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惠王的野望
《通鉴》开篇说，魏斯被周天子认可为诸侯。这个魏斯，也就是我们上章提到的魏文侯。他在位五十年，变法图治，魏国国力取得了很大发展，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397年，文侯去世，魏武侯即位。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魏国保持着强势。
公元前370年，魏惠王即位。他的谥号叫全了，应该是魏惠成王。又因为他把魏国的国都迁到了大梁，所以也叫梁惠王。这是当时的习惯，拿首都代全国，管中国叫北京。韩国灭了郑国后迁都到郑，因此韩王也曾被人称为郑王。
注意了，从他这儿开始，魏国国君是称了王号的。可见他好大喜功，不是个省油的灯。名号是好听了，但魏惠王做国君的时间虽然长达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里，却混得相当失败12。
晚年，魏惠王下大本钱征求贤才，于是接见了一个叫孟轲的老头，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子。孟老头后来把自己和魏惠王的对话写进了书里。其中写魏惠王跟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这句里的晋国，是魏国的自称。三家分晋，魏国占有晋的都城和核心地区，所以以晋国自居。
天下再没有比魏国更强的国家，这是老先生你知道的。可是到寡人这里，东边，咱败给了齐国，我的大儿子，就死在这仗里；西边，咱给秦国夺去七百里的土地；往南，又遭到楚国的羞辱。我是越想越觉得丢人！
这番话里，魏惠王回顾了自己的失败史。
据说，有一回魏惠王和齐威王一块儿打猎，有这么一段对话。魏惠王暴发户炫富，夸耀说魏国有十颗夜明珠，直径都在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齐威王来劲了，讲了一大套，说自己手下有四位人才。一个往齐国南边一戳，楚国就不敢北上，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13都来齐国朝拜；一个往齐国西边一戳，赵国人怕得不敢向东到黄河边来打鱼；一个往北边一戳，燕国人、赵国人就纷纷往我们齐国移民。还有一位（没戳东边，齐国东边是海），我让他负责国内治安，于是便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最后齐威王说：“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有了这四位，方圆千里，都沐浴在齐国的光辉下，照亮十二辆车子算个啥！
这下，魏惠王十分羞愧。
这个故事，无法断定是真事儿还是后来人编出来埋汰魏惠王的。但他这辈子，在发掘和利用人才方面，确实是相当失败。有这么二位，比上面齐威王列举的四个可牛多了，都曾想在魏惠王手下打工，可他都硬是没瞧上。
这二位，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商鞅。
当初，孙膑与庞涓同学。后来庞涓在魏国做将军，知道自己不如孙膑，就把孙膑骗过来，又设计砍断孙膑的双脚，在他脸上刺字，想使他终身成为废人。
孙膑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在魏国，到底设法到了齐国，被大将田忌奉为座上客，又被推荐给齐威王。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的邯郸，齐国派田忌救赵，孙膑给田忌出一个主意：咱们别去救邯郸，直接进攻魏国就行了。于是齐军直扑魏国都城大梁，魏军只好仓促回师，结果桂陵一战，被齐国打得大败。
十二年后，魏国又任命庞涓为将，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齐国还是用老办法，等韩魏已经打得精疲力尽，出兵直取大梁。庞涓慌忙回师，结果在马陵道中了埋伏，魏军主力被歼灭，庞涓自杀，魏国的太子申也做了齐国的俘虏，不久就死了。可见，正因为没用孙膑，才导致了上面说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
有一回，魏国的相国公叔瘗生病，魏惠王去看他，于是问道：“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把国家托付给谁啊？”公叔瘗说：“我门下有个年轻人，名叫卫鞅，岁数虽然不大，但是特有才，国家交给他，没错的。”魏惠王听了，没有说话。公叔瘗一看，我这话大王是没听进去啊，于是又说：“国君您如果不能任用他，那就一定得杀了他，不能让他到其他国家去。”魏惠王答应了。
等魏惠王走了，公叔瘗又把卫鞅喊过来，说：“我做人的原则，是先向国君负责，再向下属负责。刚才我向我们大王负责，劝他杀你；现在我向你负责，劝你赶紧逃！”卫鞅了解情况之后，态度很淡定：“既然他不听您的话任用我，那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我呢？”
果然，魏惠王只是认为公叔瘗老糊涂了，根本忘了杀卫鞅这茬。但卫鞅看在魏国也确实没什么奔头，于是到了秦国，辅佐秦孝公，“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卫鞅在秦国得了块封地叫商，因此，他就又叫商鞅了。然后秦国跟魏国就干上了。
公元前340年，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统兵迎敌。商鞅当年在魏国的时候，跟公子卬交情不错，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公子卬，说咱要不甭打了，不如见面起誓结盟，畅饮后收兵回国，使两国百姓安心。公子卬挺实诚，信以为真，前来赴会。结果盟誓刚完，喝酒的时候，商鞅突然翻脸，事先埋伏好的甲士冲出来，活捉了公子卬，秦军乘势发起攻击，魏军大败。
魏惠王知道后，十分惊恐，忙献出河西一带地方向秦国求和。此后，魏惠王为了躲避秦的兵锋，把国都从安邑东迁到了大梁。这时魏惠王肠子都悔青了，他说：“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这也就是上面说的，“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孙膑和商鞅的故事都很著名，但是放一块儿，时间上就出了问题。
公元前353年，孙膑围魏救赵，突袭魏国的国都大梁。
公元前341年，孙膑重施故技，再次突袭魏国国都大梁。
公元前340年，魏惠王因为害怕秦国，把国都迁到大梁。
很明显，《史记》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司马光在整理《史记》的记载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资治通鉴》当中写齐军的军事行动，没有说进攻大梁，只是含混地说，进攻了“魏都”。
但是，这个问题是含混不过去的，如果魏国的都城仍然在安邑的话，那么安邑即今天的山西省夏县，与齐国悬隔千里，又有山河之固。除非田忌、孙膑指挥的是一支现代化的机械部队，不然围魏救赵，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
就因为这个缘故，曾有不少学者怀疑孙膑、庞涓的事仅仅是故事，而不是事实。好在还有另外一本古书，给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
很久很久以后的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有一伙盗墓贼，偷盗魏襄王的墓，因此发现了很多竹简。学者们把这些竹简整理出来，其中一部叫《竹书纪年》。这是一部魏国的历史书，从夏禹王一直讲到墓主人的时代，体例和鲁国的《春秋》差不多。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常为战国的史料不足发愁，现在竟有逃过秦火劫难的文献发现，当然可以利用来解决很多问题。
虽然古本的《竹书纪年》到北宋时就又失传了，但已有很多书引用过它，所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片段。比如这么一句：“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换成公元纪年，魏惠王九年，即公元前362年。要注意，《竹书纪年》正是魏国的历史书，它所记录的魏国史在年代方面，一般来说，总比苦于材料不足的《史记》要可靠。
大梁在今天的河南开封附近，与位于今天山东的齐国距离不远，中间也无险阻。若魏国在公元前362年已经迁都大梁，那么孙膑直扑魏都的策略，当然就是可行的了。
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公元前362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刚刚即位，商鞅尚未入秦，变法尚未开始，秦孝公自己都承认：“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国内忧不断，没工夫往外发展，三晋（主要就是魏）抢了我先君河西的土地，诸侯都瞧不上我们秦国，再没有比这更丢人的了。
当时秦军在战场上，对魏也有一些胜绩，但总的说来，构不成太大威胁。魏惠王若是那时即已迁都，绝不可能是为了躲避秦国。
史书上有一段引用频率很高的话，说魏武侯浮舟于西河，忍不住赞叹说：“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
自然，领导自鸣得意的时候，不愁旁边没有拍马屁凑趣的，有人马上接话，说如此河山，正是晋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这倒也不是说瞎话，想当年晋楚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对是否与楚军决战犹豫不决，旁边人就劝他，咱可以打，就是打败了，还可以退守，就凭咱晋国这形势，人家也打不过来。
但这时吴起发话了，说：“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然后吴起举了三个事例：三苗、夏桀、商纣，他们建都的地方，都很险要，但是统治不善，结果都被人给灭了。于是吴起总结出了“在德不在险”，也就是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吴起这番话，儒家的人当然是盛赞的，魏武侯也接受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得谨慎运用，因为你不能指望你的对手全是商纣、夏桀这样的混蛋。实际上两国争胜，比“德”的话，大家德性多半都不怎么样，这时候地理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吴起说这话，也就是提醒自己的国君别得意忘形，不是真觉得“险”不重要。他在魏国任西河守，所着力经营的，也正在于控制有利地形。
安邑在今天山西省南部的运城盆地。安邑的东南，是高峻崎岖的中条山和王屋山，基本不用担心敌人能从这里进攻。但运城盆地向西去，与关中盆地却本是完整的一块，只是中间被黄河隔开，这里黄河河面甚为宽阔，水势并不湍急，渡河相对容易，因此早在春秋时代，两岸间就往来频繁。秦晋两国，也常在这里摆开战场。后来，商鞅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吴起的战略，就是在黄河西岸大力扩张魏国的势力范围。早在公元前419年，魏就在西岸建少梁城（后改名夏阳，在今天的韩城市），吴起以此为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秦完全处于守势。结果自少梁到阴晋（在今天的华阴市），魏在黄河西岸建立了一系列据点，自北而南连成一线，完全控制了黄河。在这种情况下，秦便不再有威胁安邑的可能。
据《吕氏春秋》，吴起被迫离开魏国时，曾经泪洒西河，他说：“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要是国君信任我，让我可以施展出全部才华，我一定可以灭掉秦国。以西河为根据地，魏国可以称王于天下。
吴起未必真说过这话，但这话却体现了战国末期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就是在魏国的鼎盛期，如果继续任用吴起，或虽不用吴起但仍坚持向西推进，是很有灭掉秦国的可能的。这个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战国后期，诸侯伐秦，常常是千辛万苦却闯不过函谷关。而当时，函谷关还没建起来，魏国牢牢控制在手里的少梁、阴晋等城，都是后来突破函谷关才能到达的地方。尤其是阴晋，由这里溯渭水而上，可以直扑咸阳或长安。后世五胡十六国的时候，慕容冲就是走的这条路线，把前秦皇帝苻坚逼出了长安。迟至公元前332年秦惠文王时，秦国才把阴晋夺到手里，然后把这地方改名宁秦。单从这个名字里，我们也可以分明感受到秦国上下长出了一口气的感觉。
但问题是，在魏武侯、魏惠王时代，根本不可能想到这种直取咸阳的战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还根本就没有咸阳这个城市。那时候秦的都城，还在雍（今陕西凤翔），僻在关中盆地的西端，距离魏国本土相当遥远14。而关中盆地还有待开发，只是大片地广人稀的荒野，这样，魏军无法因粮于敌，只能全靠本土供给，补给线就会拖得极长。所以，尽管魏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远强于秦，但若想灭秦，却必须举倾国之力，自然也就无暇东顾了15。
当时身在局中的人们，无法预料之后历史大势的变迁。看看东部肥饶的土地，繁盛的人口，再想想秦的蛮荒之地，自然觉得真是不啻天壤。所以，魏惠王把都城东迁大梁，不是为了避秦，而恰是因为当时魏国没把秦国放在心上。
除安邑之外，魏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魏文侯大力经营的邺城，一个是从楚国手里夺过来的大梁。
邺城在今天的河北临漳县。魏文侯任命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非常有名。当地人讲究河伯娶媳妇，把女子往河里丢，西门豹把这个恶俗给改变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邺城的水利工程，收益甚大，这是魏国的一个富庶地区。据说，西门豹在邺城，政府机构极其简单，也全无足兵足食的预备。魏文侯因此派人追究西门豹的责任，西门豹说：“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主富库。”称王于天下的国家，老百姓有钱；称霸的国家，军队有钱；即将灭亡的国家，政府有钱。
然后西门豹给魏文侯秀了一把，登城敲鼓，头通鼓，年轻人拿着武器全出来了；二通鼓，老年人也带着粮食辎重聚齐。魏文侯一看很高兴，邺城的老百姓效率是真高，那没什么事了，就让大伙儿都回去吧。
西门豹越发来劲，说跟老百姓不能失信，既然大伙儿已经集合了，那就得真打一仗。于是讨伐燕国，大胜而归16。这个邺城，后来在汉末三国的时候，还大放异彩。曹操被封为魏王后，建都于邺，在这里兴建了著名的铜雀台，也可看出邺和魏之间的对应关系。
大梁在今天河南省的开封市西北。这个地方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无需任何行政力量推动，都会自行形成的繁华都会。魏惠王为什么选择大梁，动机不能确知，但也无妨略做猜想。
魏惠王既然曾跟齐国夸耀光照十二乘的明珠，那么他对宫室车马衣服玩好之类，兴致自然是不低的。安邑固然也不是穷地方，拥有产量很高的盐池，周边地区食盐，都仰赖于此，但无论如何，跟大梁差距是不小的。很难想象，魏惠王能跟齐威王见面的时候，忽然拿出一块盐巴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魏国的宝贝！”
更重要的是，魏惠王以“晋国，天下莫强焉”自许，还迫不及待地称王了。他对自己的定位，那就是霸主，甚至可能再进一步，就是取周天子而代之。天子自然应该建都在“天下之中”的，安邑的位置显然太偏，而大梁却离齐楚两大国，以及鲁、宋、卫等国力虽弱，传统上的政治地位却很高的国家都很近。在这里集合诸侯，盟会征伐，都是很方便的。逢泽之会，魏惠王集合了十二个诸侯国的国君去朝见周天子，这是他一生最风光的时候。但如果魏都还是在安邑，大概他就只能带着一帮蛮族酋长一起去了。
乍一看，以安邑、邺城、大梁三个发达城市为中心，魏国的形势，构成了一个相当坚固的铁三角，要经济有经济，要军事有军事，彼此呼应支援，进攻退守，都可以应付裕如。但问题是，魏国的土地，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三角，连三角形的三条边，都残缺不全。
回顾一下，三家分晋时，魏都安邑，韩都平阳，赵都晋阳。安邑，在运城盆地。运城盆地往北，是临汾盆地，韩国的都城平阳就在这里。临汾盆地再往北，是太原盆地，这里坐落着赵国的都城晋阳。马马虎虎可以认为，三个盆地，分别是三家的势力范围。
但三国的势力，都并不局限在山西。黄河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当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魏国之外，赵国、韩国也相继迁都，赵由晋阳迁中牟，后又迁邯郸。韩由平阳迁阳翟，灭郑后又迁郑。大家都在力图向东南发展。可问题是，赵魏韩三国发展的路线，并不是三条平行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拧成了麻花状。举例说，前面提到的邺城即今天的河北临漳。而临漳县，今天就归邯郸市管辖。赵魏两国的都城，彼此近在咫尺。
更有甚者，赵还曾经迁都中牟，中牟在今天的河南省鹤壁市，听起来和临漳之间跨着省，但实际上是紧挨着的。今天临漳县和鹤壁市之间，隔着一条漳河，但这是黄河改道造成下游水文变化的结果。本来，漳水是在临漳以北的，也就是说，中牟和邺之间，没有任何自然地理障碍。
再如，从旧都安邑到新都大梁，路途算不得有多么遥远，但道路所经的重要城市，如洛阳、成皋、荥阳、郑等等，即使不是韩国的国土，却也属于韩国的势力范围。魏国为什么不能全力经营西部战略？主观上是想不到，客观上也是力有不逮，因为一旦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这条脆弱的交通线，随时可能被切断。
我们看到，战国地图一般都只标国家的大体位置，不画国境线。为什么？因为各国的领土错综复杂，是笔乱账，确实没法画。只能大体说，魏国的地形狭长，东西两个都邑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而且若不跟韩国借道，就只能北绕而行，整个国家的形状，就好像一只弓起身子的毛毛虫。
迁都大梁之后，魏国曾努力想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错乱问题，就是和赵国、韩国搞城邑交换。这儿都是我的地，但有你一个城，要不这城也归我得了，当然也不能叫你吃亏，你那地儿不也有我一个城嘛，你拿去。
当然，这种交换，要让双方都觉得公平，很难。再加上其他诱因，仗就不得不打起来了。魏为什么要攻打赵国的邯郸？因为要保证邺城的安全，邯郸当然就得拿下来。另外，魏国的资源结构有缺陷，没铁，而邯郸，则是当时最重要的冶铁基地。
魏又曾经攻韩，这更好理解，要确保大梁和安邑之间的道路畅通，当然最好是把这条道路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魏国的处境，就显得相当尴尬。你老是打这打那的，显得实在太嚣张，而嚣张了，就显得欠扁。魏国军队很强，单挑谁都不怕，但问题是，你这个国家，天然就处在一个适合被群殴的位置上。
这时建都大梁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太容易受到攻击的城市一连续两次，孙膑都是利用了这一点，帮助以怯懦畏战著称的齐军，对秉承吴起遗教、号称最为精锐的魏军取得了胜利。
对魏国来说，灾难还刚刚开始，《史记•张仪列传》写到张仪恐吓魏王的话：“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魏国地势，四面平坦，没有大山大河作为屏障。大梁南边是楚国，西边是韩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齐国，你伺候谁稍有不到，人家就要打你。打你太容易了，尤其是从韩国首都新郑到魏国首都大梁，不过二百里地，车驰人走，不花什么力气就到了17。所以魏国只有花大力气修建防御工事，养着十万重兵驻守，但这就对国家财政构成了巨大负担，崩盘只在眼前。
张仪的话当然一贯是夸张的，但这回说的却大抵是事实。张仪本身是魏国人，对祖国的要害看得特清楚。国际军事观察家荀子18也说，魏国用很严格的标准选拔士兵，一旦合格就给人家免税，还解决土地和住房问题。但等人家老了，也没法重新叫人缴税，兵越多，国家财政收入就越少，因此魏国的军队只能叫“危国之兵”。
所以说，“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的地理形势，经济上便利有多大，从军事的角度看危害就有多大。
魏惠王显然还是过分高估了魏国的实力。而且，他毕竟是刚从春秋时代过来的人，虽然是新时代的野心家，但有些思维，比一般人还停留在旧社会。他喜欢亲自统兵，也喜欢让太子、公子们带兵（败给齐国，带兵的是太子申；败给秦国，带兵的是公子卬），而这位公子又乐意在大战前和敌人一起喝酒叙旧（公子卬就是这么给商鞅抓住，导致魏军惨败的），看来这一家子都有点儿老派贵族的作风。
按照春秋时代的大国战争模式，打仗要先约定时间，选好场地，排开阵势，然后才两军冲锋，几个回合分出胜负也就完了。各国基本都没有防守战略要地的习惯，因此，哪怕桃林之塞（潼关）、伊阙（洛阳龙门）这种“天下之险”级别的所在，派人驻守了，《左传》作者都会大惊小怪一下，则别的地方平常更加不设防，也就可想而知。
魏惠王心目中的战争，大概仍是这种规格的。要这么打，那么以魏军的战斗力之强，确实总可以打退来犯之敌。至于孙膑那种避开你的主力，直接抄你老家的战术——以贵族社会的观点视之，这无疑是耍流氓——就完全在他的想象力范围之外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思维盲区，事实上，三晋向东南迁都的时候，都没有太在意都城防御的问题。
韩国吞并了郑国，然后迁都到这里，同时等于也接手了春秋时郑国的命运——春秋时代，郑国被晋、楚两强反复蹂躏。而看《史记•韩世家》，感觉韩国的历史，实在也就是一部失败的记录。
赵迁都邯郸，邯郸的形势不像大梁和郑城那么危险，但也显然远不如原来的都城晋阳。事实上，孙膑围魏救赵的那次，邯郸就没能支撑到最后，魏军是夺下邯郸城之后才回师的。不过两年后迫于形势，魏又把邯郸归还给了赵国。
大梁这地儿，后世还做过全国性的都城——宋朝的汴梁。当然，城完全是重新建的。今天，魏国大梁城的遗址，深埋在地下十米以下19。但是自从大运河开挖以后，运河有多重要，开封就有多重要。城市总是焚毁于兵燹，淤没于黄河，没关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稍微给个和平点的环境，一个商业性的大城市就又重新生长发育出来了。
经过后周世宗柴荣天才的市政设计，宋代的汴梁是个极其舒适的城市，远非唐长安可比。但宋朝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耗费巨资养了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来负责首都防御，直到最后把全国经济几乎拖垮。
《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录了一段宋太祖、太宗的兄弟对话。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甚至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这个腔调，很像泛舟西河的魏武侯。而当时还是晋王的赵光义直接就引用了吴起的话：“在德不在险。”辩论结果是赵光义胜利，首都还定在汴梁。但太祖皇帝感叹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弹矣。”这又近于荀子的论断。这都是典型中国式历史的循环往复。
史书上没有记录魏惠王迁都大梁时，在魏国政府里有没引发什么争论。想必反对意见总是有的，怎么选择都城的位置，在古代始终是个巨大的难题。
建都优先考虑经济，固然有上述种种麻烦，但在险要的地方建都，不免要面对另外的难题。易守难攻的地方，往往也比较贫瘠，兵是不用多养了，但连老百姓自己养活自己都比较艰难。那就得指着别的地方养，于是首都就成了全国人民的经济负担。
灭项羽之后，刘邦选择了建都长安，后来七国之乱时，证明这选择很有利。但和平时期，关中地区吃饭就是个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得依赖关东的支持。汉朝时关中还号称“沃野千里”,都养不起那么多人20，更别提后来西北自然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了。
隋唐时，经济重心已经南移，首都长安吃饭就得靠大运河运过来的粮食，于是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西北-东南体系”,就是政治服从西北，经济仰仗东南。最著名的例子，是唐德宗的时候，各处兵变，运河漕运被切断，关中粮食奇缺，禁军因此要哗变，皇帝恐慌万状。这时听说终于有漕粮到了三门峡，皇帝和太子抱头痛哭：“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其实对运河两岸的老百姓来说，大运河从来都是条害河。到缺水的季节，政府为保证航道的畅通，往往是宁可沿岸的农作物枯死，也不肯引运河水灌溉。正因如此，首都周边地区都是穷地方，可以认为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因为中央要想方设法刮钱，就一定不会忘了那些离首都很远的富裕地区21。
而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首都，就很容易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把老少边穷给忘了。东汉建都洛阳，就把西北给忘掉，结果是汉人不到那里去，少数民族却大量涌入，包括旧都长安附近在内的西北地区逐步羌化。但是中央政府也不着急22，有个风吹草动，就有人建议放弃那里的大片领土，到西晋，还进一步酿成了五胡之乱。
不到真出乱子，大家意识不到这问题有多严重。就好像迁都大梁后，魏国很轻易就放弃了安邑一样。
当然，迁都大梁，也并非就注定了魏的败局，或者至少，魏国还可以给各国造成更大的麻烦。大梁城的战略位置固然危险，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刺激和动力，催人奋起。这样魏国未必不可以像“一战”“二战”时的德国一样，处四战之地，大军闪电出击，杀得列国心惊胆寒。
魏国并非没有优势。从治国的思路来说，这时魏国仍然在各国中领先。一百年的法家实践，经验已积累了不少，教训也总结了很多，正可以为今后改革提供启发和依据。军事方面，吴起的遗教仍然发挥着作用，虽然一再失败，但魏军的战斗力犹存。而且，魏国从四面被人攻击之后，有一批魏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当下的国际关系，慢慢培养出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并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外交理念。这种理念，将极大地影响战国中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所以，战国中后期，魏国还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人才库。仅举几个最有名的例子：行政方面，魏国出了商鞅23、范雎；外交方面，魏国出了张仪、公孙衍；战场上，魏国出了乐毅。
这个时候，士人普遍缺乏国家观念的时代特点，就成了魏国的致命伤。人才们只是需要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所以雇主是谁很重要，但受雇于哪个国家，则根本没所谓。而除了战国末，信陵公子无忌当政的短暂日子里，魏国实在没什么好雇主。
魏惠王去世后，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见过这位魏襄王，然后骂了一句名言：“望之不似人君。”远远一看，这厮就没个领导人的样子。而襄王之后的魏国国君，差不多也都有点儿烂泥扶不上墙的意思。
所以，魏国对这些本国出品的国际第一流的人才，根本没有吸引力。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收拾好行囊，带着只有魏国的氛围里才能孕育出的天才的政策和战略构想，投奔了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