再由全班同学评定报给学校批准。通过助学金的申评才知道有些同学家境十分困难，为了不让一个同学失去考大学的机会，班上设了个互助箱，箱中收集的钱用于给家境困难的同学们提供高考的报名费。我把每天早餐的四分钱（相当于旧币四百元）都投了进去，积少成多，还真起了作用，全班三十多人除了三个进了公安部的干部学校，其余的都参加了高考，大多数接受了高等教育。
我不吃早饭，捐了钱还省了时间，早上起床就赶到学校，给余宗莲和王士雯两位同学把昨日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讲的课复述一遍。余宗莲过去做地下工作耽误了学习，基础较差。王士雯学习认真，一点儿没懂都得问明白，我就每天给她俩“补课”一小时。
中午匆匆回家，开水泡饭稀里呼噜一吃就赶快搞卫生。扫地抹桌洗衣服，我、妈妈和司娘共三个人的衣服总有一盆。洗过晾上马上就得回学校，若是这天洗了床单就得跑步上学，把耽搁的时间追回来，不能迟到。
下午回来，放下书包就出去买菜，淘米做饭，弄好自己一吃，给妈妈和司娘留的放饭盒里一焐，便赶快又回学校教夜校。晚上回来再做作业。顺利的话，10点就寝，不顺利就得延时。有时妈妈睡醒一觉看见我这边灯还亮着，就催我睡觉，我一定得把作业做完才睡。
做饭、买菜、洗衣服、走路，也是我背书、背英语单词的时间，一心无二用，好几次我给了钱忘记拿菜，还有一次多给了菜贩一倍的钱。幸好到了高三下学期，夜校把毕业班的任务免了，我就利用放学时间跑到石鼓路天主堂或明德女中去串，以至于有几个明德的同学以为我还是在明德毕业的。
17岁年纪轻，身体棒，精神足，节奏紧，效率高，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不知为何，连个毕业照都没照，我们就离开了中学，各奔东西了。只有我们五个住在长江路的“下课一路行”照了一张分别纪念合影。
暑假开始，青年会也暂停活动，裴主教叫我们会员们都去修女院做“僻静”。这是天主教的一种修行功课，大家在一起念经、祷告、默想、反省、忏悔，向神父告解，不能交谈，更不许说笑。过去我只听说过“僻静”，这次亲身经历，觉得新奇有趣，在石鼓路教堂街对面的修女院住了三天。“僻静”结束，修女会长和我谈话，希望我加入修女会。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不上大学而去传教？我没考虑就回绝了，她们也没有再动员我。
“僻静”回来马上就要高考，我没时间复习功课，似乎也不用复习功课，因为心中有底。高二那个暑假，我把一本《三S平面几何》从第一题做到末一题，写得整整齐齐，像在南开一样，一页页订成本子，成了同学们争借的题解。给同学补课，新学的课程，听一遍又讲一遍就都记牢了，就这样去高考肯定能旗开得胜。那时还没有全国统一招生，只是华东区和东北区招考一次，华北区另招一次。我考华东、东北区报的是东北区沈阳农学院的森林系，因为我想东北森林多，还有森林工业可以发展，华东区的学校就没有报。考华北区时，妈妈已经去了香港，我就随心所欲地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畜牧系，我从小就喜欢去爸爸的朋友弗朗士的牧场玩，爱这一行。
爸爸死得猝然，没有遗嘱，四个月后香港又沦于日寇。1950年，香港大学虽已复校，但爸爸在港大的书籍还未处置，港大和妈妈的手续还有未了之处。爸爸的老朋友马鉴先生即将从港大退休，所以催妈妈赶快趁他还在职协，帮着把诸事了结，所以妈妈没等我高考完就走了。是她希望我学点儿工业，让我报的森林系。东北区先放的榜，接新生团走得急，我借口母亲没回来，不能随团前去，接新生的团长就限给我一个日子，过了这日子就不再收我入学了。这个限期正是华北区发榜的第二天，那时没有快车，从南京到沈阳得走三四天。司娘给我出主意，先到北京等着，在北京看榜，若是没取上，马上赶到沈阳就不致误期。我考虑一番，还是有信心，就放弃了东北。果然，北京农大榜上有我，还有同班的陈家凤和濮祖芹。濮祖芹选择东北先走了，我和陈家凤二人结伴随北京的新生团，乘火车走了两天到了北京，农大的大卡车把我们拉进了大学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