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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消息366期：因为教育的不公平，被拐卖儿童往往会选择更富的家庭，法律应该取消亲生父母是否原谅买家的选择权，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灵活县、镇、市的转换
2021年12月14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366期
【睡前消息366期文稿】孩子被拐卖，父母主动“谅解”买家
因为教育的不公平，被拐卖儿童往往会选择更富的家庭，法律应该取消亲生父母是否原谅买家的选择权
大家好！2021年12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看36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上周最让人纠结的新闻是反映拐卖儿童的电影《亲爱的》有了现实结局，电影原型孙海洋在14年后找到了儿子孙卓，12月7日孙海洋带着18岁的亲生儿子回到湖北老家，但是孙海洋也表示最终还是会尊重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回到山东的养父母家里读书，因为孩子对拐卖之前的生活没有记忆，而且养父母家庭对他也不错，孩子对自己的收养家庭也很有感情，贸然打断他的生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案件确认之后当年花钱买孩子的养父母已经被捕，然后取保候审，被拐卖的孙卓表示，如果养父母因此被判刑他会生气，孙海洋对此也很无奈，一方面说买孩子的人应该交给法律处理，另外一方面也表示尽量不要伤害孩子。14年过去了，所有怨恨都放下了。督工，你怎么看待孙海洋对购买儿童家庭的谅解态度呢？
孙海洋说“怨恨已经放下”多半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就在孙家找到孩子的同时，另外一个相关家庭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这次孙海洋能够找到儿子孙卓，原因是另一名被拐卖的儿童符建涛举报。符建涛也是2007年被拐卖，和当时的孙卓一样只有四岁，但是他留下了被拐卖的清晰记忆，知道自己不属于养父母家庭，后来也通过警方联系找到了亲生父母。他在网上看到了孙家发布的2007年监控视频片段之后，立刻认出这个拐卖的主犯是养父的弟弟，进而推断出自己被同一个人拐卖的事实，警察根据这条线索抓到了主犯，也找到了孙卓。
现在符建涛和亲生父母已经达成了共识，不会对养父母家庭出具任何谅解文件，一切要按照法律处理，而孙海洋的一个朋友一起寻找过被拐卖的孩子，一起拍过电影的朋友杜小华也刚刚公开对人贩子和买家喊话，“不要以后和我们说你们养育有多辛苦，你们的幸福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从这两个身边的案例来看，我相信孙海洋绝对不想谅解买走自己儿子的家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最合适不过，但是孙海洋也不得不谅解，因为他熟悉的另外一个拐卖受害家庭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闹出更深的矛盾。
根据红星新闻报道，这户人家叫桂宏正，四川人，和孙海洋一起组织了寻亲活动，而且比孙海洋幸运，两年之前就把拐卖到广东的孩子找回来了，但是分离十年之后，13岁的孩子和养父母之间关系密切，和亲生父母完全没有感情，必须有养父母送到四川才勉强回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之后的几个月儿子一直闷闷不乐，几乎不和父母说话，也不上学，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电话和养父母沟通，矛盾计划的时候儿子甚至直接抱怨说“你害我没有家了”，最后无奈宏红正只能送自己的儿子回广东，之后想给儿子打个电话都很难，估计长大以后也不会有亲情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第二次失去了孩子”，孙海洋也知道这个故事，显然担心自己家发生类似的问题，担心按照法律追究责任会影响儿子的生活，所以宁愿和养父母家庭和解，至少给自己的子女一个安稳的学习环境，以后还有可能和亲生孩子保持一定的联系，这是他能做出的最不坏的选择。
我相信大多数观众对这个结果都是不满意的，受害的家庭反而要替犯罪的家庭考虑做出违心的谅解，督工，你认为应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呢？
首先我注意到被迫谅解的孙海洋和桂宏正都生活在内地省份，而他们的孩子都被拐卖到了沿海城市，拒绝谅解的符建涛，恰恰是从深圳的南山区被拐卖到了山东，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差异也许不是他们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肯定是重要因素，只要未成年人换个家庭会对自己的前途造成决定的影响，最终的选择就必然和伦理和公序良俗产生一定的差异，所以富裕的犯罪家庭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逃脱惩罚，甚至对受害者家庭作出进一步的伤害，这就是阶级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提醒我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其实我们大多数媒体也认识到这个规律了，只是还想尽量在故事里留下一点温情，不愿意把话说的太直白，比如说遇到了那些从富裕家庭被拐到偏远地区的案例，媒体报道的时候往往会强调孩子“被偷走了人生”，而一旦情况反过来，媒体就会尽量避开孩子做选择的话题，只说被偷走孩子的父母承受了代价，周星驰的老电影《百变星君》就描述了一个类似的场景，富豪家的傻儿子必须在血缘和财富之间二选一，选择了财富就可以轻松享受人生，选择了血源就必须从社会底层重新开始努力，电影剧情设定了家破人亡的极端压力，再加上科幻设定和传统的伦理，他把富二代逼到了亲生父亲一边。
但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用所谓血浓于水的传统伦理去对儿童搞说教，更不可能要求已经习惯了现有环境的未成年人放弃前途，回归血缘家庭。
看着周星驰依仗养父的大学校董身份在电影里的校园为所欲为的剧情，我忽然意识到，社会给拐卖家庭最基本的安慰应该是不让孩子担心换环境会影响前途。说到这里，也许有观众以为我要提到社化抚养，但是对于拐卖家庭来说，他们需要的基本福利首先是教育公平，用高价的小区土地出让金供养的重点小学，京津户地区的高考特权，平时看上去只是给少数人倾斜资源，在特定环境下是可以直接了当的鼓励犯罪，破坏法律的严肃性的。
孩子的敏感性不比成人差，他们天天生活在学校环境，比我们更能感受到教育资源分配倾向。社会现状是有的小学生去鸟巢体育场开运动会，有的学生只能全校几百人用一个篮球场，我们不能以置身事外的傲慢预设一个大团圆的故事情节，要求小学生主动满足我们的期待，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再次建议公立学校应该大幅度增加投资、增加人手，尽快拉平地域和学校之间的差异，给所有养育压力大的家庭提供寄宿服务和足够的生活老师，如果国家觉得投资太多，加税难度太大了，不愿意干，各个阶层的家庭也不会省下这笔财富的，而是为了无序的内卷中把这些钱浪费掉。
我身边的现状是，周末学校的操场和教室都空着，而大多数孩子需要花钱去上各种高价培训班才能和同龄人有一起娱乐的机会，而这些培训班的学费又有很高比例拿去交房租了，这种肉眼可见的巨大资源浪费我们都能忍了，再加一点钱建设高水平公益教育起码不是更坏的选择。
当然拉平教育资源也解决不了孩子和养父母感情更深厚，不愿意亲生父母彻底追究买家责任问题。
亲生父母如果在谅解书上签字对不起自己的苦难，但如果不签字亲生子女就会产生怨气甚至仇恨，认为亲生父母不体谅自己。
这个两难选择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赋予了受害家庭选择权，现在的刑事案件谅解流程是刑事诉讼法288条到290条规定，其中第288条规定了哪些案件可以适用和解程序，第289条规定了和解之后的司法流程，第290条说和解之后法院检察院可以考虑从宽处理，甚至不起诉。
之所以刑事诉讼允许和解，首先是国家希望民间能够自行化解一些不太严重的矛盾，冤家宜解不宜结，其次我们希望犯罪者能够自愿多拿出一些超出法律规定的补偿安慰受害家庭，对于车祸、临时起意的斗殴或者纯粹经济性的犯罪，这些谅解制度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但是对于拐卖儿童案件来说，这些前提基本都不成立。买卖人口是严重的犯罪，而且额外的经济补偿也很难解决丢失子女的精神冲击，就算买家愿意在法律之外多出钱补偿，受害家庭拿到钱，心里总觉得这是卖孩子拿的钱，考虑到自己子女的生活，他们还未必肯要钱。前面提到那个把儿子找回来又送回去的桂宏正，就主动给儿子的养父送了1万多的补偿，希望他对孩子再好一点。
所以在拐卖儿童案件上给受害者家庭谅解或者不谅解的选择权，不是给他们自由，而是给他们制造额外的精神负担，我们应该修改刑事诉讼法288条，直接禁止买卖人口的犯罪者得到谅解，就算受害家庭再表示宽恕也不能改变他们坐牢的结果，在这个前提下那些受害的父母面对亲生子女反而可以更坦然，就算不能让孩子回到身边，起码降低了重建一部分亲子关系的难度。
刑事惩罚不能放松，那督工你对这些人口买家的经济处罚有什么建议呢？
当前的社会买学区房需要花钱，购买额外的教育需要花钱，对于那些孩子和养父母已经建立了稳定依恋感情的案例来说，把买孩子的家庭罚一个倾家荡产的确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但是恶意购买儿童的人可以视为欠了受害者家庭一笔终身的债务，既然受害者没有办法让他还清债务，我们至少可以限制买家的消费。
现在法院对付赖账的人已经有很成熟的手段了，禁止恶意逃债的人坐飞机，禁止住中档以上的旅馆，禁止在名下拥有机动车和新增房产，不能穿戴使用任何奢侈品。这些办法都应该拿来对付买儿童的家庭，也算是给受害者一点精神安慰，无论用了什么手段，只要拐卖儿童已经发生，受害家庭的伤痕就不可能消除。现在大多数拐卖之后的寻亲案例都是通过dna比对找到孩子的，以后也许可以在办出生证的时候给所有婴儿留下完整的DNA样本，不定期去抽查学龄儿童做检验，和户口本上的父母做比对，这样一方面去预防犯罪，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到输血和需要器官移植的时候才发现当初弄错了孩子。21世纪的中国不能再增加新的家庭悲剧了。
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灵活县、镇、市的转换
12月6日网上流传一段涉嫌违规的执法视频，南通市海门区一批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员在街头强行拿走一位老人甘蔗，视频引发舆情之后，当地政府一方面声称视频被剪辑、配音不能反映事件的全貌，另外一方面也对老人道歉，处罚了相关干部。12月8日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位老人被夺走甘蔗的视频也被传到网上，网民同时发现这些执法人员并不是政府公务员也不是雇员，而是企业员工，属于“静海市容”外包公司，这家公司雇佣了169个人，过去几年在海门市中标了多个政府采购项目，都是替村镇或者开发区维护市容的，年营业额达到2300万元，督工你怎么看待这种执法模式呢？
我们先看南通市海门区政府处理当事人的文件，被处理最严重的两个人都是三星镇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一个开除一个记大过。综合执法局这个机构是最近十几年出现的，所有的法律依据都来自于住建部的文件《城市管理执法办法》。最新一版的文件来自于2017年，这个文件很长，但是我在整个文件里搜索“镇”字，只出现了一次，就是总则的第二条：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建成区内的城市管理执法活动以及执法监督活动适用于本办法。
换句话说，如果是县里面一个镇设综合执法局，按照城市标准管理街头小贩，这个镇必须是县城。
而海门区在194年之前就是县，2020年之前是县级市，市政府的海门街道并不在这个三星镇，这个三星镇的综合执法局必须按照过去一年的区级建制设立才能够有合法性，但是我们再往下看文件。
第四条规定：城市、县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
第15条规定：市辖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向街道派出执法机构，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可以向市辖区或者街道派出执法机构，派出机构以设立该派出机构的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的名义，在所辖区域范围内履行城市管理执法职责。
换句话说，住建部认为就算在区级行政范围内，城市综合执法秩序也只是延伸到设街道办事处的地方，乡镇就不应该搞什么综合执法局。但从海门区的经济和社会现状来看 这个执法局似乎又应该设。
海门市就在长江北岸，仅靠着上海，甚至一部分土地已经延伸到崇明岛上了，发展经济的地理条件非常好，虽然他只有1000变万公里的面积，但是人口有100万，去年GDP 1400多亿，人均2万多美元，如果不看单独计算的开发区，海门区是南通人均gdp最高的县级单位，整个海门市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000人，已经不存在纯粹的农村了。
这次出事的三星镇，地理位置在南通市区和过去的海门县城之间，面积100平方公里，本地人口9.2万，再加上外来打工人口，肯定不止10万。镇区东西长六公里，南北宽两公里，已经基本上是连绵的城区，规模超过了很多北方县城。
我在网上找到了三星镇政府的工作报告里提到，全镇的工业销售额103亿，镇级一般预算收入3.46亿，去年改造污水管道的钱就花了1.6亿。请静静帮我读一下工作报告的城建总结部分。
在城市建设方面，受制于重大基础设施的不确定，全镇 城市建设的推进步伐缓慢，在文化建设方面，全镇外来人员子女多，教师数量质量，教育硬件设施等资源紧缺，缺乏有代表的叠石桥文化符号，整体文化氛围有待提升，在生态环境方面，交通拥堵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核心区黑臭水体，面源污染，市容环境等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整治。
静静再帮我读一下三星镇今年的发展目标。
加强城市管理，借助互联网优势在市场管理，市容整洁和交通畅通等方面挖掘城市“痛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城市乱象问题，做好市场周边环境、户外广告和垃圾收购点整治，推进共享单车项目落地，缓解道路交通行驶压力，大力运用“互联网+”智慧城市管理方式，为激活城市管理末梢神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提供便利。
这是一个事实上的中小型城市，肯定不能按照农业乡镇的方式管理，但是《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只允许的设街道办事处的地方搞专门的综合执法机构，理论上来说乡镇不能自己去约束农民严格执行城市卫生和交通秩序，就算实际上有人手也不能给足够的编制，所以地方政府就算不缺钱，也只能挂一个空头的综合执法局，把实际的业务外包出去，让企业来做政府的事情，就直接导致了当地政府大规模雇佣外包人员搞城镇执法，必然会产生执法不规范，管理不严格的问题。
无论比人口，比经济，还是比城建水平，发达地区很多乡镇都超过了内地的县城，而且城区还在继续扩展，他们面临的城建问题肯定远远超过那些多年不变的内地老县城。但是再小的县，哪怕只有几万人，也可以给县城设一个有名有实的综合执法局，而发达的乡镇只能用各种擦边球制度来满足需求。
第16期睡前消息节目我们介绍过温州苍南县龙岗镇绕过了县，直接升级成县级市的案例，第276期睡前消息节目我们分析过陕西佛坪县干部抱团反对撤销县城的问题，希望我们国家的行政体制改革能够早一点适应最新的人口经济局面，撤掉一些没有必要维持的县城，改成乡镇体系，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给沿海增加一些行政机构。另外静静刚才读的三星镇政府工作报告，城建部分第一句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受制于重大基础设置的不确定性”，这应该是指上海新机场和北沿江高铁两个项目。
最近这两个工程都基本定案了，上海第三机场很有可能就设到海门区和通州区之间，而北沿江高铁线路已经公布了，从崇明岛上修桥过来，经过启东、海门、南通一路向西一直到合肥。海门区在长三角内部的交通地位还要进一步上升，希望这个海门区的基层能够早点摆脱乡镇体制的限制。
好感谢大家收看366期节目到此结束。上周日很多观众都在问，上周日我参加观传媒年终秀的演讲视频，我们负责后期制作的同事都在努力剪辑、加字幕，很快就要放出来了。周四晚上6:30我还要参加复旦的一个活动，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演讲，到时候也会有一个视频推送给大家，请大家稍等几天，我们周五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