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三家分晋开始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到了三十四年，一次朝会上，一个齐国来的儒生叫淳于越，引用老规矩，批评新政策，说话让秦始皇不爱听了。于是，丞相李斯趁机提了一个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李斯列举了三类书：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史官非秦记”）、儒家经典（“《诗》《书》”是代表）和诸子著作（“百家语”），认为统统都该烧掉。这个建议秦始皇采纳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三者虽然同为打击对象，但损失是不一样的。
诸子书，尤其是儒家经典，在社会上流行已久，有的是所谓“家藏户有之”。你要禁，儒生们就把书藏起来；藏不住，我咬咬牙还能发狠把书背下来，等到哪天不禁了，我再默写出来。所以经秦火这么一烧，儒家经典的版本虽然因此出了大问题，引发后来持续几乎两千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但流传下来的典籍，总还是不少的。
历史书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山东六国的历史书，基本就是各国的档案馆里只有独一份，一烧，就没了。剩下来的，只有秦国的历史书，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还不光是写历史的人可能不诚实的问题。再巧妙的谎言，多少会露出些蛛丝马迹，可以让后来人循着它找出真相。但更糟糕的是，秦国一直是地理很偏僻、文化很落后的国家。从春秋往战国过渡的这一段，秦国在崎山以西静悄悄地待着，跟山东六国没什么来往，因此崎山那边的许多大事，在它的史书上一片空白。
无意遗忘掉的东西，比有意抹杀掉的东西，往往更难钩沉复原出来。所以司马迁写历史的时候，就深感史料不足，在“史记1独藏周室，以故灭”后面，连写了两个“惜哉”，痛心之极。
运用现代的历史研究办法，结合考古发现，晚清民国以来学者们对这段历史上的很多问题，看得是比司马迁清楚多了，但也因此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一展开讨论，学者们就众说纷纭，看得人头大。
首先，一部战国史从何说起，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春秋》写到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敬王死后，是元王即位。司马迁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开始编写六国年表。中学教科书上把公元前475年当作战国的开始，这是最原始的依据。但是，很多人并不这么看。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司马光。他把眼光投向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司马光当然是有他的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春秋之后的这一百多年里，要说哪件事情最引人瞩目，那毫无争议——
晋国，这个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不见了。
春秋时代甚至更早，国君亲戚篡夺宝座的行为很常见，叔叔抢侄子的位子，兄弟抢哥哥的位子，这都不叫人吃惊。但和国君血缘关系已经比较疏远的人，篡位几乎是没有的，谋杀国君或者把国君逼得流亡国外，倒不稀奇，不过他还得找个和国君血缘近的人来，或者干脆让宝座空着。
想当年，晋国国君总结了诸如此类的血的教训，觉得外人倒比亲人要可靠些，所以，晋国很早就有了重用异姓大夫的传统。相反，对跟自己一样姓姬的兄弟们，国君是最容不得的，结果就是史书上说的，晋国“无畜群公子”，“晋无公族”。
经过一代又一代权力交接，这些异姓大夫封地越来越大，控制的人口和财富越来越多，也实际上把持了晋国政府。于是，废黜、谋杀国君的事情发生了。
杀掉一个国君，大夫们再立一个姓姬的；杀掉俩国君,’大夫们再立一个姓姬的……但杀了好几个国君之后，大夫们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我干吗不自己来当国君啊？
由于掌权的主要有六家大夫（所谓“晋六卿”）,所以除了可不可以把正统国君踢开这个问题之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把正统国君踢开后，到底谁来当国君。
六卿当中，范氏和中行氏首先被干掉，剩下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四家彼此虎视眈眈。接下来的权力争夺，《史记》里讲了，此外《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里也零零碎碎讲了一些。但还是《资治通鉴》里面把各种材料综合整理得最清楚。下面先照司马光的讲法讲一遍。
智氏的老掌门智宣子2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挑中了智瑶。当时有反对意见说：
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智瑶比人强的地方，有五处。一是长得帅，发质靓丽，高大威猛；二是运动好，射箭奥运拿金牌，飙车闹市七十迈；三是多才多艺；四是能言善辩；五是性格刚猛。毛病就一个：非常的不仁。既然不仁，就会拿这五项长处来欺负人，那还有谁吃得消他？因此智瑶要是真当了智氏的掌门人，智氏非完蛋不可。
智宣子没听，到底立了智瑶。
后来智瑶果然很嚣张，平白无故地跟韩、魏、赵三家要地盘。韩康子和魏桓子都给了，赵氏不给，智瑶就带领韩、魏去攻打赵氏。赵氏的掌门人赵襄子，为人处事，处处正和智瑶相反，从小特听老爸的话，把刻着爸爸教训的木简揣袖口里，随时诵习。现在面对进攻，他立刻记起父亲的遗训：死守晋阳。
当时有人建议赵襄子退守长子，因为长子城的墙坚厚；又有人提议守邯郸，因为邯郸城的粮仓充实。赵襄子都不听，他说：“已经让人民精疲力尽地修筑了城墙，就不能还指望他们舍生入死地为自己守城；已经搜刮民脂民膏充实了仓库，就不能指望他们在战争中甘愿为自己送命。”
守晋阳确实是正确的选择。由于赵家对晋阳人民素来厚道，所以人民对赵家也特别忠心。智、魏、韩三家的军队把晋阳城团团围住，又引水灌城，城墙只差三版（一版二尺，三版即六尺）的地方没有被水淹没。城中锅灶都被水浸泡而倒塌，青蛙随处可见，但人民仍然全心全意地帮助守城。
下面这句是形势转折的关键，也抄原文：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做他的骖乘（陪乘者，也叫车右）。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听到这话，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因为魏的都城安邑附近有汾水，韩的都城平阳附近有绛水，也许将来有一天，智瑶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他们自己。
当晚，韩、魏就改变立场，二人秘密与赵氏约定了里应外合的日期。
赵襄子夜里派人杀死智氏守堤的官吏,掘开堤坝，大水反灌智伯的军队。智伯军忙于救水，发生混乱，韩、魏两家从侧翼发动攻击，而赵襄子从正面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
智伯被杀死，其族人被诛灭，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
对这件事的记述，《资治通鉴》应该说比《史记•赵世家》要靠谱。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两面的素质，有时是水乳交融完美结合的，但有时并不是。开始写《赵世家》的时候，司马迁小说创作的热情似乎忽然爆发，讲了很多精彩但真实性很可怀疑的故事。而讲到赵国建立的时候，他进而又迷上了各式各样的预言和梦幻故事，真真叫人情何以堪。
司马光就比较朴实，选择材料的时候，神神道道的部分一概不要，叙述条理明晰，逻辑严密，更像是历史书的风格，但以今天的标准看，仍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当然是目的性太强，道德说教的用意太明显。故事讲完，司马光自己概括主题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认为才和德是两回事，德才兼备当然是理想状态，那是“圣人”；如果德胜过才，那就是“君子”。如果圣人和君子都找不到，那就宁可要德才全无的“愚人”，也不要有才缺德的“小人”。
我们很容易发现，上面那个故事，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所以讲到失败的智伯，司马光就借人物之口，大大赞许了一通智伯的才华。然后就通过实践证明了，一旦缺德，再有才也没有用。所以讲到胜利的赵襄子，司马光就不提他的才能，只渲染他的美德。尤其是写到在长子、邯郸、晋阳三城中，赵襄子单选晋阳死守，更是说明了民心向背决定成败的道理。至于晋阳的地理形势更险峻，3而且那里是赵氏的老根据地，所以很可能城墙比长子更坚实，粮食比邯郸更充足这一层，他就不提了。
第二，这个故事戏剧性也太强。尤其是智伯、韩康子、魏桓子三人坐一辆车察看水势那一段，“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这个特写镜头抓得也太精准巧妙了。尽管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各种史料众口一词都这么写，但还是让人不得不疑心信息的来源。
第三，故事里说，这场斗争转折的关键，是因为智伯得意忘形之下，说了水可以使人亡国的话，从而使韩、魏感到自危。但从郦道元开始，地理学家们对水淹韩、魏的可行性往往表示怀疑。所谓“汾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在安邑的西北，距离八十余里，中间还隔着一个闻喜县；所谓“绛水可以灌平阳”，绛水更远，在平阳以南一百余里外。
此外，单读这个故事，还很可能给人一个错觉，就是智氏比赵、魏、韩三家，都强大很多。其实四家当中，赵氏也绝对不弱。
很长时间以来，赵氏是晋国诸卿之首，一直到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还常常代表晋国处理国际事务。《史记》更直说，当时“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相形之下，智氏不过是暴发户。智瑶这人，确实很有才，在他的领导下，智氏对外征伐，屡屡建功（这部分内容《通鉴》没写，要回头去看《左传》和《史记》），一时锋芒盖过了赵氏，但要说真强过赵氏很多，恐怕不见得。
因此，回头看这个细节，就值得玩味了：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
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大意是：
智伯跟韩康子要地，韩康子的谋士出主意说，咱给，给了智伯还得跟别人要，那时别人不给，智伯就得跟他打起来，然后咱们的机会就来了。智伯又跟魏桓子要地，魏桓子的谋士出的主意也差不多。
上面这些对话未必是事实，但确实反映了韩氏、魏氏的某些心态。
在此之前，郤氏、栾氏、范氏、中行氏先后被灭，其模式大体是实力最强的大夫，率领其余各家，锁定一家，把人给灭掉。计算局势，较弱的韩、魏不能不觉得，接下来就该轮到自己了。所以，以韩、魏的立场来说，必须设法立刻激化智氏和赵氏的矛盾，才可以自保。“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这个“他人”实在是有具体所指的，就是赵氏。
事实是，四卿竞争的结果，对韩、魏尤其是魏氏相当有利。因为先是赵氏在三家的联合进攻下被打得命悬一线，然后韩、魏倒戈，智氏被灭。最强的两家，一死一伤。之后所谓“三家分智氏之田”，魏氏分得了最重要的一份，包括原来晋国借以建立霸业的“表里河山”之地，都成了魏的势力范围。后来，赵、魏、韩当然并称三晋，但唯独魏国，最喜欢以晋自居。
在晋国的历史上，魏氏实在算不上有多么起眼；在战国初年，魏却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当然得益于后来魏国的一系列改革，但在分晋过程中获益，乃是关键性的第一步。
要注意一条，司马光写三家分晋的过程，实际上用的是倒叙手法。《资治通鉴》的第一句话是：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意思是，周天子首次承认魏斯、赵籍、韩虔三位，是正式的诸侯国的国君。
这才是公元前403年的事，和赵、魏、韩与智氏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已经隔了五十年。也就是说，在司马光眼里，三家分晋的事实，远不如周天子承认这个既成事实来得重要。
司马光的理论依据是：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大意是，天子最重要的职责是“礼”，礼最重要的功能是“分”，分最重要的标志是“名”。大抵，礼是一个社会的根本规范，分是社会等级，名就是公、侯、卿、大夫之类的身份。
礼是西周封建宗法社会的老规矩。那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天子就是天子，诸侯就是诸侯，卿大夫就是卿大夫，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不能逃避，也不能僭越。
赵、魏、韩三家大夫以诸侯自居，当然是僭越。天子作为礼的象征和最高体现，应该对他们加以谴责和讨伐。现在天子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对他们给予承认，这就是自己在挖“礼”的墙角，导致就算有想打抱不平的人，也不能跟三家过不去了。所以，天子承认三家的诸侯地位，是礼彻底崩坏的标志。
照例，这种赞美等级制的观点，很容易勾起现代人的反驳欲望。不过后代人在这种问题上自诩高明，其实相当无聊。也许更应该敬佩的倒是，司马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的节点：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确实是一个标志。就是事已至此，不管是乐意还是不乐意，大家都承认，周礼的那套老规矩，确实是玩不下去了。
不管是谁，在今后的日子，都将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
类似晋国的政治地震也发生在了齐国。和晋一样，齐也是老资格的大国。晋国牌子倒了，齐国的名字则保住了，但保住的也只是名字：齐国国君不再姓姜，改姓田了。
齐简公的时候，田常（谥为“田成子”）开始独揽齐国大权，他杀了简公——后来，“齐田常”和“晋六卿”一样，都成了乱臣贼子的代名词。
公元前391年，名义上的齐国国君被田氏打发到海边去，只剩下一座城邑，供奉祖先而已。已经有承认三家为诸侯的例子在先，周天子当然也不会再吝啬国君的称号，到前386年，田氏的齐侯也就“列于周室”了。
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一向饱受欺凌，但谁也不大好意思吞并这个与天子同姓、并且曾为王室卿士的国家。而现在，新建立的韩国却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
在春秋时代，只有楚国、吴国、越国这样蛮族建立的国家才敢僭称王号，在诸夏之间，“王”这个尊贵的称呼，仍为周天子所独享。但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两国国君，诸侯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却在徐州搞了一次见面会。大会上，魏国说，你齐国太棒了，齐国国君应该称王。齐国说，还是你魏国强，我齐国应该尊你魏国国君称王。大家彼此谦让一番，最后都看起来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对方的好意。这就是所谓“魏齐会徐州相王”。
然后，其余各国国君也都纷纷跟进称王，到后来连宋国、中山国这样的小国，国君也一样以王自居。王号从此彻底贬值，以致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觉得再称王实在太不过瘾了，无论如何也得发明一个新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