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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 星期四
为了鸣儿去保育院,使我感情几日来很难过。因为这孩子从下生来就没离开过我,他几乎成了我生理和灵魂上的一部分。我对他具有无限爱怜,一旦离去,将使我感到寂寞!
落雪,路泥泞。入院手续大致交涉妥,下午背他去门诊部作健康检查,医生不在。
下午无聊中抄了一篇礼记中的“儒行”,读了一些《文选》中的文章。
三月四日 星期日
昨天下午终于把鸣儿送进保育院了,临行时他并没哭,这是个明理的乖孩子啊!回来心情怅惘,更是看了托儿所情形,当每次我一出现,再没有人喊“爸爸”了!寂寞!
午间鲁艺陶然来,他们决定六日来接我们。我很知道,无论到那里,完全愉快的事决不会有,只有忍耐着完成我的工作罢,尽可能沉默,不管闲事,不发表文章。
晚间张如心找我去谈话,他很早就要和我“披肝沥胆”谈一谈了,好,就谈一谈罢。
首先他对我征询对学校工作意见,我还是根据自己作人的态度“知无不言”“与人为善”,提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规定工作常常没有周到考虑,以至常形成间断,虎头蛇尾。我举了:防空演习,卫生运动,学习计划,发开水票等。而事后又没有宣示:为什么停止或改变?以至在人们心理上就即成一种“五分钟观念”。
二,检工时一般人没能说完话就进行反驳,以至在人心理上没能“挤尽脓水”。
三,选拔的干部无群众基础与威信。
四,不过,一般从整风,抢救,检工,复审,在进步中。
最终他又问我对他意见:
一,你人本质是善良的,也有中心和实践精神。但由于和中国社会接触过少,对一般人情理解不够深刻,只懂一般,不懂特殊。
二,虽然你在极力要接近人,但因你的类似官僚态度,人是不乐意接近你的。
他接受了第一种意见,也述说他和艾青因为和韦娄跳舞的隔阂等。他是个自以为是的傲慢小官僚式、学者式的空洞人物,我的话无疑是不会使他快意。接了他就对我进行“批评”了。
首先恭维我一番,接了说到我和共产党关系不够明确,有些人对我误解、看法我应该“反省”。接了他就举出了两年前关于我和中央研究院冲突事件,他也是在事者之一——这使我们谈话空气开始了紧张,针对了他说话近乎不客气和意气的情形,我也就尖锐起自己的语句,但我还尽可能压制自己的感情:
“我这只是提供一点具体意见,作你反省的根据,决没有限‘二十四小时’答复的强迫意味!”
“‘强迫’这是不可能,不独你也不能有这样提出,我也决不会接受任何‘强迫’的义务,这不合真理。”
“群众的意见总应该考虑,关于党内有些同志固然有观点不一致,有缺点……但他们也应该有对的地方罢?”
“考虑群众意见这没问题,其次更重要是要确定这是什么样的群众,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至于党内同志对我如何看法,这是他们的事情,对与不对,客观事实会证明一切。……”
“比方在斗争托派王实味大会上,你那样发言是对么?”他的声音显得粗糙了,我也就严峻地问他:
“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讨论这问题?”
他的声调虽然勉强回答:
“讨论也可以……”但却松缓下去了,他向帐慢里走着。
“好,那第一我问你,1,那‘大会’是什么性质?2,那时候你们是否已宣布了王实味是托派?你们还称他做‘同志’,你们并未拿出证据,而是从《联共党史》上找根据……”
他不回答了。我接了问他:
“我那《备忘录》你可看见过?”
“没有。我看你也不用找每个人看那东西……”他又显得激奋了。我说:
“这看不看在你,如果要讨论这问题,我看还应该看看它……”
他坐进那椅子去了,又重复前面开始的一句话:
“我这不是‘强迫’啊!”
“我是从来不接受任何‘强迫’的!”
“你在三部没写东西,是不是与那事件有关系?”
“我本来不预备今年写什么,它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它发生以后也曾写过很多东西。”
“你此后到鲁艺是不是要写作?”
“有这打算。”
“还是写过去的材料呢,还是写现在的?”
“这看我的感情而定了。”
“你到延安以后,共产党对你不算坏罢?”
因了他这句带有讽刺和酸味的问话,使我将将松弛的感情又激动了,同时也又放出了最尖锐的问话:
“不独在延安,在延安以外,我萧军对于共产党可有什么坏处么?如果有的同志肯把我的所有作品读一次?”
从这些人的言谈中,使我懂得了共产党认为他们是有“德”于我了,而责我不报!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待我坏过呢?如你所说,我和共产党以及个别党人之间有距离,不错,我承认这距离,而且我愿意保持这距离,所谓‘亲戚远了香,隔壁高打墙’……因为原先我确是没有这距离的,因为种种事情教训,使我变得聪明了。如你所说,你们关心我的前途,也是革命事业的前途,这我很感谢!但是一个人关心自己总比别人更切一些罢?别人不管如何同情,总不如自己的肉皮自己知道痛苦深浅罢?……我很愿意接受你所提的那‘反省’的意见,我不独现在,过去,就是一生,我也愿意反省这件事!而且即使将来我写自传,也要‘反省’它……如你所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全怕割自己的尾巴’……这是对的,但也得看具体的人——如你所说——我想我还有这点勇气,对于自己任何东西全可以坦白,全无任何姑息……。也许我会明天就改变我的观点,也许一生也不会。现在我还不能说什么……”
最后大家勉强压下了自己的感情,不很自然地告了别。
我知道一切战斗尚未完结,他们轻轻地含糊地笼统地说了自己的缺点和敷衍的话,主要还要别人承认“错误”,以长自己的“尊严”,这是卑劣的精神。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及一个党人,这科,市侩的精神是不该有的。
“我固然保持跄离,试问所有的共产党员以及一些同志们,对我是否取消了这‘距离’了呢?我想,一般人虽然在表面L如何称我作‘同志’,而背地里又是怎样说法、想法呢?……这我全明白……你们说对我不理解,不能够每人读尽我的书,如今才对我有些理解了……那么,过去是根据了什么标准来对待我呢?同样,以我一个党外作家,又怎能把共产党每一段历史,每篇文件,每个党员……全来理解呢?也只能大致、近似、根据既有的条件来判定一切罢……同是一道革命的,有的落荒了,有的背叛了,有的仍然向前走着……谁又敢确定谁一生‘必定’如何结果呢?……是的,一切在进步,主观和客观……我想单是片面的是不合真理的,因此一件事情底冲突发生,我想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你所说,整风前和整风后你有了不同,共产党也有了不同,我想我的看法和态度也有了不同……我肯来‘三部’这就是我这‘不同’的具体表现,否则我可以随便到哪里去……”
总之,这一次谈话并不愉快,但我对这愚蠢傲慢的人也给了初步的刺击!
我很知道有些人,他们对我的敌意和成见并未消除。但我却愿他们进步和更开阔与正直些!过去那种游击时代,地下时代的作风应该改变了,否则,它决担当不了中国这样伟大国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