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士人、官僚、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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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其余国家的国君不免兔死狐悲，人人自危，而新上位的诸侯，也要从前车之鉴里吸取教训，以免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春秋时代那么多兄弟、叔侄争位的事，证明亲戚靠不住；而眼前血淋淋的事实则表明，外人理所当然地更加靠不住。所以后来韩非子痛心疾首地说：当君主的，最大的祸患就是相信别人。相信谁，就得吃谁的亏4。
看来，唯一靠得住的，也就是权力本身了。但是国家已经这么大（反正稍微像样的诸侯国，都比希腊的城邦大多了），国君不可能一个人事无巨细全部处理，他总得使用一批人，来帮他管理国家。
我们回顾一下春秋封建时代的国家是怎么管理的：
天子把天下分割成若干块，王畿之外就分封给诸侯，诸侯国里的事，天子一般不好过问。诸侯们想到这里，都暗自庆幸，幸亏当初是这么安排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不用怎么搭理周天子了。
诸侯再把国分割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大夫统治的地方，就叫作“家”。大夫家里的事，诸侯也一般不好过问。诸侯们想到这里，就觉得腿肚子直打颤，脊梁骨里往上抽冷气。太危险了！大夫的家一发展，国君的宝座就打晃。
看来，拥有自己土地、人口、军队的大夫们，总归是靠不住的。从国君的角度考虑，要把权力垄断在自己手里，最好是培养、提拔这样一批人：他能帮我治理国家，但是他没地，没人，没枪，也许有钱——不过我随时可以叫他没钱。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找到这种人，对国君们来说并不是难题。
众所周知，春秋末期，鲁国有个叫孔仲尼的老师，打出“有教无类”的宣传标语，面向全社会广泛招生。他的学生大多出身不高，他教给他们的，却是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贵族技能5。结果是，孔子那里毕业的高材生，虽然很多是泥腿子穷光蛋，但是贵族们的事，他们都懂，甚至干起来，可能比贵族还精通。
孔子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社会上他的同行一定还有好些，只是不如孔子出名而已。这些民办院校的师生是在诸国之间流动奔波、焦虑求职的蚁族，这也就给国君们提供了取代贵族的人才库。
当然，这批人心里也会期待像老派贵族们一样获得封地,但从小一箪食一瓢饮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眼界能有多大？所以一般多发点儿粮食（当时工资是“谷”）也就打发了。这些只要工资不要封地（或只要很少的封地）就能满足的行政人才，在国君们眼里，真是绝佳的廉价劳动力。
所以,他们和国君一拍即合。这批人的社会身份，叫“士”；而他们扮演的政治角色，用今天仍然高频使用的一个词说，叫“官僚”。
“士”是个老名词，按照西周的旧制度，它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再往下，就是庶人了6。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士，取决于你的血统。你爸爸是大夫，但你妈只是他的小老婆，那你就是士；或者你爸就是±,你又是他的嫡长子，那么将来你也可以继承他的地位。
士有些特权，只有士，才有资格进政府当公务员。但是你的级别是限死了的，干得再好，指望变成大夫，也是不可能的。
春秋以来的长期动乱，对本来就是士的人有坏影响，因为当公务员的特权保不住了。有的大夫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家族破落。《左传•昭公三年》里写道，有一回晋国大夫叔向和齐国大夫晏婴（这二位都是《左传》中的正面典型）俩人聊天，感叹时局，叔向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栾、郤、胥、原等晋国的八大家族，本来都是大夫身份，现在却在做“皂隶”。据古代学者的注释说，这个皂隶的意思并非奴隶，而是指“贱官”，也就是低级行政人员。这些工作，本来当然都是由士来做的。就是说，一些本来掌握重要权力的高级贵族，现在加入士的行列，来抢饭碗了。
因此，士和大夫之间的界限，已经并不明显，所以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士大夫”或者“大夫士”。
另一方面，庶人里的优秀分子，又在民办学校（乡校）里受了教育，也可以得到提拔的机会。社会上有这样的观点：
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管子•小匡》）
农民家的孩子，朴实乡气，但是肚子里弯弯绕也少，他们当中才能突出能够当士的，比较靠得住。种地，他收获多；当官，他表现好。
早先，庶人也不是绝对没有机会当官，但总是极少数。到春秋战国之际就越来越多，有的地方，据说有一半人都在读书准备考公务员7，这样，他们等于也加入了士的行列。泛泛说来，士和庶人已经难说有多少区别，因此，社会上又有另一些新名词流行开来：
《邾公华钟》：台（通以）乐大夫，台宴士庶子。
《国语•鲁语》：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韦昭注：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孟子•万章》：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像“庶士”“士庶子”之类，都是把士和庶人相提并论了。
所以说，战国社会阶级间的壁垒打破，士作为大夫和庶人之间的一个阶层，成了上下对流交汇的所在。士的人数激增，而可以想象，各国政府里能提供的公职就那么多，于是就好像扩招后的大学生一样，他们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只能自谋出路。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原来封顶的死限也被取消了。在新的时代里，不再是你累死累活干到老，也不过是个中级职称。一个出身寒微的士，你可能饥寒交迫，可能身败名裂，但一时风云际会，你也完全可能封侯拜相，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
对这样一些士来说，他完全可能大声赞美讴歌新时代：打破了铁饭碗，捧上了金饭碗。
出身不是问题，努力就有机会。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里，士阶层的人，确乎显示出超常的朝气和活力。这种蓬勃进取的气象，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再也不曾有过。
战国初期的历史上，吴起肯定算特别重要的人物。我们先照着《史记•吴起列传》讲一遍。
吴起是卫国人，小时候家境相当不错，据说“家累万金”。但吴起是一官迷，千方百计想当官，大概是走门路、造舆论诸如此类的事干得太肯下本钱，结果把家产都败光了。同乡很多人笑话他，吴起脸上挂不住，一气杀了他们三十多人，然后离家出走。出了卫国的东郭城门，吴起跟自己老妈诀别,发誓说：我要是不能在外国混出头，就不回来了！
从卫国往东走，不远就到了鲁国，于是吴起拜到曾子门下念书——从年代上讲，这个曾子，应该不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而是曾参的儿子。
结果因为学习太用功，吴起被开除了。
吴起老妈去世，吴起不肯回去奔丧：我书还没念完啊，何况我当初已经说了，“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这下把老师给得罪了。曾参这人，几乎就是孝子的代名词。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在曾参这里的表现就是，有一个晚上没能回家，他就内心不安，睡不着觉。老爸气头上,一棍子把他给打昏过去，他醒过来之后，首先想的，是老爷子气头上打我一下，真把我打伤了他也着急的。于是他赶紧爬起来，开始唱歌，表示自己没事……一看自己的学生居然这个德性，曾子火了，于是取消吴起的学籍，师生绝交。
吴起就只好在鲁国晃着，但没过多久，他出头的机会来了。齐国攻打鲁国，鲁国人知道，吴起是一将才，想用他，可是也有顾虑，就是他的老婆是齐国人，担心吴起因此跟齐国里应外合。吴起听到这个风声，回家立刻就把老婆给杀了。
于是，吴起带领鲁军，把齐国杀得大败。
鲁国是礼仪之邦，危急关头，可以暂时忽略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危机过去，那个调子就又高起来了。吴起过去那点儿衰事，鲁国人统统记起来了，就跑到国君跟前，说吴起的坏话。这下吴起在鲁国待不下去了，一想，鲁国这么一个保守的小国，本来也不是一个做事业的地方，就到了魏国。
当时魏国国君是魏文侯。魏文侯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治国的思路是，一方面，用儒家思想抓意识形态；一方面，用各种政治军事人才解决具体问题。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古代中国，这种治国思路，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却基本可说是最有成效的。西汉的汉宣帝有一句名言，叫“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是仁义道德，霸道是苛刑峻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理是汉宣帝总结的，但搞这种实践，中国历史上，魏文侯是第一位。在这种治国思路下，吴起非常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一，带兵打仗，你肯定得用我，当今天下，这方面你找不出比我更牛的人了；第二，吴起毕竟也在曾子门下待过，尽管被开除，但是他对儒家思想也不是一点儿好感没有。魏文侯礼敬的那些儒生，像子夏，那是吴起的师叔祖；段干木，子夏的学生，论起来吴起也得喊师叔……反正诸如此类，沟通也还是比较容易的。
说到吴起在魏国建立的功业，他自己最得意的是三条：第一，是“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第二，是“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第三，是“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
拿今天的观点看，三条其实是两条。第一、第三说的都是军事成就，魏军的战斗力，当时各国第一，尤其是军队向西推进，夺了秦国五座城，打得秦国只能处于防守态势；第二条，说的是政治、经济方面，在这方面吴起具体干了哪些事情，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吴起不是当时魏国国君之下的一把手，他在这方面要搞什么改革和措施，会受到很多限制，而且非常容易得罪人。
魏文侯去世，魏武侯即位，魏武侯的女婿叫公叔，当时是魏的相国，特别讨厌吴起。这位公叔使了一损招，他先找魏武侯：“国君，吴起这人，野心很大，而咱们魏国，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吴起他可能心不定，想跳槽。”
魏武侯说：“那怎么办？”
“要不这样，您不是还有公主么？改天您跟吴起提亲，他要是愿意在魏国长期干，您提亲，那没说的，肯定答应。他要是不答应呢，那就是他已经有别的想法了。”
魏武侯答应了，于是公叔又去找吴起，今晚到我家吃饭。这也没什么好拒绝的，于是吴起就上公叔家了。
公叔早就跟自己老婆打好招呼了：“等会儿吴起来了，你一定要表现得像一个泼妇，越泼越不嫌泼，什么无礼的要求，一股脑跟我提：
公主用餐时要随侍一旁，舀汤盛饭；
公主化妆时要快乐等候，衷心赞美；
公主洗澡时要量好水温，抓痒擦背；
公主睡觉时要炎夏扇风，寒冬暖被；
公主失眠时要彻夜陪伴，帮忙数羊；
公主散步时要下雨撑伞，炙夏遮阳；
公主打牌时要夜宵点心，随传随到；
公主生病时要亲侍汤药，废寝忘食；
公主逛街时要不辞辛劳，提携重物；
公主无聊时要搏命演出，彩衣娱亲；
公主说话时要凝神静听，勤做笔记；
公主训诫时要两手贴紧，立正站好；
公主打我时要任其蹂蹒，谢主隆恩；
公主犯错时要引咎自责，自揽黑锅；
公主生气时要跪地求饶，恳求开恩；
公主临幸时要予取予求，持之以恒；
公主不要时要泪往肚流，自行解决……”8
吴起一看，啊，公主都是这样的哈！改天魏武侯跟吴起提亲：“我闺女，嫁给你，你是乐意啊，还是乐意啊？”吴起当即吓得跑掉了。9
吴起就又到了楚国。于是搞改革，把楚国变得更强大，打败魏国和韩国，向南吞并了好多土地，然后又把楚国的贵族给得罪光了——在当时，要改革，贵族你没法不得罪，因为改革的主题，都是扩张君权，而君权要扩张，对外是征伐兼并，对内就是打击贵族。吴起的办法是，我刚在南方开辟了好多土地，那地儿地广人稀，要增加人口，怎么增？贵族们都给我搬家搬那儿去。而原来属于贵族的繁华地区怎么办？直接收归国有——就是归国君所有。
所以楚国贵族恨吴起都恨得牙根痒痒。现在，咱们大王宠信你，拿你没办法。等咱们大王一死，看我们拿你怎么办！
如这些贵族所愿，信用吴起的楚悼王很快就死了，楚国的贵族们纷纷拿起武器，围攻吴起。吴起一看这次跑不掉了，干脆跑到楚悼王的灵柩旁，就往尸体上一趴。贵族们已经杀红了眼，仍不住手，结果是把吴起乱刃分尸。
但你要知道，吴起趴在楚王的尸体上，他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报仇。我趴在大王的尸体上，你对我又是放箭，又是劈砍，你伤着的肯定不光是我啊。那损毁先王遗体，得是什么罪名？所以新楚王即位之后，当然大怒，杀吴起谁干的？统统抓起来杀掉。就为这事，楚国的宗室大臣，族灭的有七十多家。
吴起这样的人，你喜欢不喜欢另说，但总得承认，这是一厉害人物。吴起先后曾给好几个国家效力，尤其是魏国和楚国，更为之付出许多心血。那么，他是爱这两个国家么？
恐怕说不上。
有人认为吴起是爱楚国的，《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录范雎的话说：“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
这是范雎分析吴起的动机，认为吴起为了让楚国强大，死了咱也认了。但这分析未见得靠谱，何况《史记》也明说了，当时范雎只是“谬曰”，就是有意跟人说瞎话。
也似乎有细节表明，吴起是爱魏国的。《吕氏春秋•观表》里说，吴起被人陷害，不得不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西河地区，于是走到黄河边，眼泪哗哗的。旁边人就问了：“以您的志向来说，抛弃天下，好像扔掉一只破鞋，干吗为西河哭成这样啊？”吴起说：“要是国君信任我，让我可以施展出全部才华，我一定可以灭掉秦国。以西河为根据地，魏国可以称王于天下。但现在国君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地区只怕是要落入秦国之手，魏国就要日渐削弱了！”
这是吴起为魏国而哭。但是由这个故事，你推出吴起恨秦国，都比推出吴起爱魏国要靠谱一点。因为如果是爱魏国，那就应该是，当初你魏国任用我，那我就全心全意为它奉献。现在魏国不用我了，那我就默默地为你祷告和伤心。绝对没有说一拍屁股，就又跑到楚国去的。而且吴起在楚国用兵，曾经“却三晋”，赵国在北边和楚国不挨着，那不就是打韩国和魏国嘛。
吴起的态度就是十足的个人主义：我不是一般人，我不能就这么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至于这事业是在哪里做的，不重要！看着西河掉眼泪，不是哭魏国，而是为自己这么些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而哭。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吴起这满腹治国的才华，可一点儿没有用在他的祖国卫国。
当时难道就没有愤青吗？吴起的这种卖国主义行为，怎么就没人指责？对吴起为人的指责，当然从来都是有很多的。但都是说他残忍刻薄，偏偏就是不爱国这一款，大家好像都忘了。
这不奇怪，当时国家观念还不够发达，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士人，脑子里还真是很少会有爱国这根弦。
战国后期，楚国有一位后世被当作爱国者的典型的，就是屈原。但是屈原不是士，是楚国的大贵族。
屈原在楚国，年纪轻轻，就做到左徒。左徒是什么官不很清楚，但史书上可以找到由左徒直升为令尹的例子，可见地位绝对不低。后来屈原又做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能主管“王族”的事，可见屈原不光是楚的宗室，而且是比较亲贵的宗室。
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齐之孟尝君田文，赵之平原君赵胜，魏之信陵君无忌，楚之春申君黄歇，都是大贵族。这四位当中，除了孟尝君人品差点，其余三位，大致也都算是爱国的。
但出身平平的士们，一般就不爱了。
李斯在那篇很有名的《谏逐客书》里，跟秦始皇说，你不能把我们这些外国人都赶走，你秦国能够强大起来，外国人是有功的，然后举了好多例证。这么些人都在为秦国效力，那反过来说，就是他们都为灭掉自己的祖国出了力。
像范雎，魏国人，在魏国时他被怀疑和齐国勾结，结果被丢进厕所，差点给尿淹死。死里逃生逃到秦国之后，给秦王出一主意，叫远交近攻。谁跟秦国近呢？函谷关大门一打开，可不就正对着韩国跟魏国嘛。
再说李斯，跟范雎一样，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在厕所里。话说一天他上厕所的时候，忽然感悟了人生。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在地方上做一个小官吏。他一看，厕所里的老鼠又小又瘦，看见人啊狗的就很害怕；然后看见粮仓里的老鼠，大、肥，看见人来了也不躲。同样都是老鼠，为什么命运是如此的不公？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啊。然后李斯就问自己，那当今天下，哪里是厕所，哪里是粮仓？包括我的祖国楚国在内，山东六国都是厕所，粮仓可只有一个，就是秦国。他就跑去秦国辅佐秦始皇，把六个厕所全给灭了。
范雎、李斯这都属于人品不好的。那咱们再举俩公认人品好的。孟子、荀子，这两位儒家的巨擘，都是极其缺乏国家观念的。
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却是魏（梁）惠王和齐宣王。魏国、齐国强大了，能有邹国的好吗？
荀子一个赵国人，又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齐国的社科院（稷下）做首席教授（祭酒），又在楚国接受春申君的礼遇，更夸张的是，他还打破了儒生不到秦国去的老传统10，给秦王讲怎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在他到秦国后不久，秦赵之间打了著名的长平之战，众所周知，那一仗的结果是荀子的四十五万赵国同胞被屠杀。
拿《史记》的“列传”做个简单的统计，很容易就会发现，春秋战国时的士，爱国的和不爱国的，差距大到根本不成比例。
用《曹刿论战》里面曹刿乡人的话说，爱国，“肉食者谋之”，那是贵族的事，我们“又何间焉”，你掺和个什么劲哪？
像曹刿这种出身不高还很爱国的，那给人感觉就是：“哇，你好有个性哦！”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士人宁可为外国效力的情况？
回顾一下春秋时代管仲的故事：管仲打仗当逃兵，鲍叔牙为他辩护，说人还有老母在堂，战死就不能奉养母亲了，所以当逃兵应该的嘛！
你听鲍叔牙这话，当孝子，比爱国可重要。这不是孤证，类似的事例，古书上可以找出很多。据说，孔子特别提拔过一个为了做孝子而当逃兵的人。这事要是真的，那鲁国人打仗逃跑时，恐怕得百步笑五十步：“你怎么跑这么慢哪？明显不如我孝心澎湃嘛！”
中国本来是宗法社会，国家权力只是家族权力的衍生物，那么理所当然的，就是家法大于国法，孝敬高于忠诚。
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杀了，伍子胥为父报仇，最后率领外国军队攻陷祖国的首都。像这样的行为，大家不会觉得他做得有什么不对。伍子胥逃离楚国的时候，他和好朋友申包胥之间有一段对话。
伍子胥说：“我必覆楚。”
申包胥针锋相对：“我必存之。”
俩人都说到做到。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打进楚国的首都，把杀害自己父亲的楚平王掘墓鞭尸；申包胥则跑到秦国朝廷去放声大哭，连着七天七夜，号哭的声音没停过，到底把秦哀公给感动了，发兵救了楚国。
可是，当初申包胥硬是没有防患于未然，直接把伍子胥抓起来。这意思是，我是爱楚国的，但爱国并不意味着我就真理在手，可以为所欲为。不能在爱国的名义下出卖朋友，更不能因为我爱国，就剥夺你为父报仇的权利。就是说，即使在一个爱国者眼里，伍子胥的行为也是天赋人权。
至于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那就更高了：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假如当初伍子胥跟自己老爸伍奢一块儿死了，和蜷蚁有什么区别？放弃小义，洗雪大耻，这才能名垂后世。可叹啊，当伍子胥在长江上陷入窘境，不得不沿途乞食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又哪里有片刻忘掉对楚王（郢是楚国都城，指代楚王）的仇恨呢！所以隐忍而成就功名，不是大丈夫，谁能够做到这一步呢？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作为一个汉朝人来说，政治上是很不正确的，但司马迁说这番话一点儿也不奇怪，一个是他可能是趁机发泄对汉武帝的怨愤，一个是这种对伍子胥的称颂，实际上也是战国时传下来的。
既然当时爱国并不是一条神圣的道德准则，那么为别国效力，道德上也是没有障碍的。此外，比起留在国内，出国确实也意味着更多更好的机遇。因为各国国君，往往是喜欢外国人胜过本国人的。
外国人给国君干活，不但比本国的贵族有积极性，就是和本国的士人比，恐怕也更加努力，因为他有危机感。看《战国策》里的一个故事：
秦武王三年，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宜阳城的城墙方八里，城内精锐的士兵十万人，粮食足够支持数年，韩国相国公仲，率大军二十万，在城外保护。另外，还有楚国的大将景翠，随时可能出兵救韩。照这样一个局势，乍一看，秦国这次发动攻势，肯定是徒劳无功了。
但当时的有识之士立刻就指出来了：宜阳一定守不住！
秦国的将军是谁？甘茂。甘茂是楚国的下蔡人，在秦国属于高级打工仔的性质。宜阳打下来了，他是秦国了不起的功臣；打不下来，那在秦国根本就混不下去了。所以甘茂一定会玩命。
而楚国救援宜阳的那个景翠，处境就不一样。景是楚国王族三姓之一，这位景翠更是已经“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执圭，是楚国爵位里面最高的一级；柱国，是楚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像他这么一个人，打了胜仗，也没法再升，而一旦战败，那就是死罪，所以他肯定宁可采用其他方式跟秦国谈判要点好处，而不会真跟秦国决战。最后果然，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更重要的是，国君们觉得外国人更加靠得住。
和中国的士人不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往往是非常爱国的。因为像雅典之类的城邦，都是民主国家，城邦的利益和公民的利益高度一致，所以公民们为国血洒疆场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和爱国情怀相对应，还产生了一种心理，就是排外。因为这城邦是我们的呀，你一外乡人，凭什么算你一个呀？所以，公民权是很难向外乡人开放的。外国人到咱们这儿来，咱们歧视他一下，也是很自然的。
这在希腊基本是人同此心。然后，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发现，在排外的问题上，有一种人却是例外。
这种人就是僭主。
在有的城邦，某个个人独霸了政治权力，成为类似于君主的角色。可是希腊人觉得这人血统不够高贵，不够格当君主，于是就管这样的独裁者叫僭主。
亚里士多德说：
猜疑为僭主政体的特征……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是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暴君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乐于邀请外邦人，同他们聚餐并会晤；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却抱有对抗的情绪。11
僭主这个名词，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晋之赵、魏、韩，齐之田氏，由大夫变成诸侯，当然属于僭越；各国纷纷用王号，也是僭越。称这些国君们为僭主，实在很合适。
传统上，国内的大贵族，当然是君主的“朋友”，但国君现在担心的，就是大贵族们想并且有能力抢夺自己的宝座。
为了对付这些大贵族，国君们提拔、任用士阶层的人。但其间有一个问题：本国的士，和贵族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论血缘关系，他跟大夫们往往比跟国君更近）。你怎么能保证，提拔他之后，他就真心站在自己一边，而不是反而和大夫们私通款曲？
相反，外国来的士，就可靠多了。他在我国毫无根基，他的权力，都来自我的赐予，一旦失去了我的支持，他就一无所有。他怎么能不全心全意地站在我一边？他当然是我最可信任的人。
国内的贵族们自然看外来户是不顺眼的，相应地，外来户打击起贵族来，也最不会心慈手软。国君要摆脱贵族的限制和威胁，他们正是最好的工具——吴起、商鞅都是典型。
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盛赞秦国在引进外来人才方面，决心最大，力度最强。其实这也许恰恰反映了：在列国之中，秦国的贵族传统最弱，而专制传统最发达。
战国时代，公认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君主权力扩张，一个是士阶层活跃。这两个现象其实相辅相成，而他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就是各国传统的贵族，一步步被士阶层出身的官僚所取代。
附：
对春秋战国时代爱国情况的简单统计
有些人物的生平事迹，争议很多，这里一律暂以《史记》的说法为准：
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伯夷是商周之际的人，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当然，这人肯定可以算对祖国不负责任的典型。
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管仲和晏婴都是齐国人，为齐国效力。
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他不为任何国家效力；韩非子，身份是韩国的失意贵族，关于他入秦，是为了保存韩国还是为了给自己谋出路，《史记》也说得很含糊，这里不深究。
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司马穰苴，齐国人，至少间接对田氏代齐有所贡献。
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孙武，齐国人，为吴国效力；孙膑，齐国人，想为魏国效力不成，这才为齐国效力；吴起，见正文。
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伍子胥，楚国人，为报杀父之仇，统率吴国军队，杀进祖国的首都，把楚王掘墓鞭尸。
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仲尼弟子很多是国际打工仔。
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商鞅，卫国人，在魏国待过一阵，最后在秦国建立功业。
卷六十九《苏秦列传》：苏秦，洛阳人，奔走于许多国家，主要是为燕国谋划。
卷七十《张仪列传》：张仪，魏国人，奔走于许多国家，主要是为秦国谋划。
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秦国贵族，为秦效力；甘茂，楚国下蔡人，主要为秦效力。
卷七十二《穰侯列传》：魏冉，本来是楚国人，因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长期在秦国专权。
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白起和王翦都是秦国人，都是秦国名将。不过有些问题尚值得分析，如：白起率领的秦军所向无敌，长平坑杀赵军四十万，本可一举灭赵，但由于秦王的决策错误，贻误了战机。不久后，秦派王陵为将，再度攻赵，结果顿兵邯郸城下，进退两难。这时，秦王想请白起出山率领秦兵，白起认为此战必败，拒绝为将，为此甚至不惜触怒秦王。看来，白起最爱惜的是自己从无败绩的军人荣誉，至于有多爱秦国，反而难说。
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和荀子这二位胸怀天下不爱国。这篇里还简略提到了很多其他的“子”们，材料太少，无从判断。
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是齐国贵族，爱养士，主要是为他自己。他曾以魏国相国的身份，组织各国合纵伐齐，导致齐湣王死亡，齐国一蹶不振。
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赵胜是赵国贵族，说他爱赵国，大体可以；虞卿，司马迁说他是“游说之士”，就是说国籍不详，当然也就没法判断他是否爱自己的祖国了，从他的活动看，基本上是一国际主义战士。
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魏公子无忌，魏国大贵族，爱魏国。
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春申君黄歇，楚国贵族，基本可以算是爱楚国。
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范雎，魏国人，秦的相国；蔡泽，燕国人，后来也做了秦相。
卷八十《乐毅列传》：乐毅，魏国人，曾为赵国效力，后短暂入魏，不久后在燕国建立功业。与燕惠王关系破裂后，又到了赵国。
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两位传主（其实是四位，还有赵奢和李牧）都是赵国人，爱国主义的典范。当然，其实廉颇的晚节，是有可议之处的。
卷八十二《田单列传》：田单，齐国宗室，爱齐国。
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是齐国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邹阳是西汉人，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楚国宗室，爱楚国。贾生即贾谊，西汉人，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吕不韦，阳翟人，阳翟是韩国名城。吕不韦是政治投机商，难说爱哪个国家。
卷八十六《刺客列传》：刺客听雇主的，雇主的国籍，对他来说不重要。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李斯是楚国人，辅佐秦王政一统天下，扫平六国，其中自然包括自己的祖国楚国。
很明显，贵族爱国者还稍多些，士人爱国的，就极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