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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消息295期：一百年来“工”与“人”
2021年7月1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295期
【睡前消息295】100年来“工”与“人”
大家好，2021年7月1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提前播出的睡前消息295期建党百年特别节目。
打开党章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工人”这个词继续分解，可以拆成“工业经济”和“劳动人口”两个概念，分别对应现代社会的“硬件”和“软件”。今天我就以这两个概念为主线，对建党以来的中国历史做一个简化的回顾。
一、早期（1921——1931年）
1911年清朝灭亡十年以后1921年中共建党，从1921年到1931年中国钢产量最高也只有每年3万吨，最低是1.5万吨，按照4亿人算，每人每年是几十克不到10立方厘米。在我的家乡，好用的铲子和锄头叫“洋锹”和“洋镐”，这说明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满足不了农业社会本身的金属磨损，必须靠外来供应满足。所以当时中国制造机器的能力略等于零，整体上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只是在外国租界附近才有一些依附于外资的工业人口。
和4亿的农业人口相比，这些工人和学生在生产率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收入还算可以，绝对不是生活压力最大的群体。但是他们在接触外国技术的同时，也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接触了更进步的思想，对社会的期待远远超出普通中国人。所以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满反而更强烈。而且他们直接参加了现代产业，知道社会在持续进步，不会像传统农民那样期待一个宗教化的天堂，更希望在现实社会去进行改良甚至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最早的群众基础。
现在我们看1921年建党会议的名单，都是接受了欧洲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1922年初中共才迎来了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在建党之前的1920年7月，徐梅坤在杭州组织了印刷工会，1920年12月徐梅坤已经开始在浙江出版工会刊物了。他入党的时候总书记陈独秀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开始和群众的自发性结合，也证明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有自发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少数天才的创造。
徐梅坤后来被党派到了当时中国印刷出版业的核心企业商务印书馆做书记。他的副手是沈雁冰，也就是作家矛盾。在他们两个人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的雇员组成了职工大会，它的执行委员和罢工委员会主席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陈云。
从1930年到1987年陈云连续五至七年都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是担任中央委员时间最长的党员，比毛主席还多了六年。这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是中央的负责人，陈云的履历表就是大半部党史。
第一个工人党员和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央委员都来自于印刷出版业，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革命特色的表现。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一代工人倾向于革命命，原因并不是因为生活艰难，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群众更接近于现代产业，更了解现代社会，更有进步意识。当时大多数人是文盲，工人的文化水平比农民高一点，也很有限。但是要当印刷工人，前提是识字，最好是顺畅读写。可以说印刷工人是介于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群体，所以印刷工人比其他工人接触了更多的新思想，主动加入革命运动的概率更高。除了前面提到的陈云和徐梅坤，红军二方面军的创始人关向应也是印刷工人出身，八路军改编成三个师的时候，关向应是120师的政委。
在中国革命史上早期印刷工人群体发挥了远远超出自己人数的作用，说明在这个阶段，工业时代对中国最主要的影响并不是全面改造经济和社会，而是塑造一批对现代化有认识、对社会进步有信心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在下一个阶段，这批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要进入广阔的中国农村，在发动社会革命的同时，也尽量引入一部分现代工业的力量。
二、山区根据地时代（1931——1941年）
帝国主义带来的工业培养了先进的工人群体，但是这些革命者暂时还不可能夺取少数沿海工业区，甚至在帝国主义和军阀能够发挥火力的平原地区也站不住。南昌起义以后，红军只有一次夺取大城市，是1930年彭德怀趁着军阀混战，带领红三军团打下了湖南省会长沙。但是当时在湘江江面上有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炮艇控制了水陆运输，这是红军快速退出长沙的重要原因。长征期间毛主席带红军在贵州四渡赤水寻找突围机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的炮舰封锁了长江江面，中央红军不能直接向北接近四方面军的根据地。
后来日本人控制了中国大多数交通干线，八路军最多收复几个县城，不可能威胁中等以上的城市，这期间共产党真正能牢固控制的地区不是西部偏远的地区就是山区。
红军和八路军少数有竞争力的工业，基本上都是基于山区资源的矿业，南方的有色金属多，所以中央苏区主要靠挖钨矿，通过相邻的广东和福建军阀出口换到了几百万银元。长征出发的时候，红军手里还能带上几十万的银元。
到了陕北，红军很快控制了中国唯一稳定出石油的延长油矿。毛泽东在发文件指导西北根据地经济生产的时候，提出要提高粮、布、油、油的生产，前面这个油是油料作物，后面这个油就是延长油矿的石油。
这些山区的稀缺资源给共产党根据地缓解了财政压力。比如说钨矿利润移一度给中央苏区提供了70%的财政，让红军八路军在最穷的山区能够站住脚，还能够吸引大量的受教育人口来山区接受培训，当革命干部。
而开发这些资源的技术人员往往也是前一阶段城市革命时期动员的人力。比如说延长油矿的负责人叫陈振夏，上海崇明人。他1925年参加了武卅罢工，和陈云一样都是共产党早期城市工作动员的知识型工人。这些工业人口尤其是随着一二九运动进入延安的学生，和早期的知识分子领导人一起深刻改变了农民军队的思想模式。
我说一个生活细节，30年代末延安开大会开始是笼统的说上午或者下午，就算有钟表也不约定具体的时间，往往是先来的人要等其他人一两个小时。东部沿海来的知识青年首先表示受不了农业社会的时间观念，强烈建议农民军官把时间单位起码精确到小时，他们的诉求得到了高层知识分子干部的支持，要求军政干部提高时间管理意识。这个细节说明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追求现代化的力量，就算在中国最落后的山区农村落脚，也承认现代工业社会是值得追求的发展目标，愿意让少数工业人口来主导中国变革。所以几万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愿意来延安吃小米饭，给下一阶段建立自主工业提供了人力基础。
三、中东部根据地时代（1941——解放战争前期）
依靠这些从全国汇集的工业人口，共产党根据地建立了一支中国素质最高的军政干部队伍，也培养了中国识字率最高的军队。在顶住日本人1942年的围剿之后，无论对面是日本正规军、是国民党的美械部队，还是阎锡山雇佣的日本雇佣军，共产党虽然暂时控制不了大城市，但至少有信心长期守住一些山区地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一些搬不走的现代工业。
1945年10月共产党赢了解放战争第一场大战——上党战役，从此再也没有放弃过以长治为中心的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所以共产党在长治的太行山区建立了第一个钢铁企业——长治铁厂，1946年开工，1948年1月10日开始出铁水，同时开始尝试搅拌炼钢工艺，全年生产了102万发迫击炮弹。
长治的铁厂有一条20公里长的小铁路，但是只限于厂区内部使用。就在筹备长治铁厂的同时，刘伯承的部队在东面解放了邯郸，一直到1949年建国都没有再放弃过。这是共产党在平原地区牢固控制的第一个中型城市。
为了把抗战后期在太行山区建立的军火工业用起来，支援东部平原地区的战争，晋冀鲁豫解放区决定从太行山涉县修一条铁路通到邯郸，和京汉铁路的干线连接。这条邯涉铁路全长100多公里，1947年2月开工，1948年10月大决战之前全线通车，淮海战役的相当一部分军火就是从这条铁路运出去的。
修好邯涉铁路以后，为了继续扩大太行山军工基地的辐射半径，晋冀鲁豫解放区还准备把铁路进一步向东部延伸，修到馆陶县。只是因为解放战争进展太快，才把资源主要用于修复原有的铁路干线。
南方的新四军缺乏稳定的根据地，解放区的工业没有升级到铁路和钢铁厂的地步。但是因为靠近大城市消费市场，他们在轻工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从1943年开始，新四军开始生产飞马牌香烟，产品质量过硬。虽然军队暂时还进不了上海、南京，但是日本和国民党军官都愿意用军火来换香烟维持士气，产品已经进了大城市。1944年华北根据地大旱，这个烟厂拿出了1600万元的利润去支援。一直到我读小学的时候，还经常看到有人抽飞马牌香烟。
解放区工业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上一个阶段吸引的城市工业人口，比如说长治铁厂的直接领导是郑汉涛，来自于北平大学工学院，厂长陆达在柏林工业大学学过冶金。土建工程的负责人陈志坚，是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共产党在落后的农村动员资源，努力搞工业，吸引了这些掌握中国最先进基础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社会革命是建设现代工业的前提。
反过来说，了解现代社会的年轻人，也改变了农村革命军，让各级干部都认识到造反是手段，不是目的，必须用现代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思想融合是中国革命突破以往历史循环，成功建立新中国的原因。
后来长治铁厂的厂长陆达当了冶金工业部的总工程师，晋冀鲁豫地方铁路局的局长刘建章当了铁道部部长，他们会用自己成功的经验去改造整个中国。
四、接管城市时代（解放战争后期——1953）
建设新中国首先要接管帝国主义留下的工业遗产。因为有之前根据地建设的成功经验，共产党干部接管城市的效率远远超过国民党和其他军阀。比如说国民党在二战以后拿走了大多数抗战战利品，尤其是拿到了沈阳这个大工业城市，还有附近的鞍山抚顺两个配套产业基地。但是国民党的几万工人每年只能生产60门迫击炮、12万炮弹，其中重型炮弹3000发，还不如太行山里面解放区的作坊式工厂效率高。等到东北野战军拿下沈阳第一年就造了二万发重型炮弹，不仅能够支援南方的解放战争，还给后来的抗美援朝储备了弹药。
1950年中国开始抗美援朝，一九五一年8月朱镕基的室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履谦，毕业参加志愿军，到朝鲜维护志愿军仅有的几部雷达。50年代的美国已经有了初步的电子干扰设备，经常在志愿军的雷达频率上开机，导致屏幕上全都是信号，完全失效，只有快速改变频率，才能重新探测目标。
以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张履谦拿不到任何电子零件，只能用最简陋的工具解决问题。他用缴获的金属罐头盒做了电容器，用绳子和木棍做出联动设备，居然真的给苏联雷达增加了快速跳频抗干扰功能。1953年张履谦当上了全军雷达反干扰小组组长，军委的通讯部长给他当副组长。现在张履谦先生还健在，已经是工程院院士了。这也是旧中国知识和技术在新中国创造的奇迹。
最能体现共产党建设能力的项目是成渝铁路。1949年12月底解放军进了成都，立刻就筹划修铁路。1950年6月成渝铁路开工，1952年7月修通。这个成渝铁路本来是清朝川汉铁路计划的一部分，川汉铁路计划失败，直接导致了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到了抗战期间，国民党只剩下四川一个完整的大省，再次决定修成都到重庆的铁路，但是一直到中华民国灭亡，1米的铁轨都没有铺。中华民国政府30多年都没有干成的事情，新中国两年就完成了。
新中国修成渝铁路的时候，苏联的援助物资还没有到，各种设备几乎都是旧中国留下来的。比如说成渝铁路的铁轨来自于重庆101钢铁厂，这个钢铁厂又是清朝汉阳钢铁厂搬迁的结果。按照清朝的规划，本来就应该是汉阳铁厂给川汉铁路制造轨道，买了一台8000马力的蒸汽机给生产线提供动力。1938年日本入侵，汉阳铁厂的主要设备沿着长江去重庆，路上沉船了，8000马力蒸汽机的飞轮轴掉到长江里一直没有人管。到0950年海军在宜昌附近的江底打捞了沉没的设备，这才开动生产线给成渝铁路生产了合格的铁轨。
5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铁路网主要分布在北方，秦岭还没有打通，成渝铁路是一条孤立的路线，铁路机车进不来，就得用国民党手里缴获的美国登陆舰通过三峡运上来。这些事情之前的政府做起来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但就是要一直等到50年代才做成。这说明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强，也说明当时的共产党能够吸收城市先进阶层，把旧中国的潜力用到极限。
等到抗美援朝胜利，苏联援助的现代工业物资到来，新中国必然要创造更大的奇迹。
五、苏联援助时代（1953——50年代末）
苏联援助尤其是156个重点项目给中国带来了第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工厂和旧中国那些零零散散的工业遗产相比，是火车和驴车之间的区别。拿到苏联援助以后，中国用3年时间造出了汽车和喷气式战斗机，11年造出了原子弹，17年以后能够发射人造卫星，创造了有史以来技术进步最快的历史阶段。这些事情历史课本上都有，我就不浪费时间去重复了。如果想在感性上理解苏联援助时代的进步，可以去看看当时最著名的先进典型雷锋。
雷锋本来是一无所有的农村孤儿，先是当了儿童团，然后读了新式小学，招工进了鞍钢，穿上皮夹克，参加解放军，开上了国产卡车。所以他无限忠于新社会，愿意为这个有希望的时代奉献一切。
但是哪怕在50年代，苏联援助也显露了一些弱点。根据第一汽车厂总工程师陈祖涛的回忆，苏联的汽车厂是之前美国进口的，现在他要援助中国，自己也造不出全套的汽车厂设备。比如说3000吨的冲床，苏联也有临时研发才能制造。确定在长春建设一汽以后，陈祖涛去苏联采购加工器材，他发现买不到特种的刀具，买不到异型砂轮，甚至是车身所需的金属薄板苏联都提供不了，最后还是要到西德由奔驰公司介绍才买到了第一批材料，解决了一汽的投产问题。
这说明苏联自己的产业升级也非常依赖于西方的技术输入，中国如果想持续的产业升级，迟早要找新的技术引进目标。
另外，苏联引进的工业设备高度集中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可能只有武汉肉联厂是纯粹的民生工程。这当然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中国随时要考虑帝国主义的入侵，必须通过投资重工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虽然工业投资越来越大，动员的人力越来越多，但是提供的消费品并没有同比例的增长。这反映在人口方面意味着能够享受现代化生活的人口不可能快速增长。
50年代初期这个问题还不明显，因为大多数农民的社会期望还是一个改良版的农业社会，能够安安静静的种地、吃饱穿暖就行。少数受教育的学生和见过新时代的城市人口希望能在工业社会获得体面的工作，这也不难满足。因为当时的受教育人口实在太少，每个知识青年都是稀缺资源。苏联专家指导建立的几十所大学招生数量甚至比高中毕业生还多，不得不动员一批教育水平较高的军人和干部辞职回头去考大学。
但是到了50年代中后期，教育规模的增长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新一代中学生对国家的期望越来越高，年轻人就开始不满意了。
1957年武汉市郊区汉阳县第一中学的学生发现1000人只有50人能够升高中，国家不再鼓励所有年轻人都进入城市，更不会让所有人都读大学再分配工作，而且大城市分配的升学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初三学生立刻爆发了抗议，这就是汉阳事件，直接导致了反右运动和接下来一连串的政治风波。
人民进入新社会之前国家只要比旧中国做得好，能够解决农业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就有完全的合法性。人民进入新社会以后，受教育人口越来越多，每个学生都像20年代的上海工人那样，对社会的期待远远超出现实地位，希望社会保持连续的进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是社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这个新中国的特有问题。
六、自主建设时代（50年代末——70年代末）
5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援助结束了，但是中国还没有完全消化苏联送来的技术成果。所以接下来十几年，中国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产业升级，而是复制50年代的工业体系。最显著的例子就是60年代修的南京长江大桥，很大程度上是苏联设计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升级版。
从全国来看，1964年国家搞了大三线建设，把东部的工业复制了一份到中西部，各省还有小三线建设，到了县里面有五小工业，卷入工业化的人口越来越多。到了70年代，大多数县城已经从农村的中心变成了生产型城市。
中国总体上也做了两件明显超越五六十年代发展水平的标志性工程。
第一个是“刘天关输电工程”，使用三百三十千伏的高压输电线，翻越了陕西甘肃边境的山区，把黄河上游的水电能源送到了陕西关中工业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跨区输电工程。现在的特高压西电东送项目可以看做“刘天关输电工程”的后续。
第二个项目是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中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定了大型汽车厂的生产线，以后当然还可以搞第三个第四个，最终发展成现在的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
把这两个工程连起来看，意义远远超出了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是铁路，铁路运来煤炭，工厂才有动力，铁路运来原料，工厂才能生产。但是铁路不可能修的太密集，火车的运行也不太灵活，所以工业必须集中在铁路沿线。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代表性技术是内燃机和电力，工厂可以用内燃机汽车运原料，牵一根电线去驱动机器，工业的发展空间立刻就从沿着铁路几条线扩展到覆盖国土的二维平面。现在科幻小说经常说降维打击，第二次工业革命相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字面意思上的“降维打击”。
70年代的中国解决了长距离输电和卡车制造技术，就是跨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为全面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工程，其中最复杂的项目就是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70年代的中国能基本靠自己建设第二个大型汽车制造厂，这说明中国已经彻底消化了苏联援助的技术，下一个问题是超越苏联体系，继续产业升级。
与其同时，上一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在这个阶段也继续发展，从城市郊区扩展到全国。1957年爆发汉阳事件的时候，全国每毕业四个中学生就有三个来自于城市。到了70年代教育下乡以后，比例反过来了，农村中学生数量增加到城市的三倍。在化肥和电泵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所有的中学生都想进入城市参加高效率的工业生产，当然也要享受工业化的生活。
为了缓解这个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国家暂时性的措施是上山下乡，拉平城市和农村青年的就业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只有全面的工业化和产业升级能让所有人满意。到了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能读初中，全国性的就业压力已经摁不住了，社会压力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结合推动中国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七、对外经贸时代（70年代末——2000年）
现在我们都说70年代末的中国走到了发展转折点，但是事后来看，这个新时代的发展方向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没有其他的选择。中国已经从苏联获得了中低水平的工业技术，在苏联自己产业升级停滞的前提下，必然要向更发达的西方获取技术转移。中国已经把基本的教育体系铺到全国，让所有的年轻人都接受了中学教育，那就必然要把这些劳动力用起来，让他们从事工业化的劳动。中国已经在1980年试射了洲际导弹，保证了底线的国际安全，就必然要打开门做生意，在最富裕的市场赚下一步发展的资本。
所以1980年的中国必然的选择是战略上倒向西方，引进外资买机器，动员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给西方生产消费品，再赚外汇扩大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考虑过卖一部分资源换发展资本的方案。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每年向日本出口1000多万吨石油，大秦铁路也用了一部分日元贷款，从秦皇岛向日本输出煤炭。但是毕竟中国人多地少卖资源支撑不了发展，所以中国还是选择了利用高素质劳动力造消费品出口的方案。
从70年代末到2000年虽然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套体系是非常成功的。大多数愿意离开家乡的年轻人都能在城市找到工作，收入是农业的几倍。而且打工收入不是发给家庭，而是谁来干活就给谁，这和农业社会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经济单位完全不同。一旦家庭和亲属关系不再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农业社会结构就彻底解体了，妇女的地位快速上升。婚姻法已经公布了几十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普及到每个角落，让大多数年轻人自己拿到恋爱和结婚的主导权。可以说这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终点。
八、重新主导建设时代（2000年——未来）
从印度和墨西哥这些例子来看，借助工业的力量，哪怕是外资工业的力量，摧毁农业社会不难，难的是继续发展，继续产业升级，建立有共识的工业社会秩序。
2000年的时候虽然经济比1980年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老工业基地有大下岗，农村在拼命的收农业税和提留款，可能让种地本身是亏本的，教师和地方干部的工资欠半年非常常见。当时的普通人真不觉得社会比墨西哥更有希望。
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年，有几件事推动中国继续进步。
第一个机遇是美国习惯了发国债平衡财政，印美元支付军费，对中国的廉价商品产生了路径依赖，导致经济持续空心化，中国继续占领出口市场，获得产业转移。
第二个条件是中国持续搞的超前教育。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50%，2000年扩招了38%，之后几年每年都扩大20%左右。现在每年的大学生招生数量差不多是90年代后期的10倍。从这些大学生的视角来看，学历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但是整个国家的劳动力水平持续提升，能够满足企业产业升级的需求。
第三个条件是中国持续投入搞基础设施，尤其是在交通和能源两方面下了大本钱。20年前我们搞一个二千万千瓦的三峡工程，每个阶段性的成就都是全国的头条新闻。现在白鹤滩1600万千瓦的项目投产，在媒体上连三天的热点都没有，一千三百万千瓦的溪洛渡电站几乎都被人忘了。这些基础设施在建成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像大学扩招一样过剩。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基本占满了东部的道路和全部的发电能力。在2021年的今天，我们比2000年的中国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已经不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列了。
去年春节，我带我儿子去了一趟美国，回来问他对哪个城市印象深刻，这居然是小城市波士顿。对于纽约的高楼大厦，对于华盛顿的大理石建筑，他觉得在中国已经很常见了，也就这几个博物馆还有点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平视发达国家。
九、总结
我刚才用20分钟粗略回顾了100年的历史。前面的几十年距离今天比较远，我多举了几个例子描述细节。最近的几十年大家都熟悉，所以我说的粗略一些。如果说这一百年有什么共同规律，就是必须正视工业人口和现有社会的矛盾，积极面对，这个矛盾能够推进社会进步，消极逃避，工业人口就会成为消极因素。
10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受到现代化冲击的群众结合，一起创造了新时代。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存在特定的知识分子概念，或者说普及型的教育导致全民知识化，不用刻意强调结合，群众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就会自然地叠加在一起。
所以新一代人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对社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如果只看年轻人理想和现实的绝对差距，矛盾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但是矛盾激烈并不一定是坏事，能够正确引导反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30年代延安吸引知识分子，70年代中学扩招，21世纪大学扩招，事后证明都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机会少了就抱怨社会封闭，机会多了就抱怨竞争激烈内卷，买不到外卖就抱怨社会不方便，买得到外卖抱怨平台企业控制自己的生活。这说明他们不想在现有的社会模式下做二选一的选择，而是希望自己创造新的生活模式。从这一点来看，现在的年轻人和1921年的印刷工人倒是有相似之处。
和1921年相比中国社会更复杂了，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概括主要矛盾，所以年轻人可能会被眼前的局部问题迷惑，找不到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一些消极的抱怨。但是我也不相信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毕竟信息工具越来越发达，年轻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如果经济高速增长，他们会在实践中接近先进生产力。如果经济停滞，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社会。所以我对已经全面工业化的中国在未来上总体是抱有乐观态度，期待这一代年轻人创造出超越前100年的新生活。
好，29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周日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