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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北京农业大学
9病中度过了大四
实习回校的路上我就发烧了，以为是感冒，也没当回事儿。校医认为是疟疾，给我吃了些奎宁丸还打了针，却没有一点儿疗效，就重视起来，不顾我的反对，派了辆小吉普车把我拉进城里专门收治大学生的五四医院。校医和那里的大夫嘀咕了一阵后就向我宣布，高烧40摄氏度住院治疗。本以为过几天就能痊愈回校了，没想到竟住了一个多月，化验、检查、透视好几次，还到结核病医院去照了胸片，折腾了二十多天也没查出病因。这期间，我的全日高烧变得很有规律，每天中午12点半开始发冷，继而发烧到40摄氏度，晚上10点准时出一身大汗，就和健康人一样了，既不影响我睡觉，也不影响我吃早饭。同房间的病友是财经大学的同龄人，我们挺谈得来，每周的探视日也有同学来看我。我倒不着急，可是医生很着急，只好以药找病，给我注射链霉素，居然很快见效了。当时链霉素都是进口的，我上学吃饭连住院治病都是国家负担，我一天工作还没干，半点儿贡献也没有，就用了这么多贵重的药，很有感恩之心和负债之想。不发烧后，我饭量大增，一顿要吃十几个小馒头，伙房的说我在捞本，护士则总顾虑我消化不良，每周称重我都要长两三斤。我认为病好了，可是医生不认可，直到9月中旬快开学上课了，我才获准出院。医生告诉我，我的白细胞数极低，血沉太快，说明病因未被消除，让我每天记录体温，每周再去复诊一次。我去了两次，就再也不把生病的事放在心上了。
好了还不到半年，病又犯了。这回变了样，每天下午低烧38摄氏度。幸而下午没有课，我午觉睡到开晚饭，喝点儿稀饭一觉又睡到天亮，上午精神很好，不耽误上课。不光同学们，连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得了肺结核，又开始经常地往医院跑。最后还真跑出了结果，原来是黑热病。这是一种地方性的原虫病，和血吸虫病、疟疾是类似的。俗语说：“疮怕有名，病怕没名。”这回肯定了病因也就踏实了。医生又叫我住院，我说都患病近一年了，用不着只争朝夕，等我考过毕业考试再来不迟。这最后的一个暑假，同学们都去北戴河玩了个开心。我独自在医院里挂水，注射能杀死黑热病原虫的针剂，还被输了一次血，以致发了两天烧。治了一个疗程，回校参加了毕业前的一切程序。
先是填写志愿表，我们几乎全体都填上三个“服从分配”，又都被打回来，要求必须填个志愿以供组织考虑。于是大家就在第三条上填了志愿，前两条还是服从分配。我填的是现场工作。我的一位学长曾对我说过，和牲畜打交道是最可靠的，你对它好它一定对你好，比和人打交道好得多。这话入了我脑，所以我愿意到第一线去工作，和牲畜打交道。
毕业大会，是胡耀邦来给讲的话。当时他是团中央的书记，性格活泼，在讲台上边讲边走动，言辞风趣而具鼓动性，记得他说：“我们虽然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但海军还不是第七舰队的对手。我们要统一祖国、保卫祖国就得加速科学进步，增强国力，建设祖国，就有待于你们这些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讲得我们个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一如临阵出征的战士。
宣布分配名单的大会，全体唱的不是聂耳的《毕业歌》，而是一首苏联的毕业歌曲：“祖国早晨闪耀光彩，吹来清凉的微风，走向伟大劳动生活时，我们年轻的前途广阔，太阳东升，朝霞放光芒，新的生活召唤着我们前进，向着列宁斯大林道路，我们满怀信心前进。”唱得都非常投入，唱完鸦雀无声，就开始宣读名单了，这是对我们的一生有重大意义的宣读，不由得令人紧张。当听到“许燕吉，石家庄奶牛场”时，我确实满心欢喜，信心十足。
很快，同学们一批批地上路，走向社会、走向新生活的兴奋冲淡了离别之情。
尊敬的师长，美丽的校园，再见了母校，人生中这段珍贵的时光，会永远深藏心中，不能忘记。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全体女生毕业留念。前排右一为本人，好友盛衍俊在后排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