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谈论的是“人的事务”
在艾迪生之后，随笔逐渐朝专门领域个人化写作的方向发展。有的作家把它变化成一种以诙谐幽默著称的小品［如兰姆（Charles Lamb）］，有的用随笔来谈论社会道德（如约翰逊），有的用它来讨论艺术、文化旅游和人生［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有的用它来谈论阅读和回忆［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有的用它来谈论文学理论［如TS艾略特（TSEliot）］，有的用它来谈论工人生活和左派政治［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1688年，英国哲学家洛克发表了《论人类的理解力》，其“论”字用的就是“essay”这个词。伏尔泰于1756年发表了历史著作《论风俗》，1889年，柏格森将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其中的“论”字用的都是“essai”。随笔成为一种无所不谈的写作方式。今天，随笔最常见的是四种文字：沉思、阅读、回忆、旅游。
英国大随笔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human affairs），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说理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在学生说理作文中要鼓励的。
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往往对自己缺乏自信，经常会问，在作文中可以用“我”（“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来作主语吗？我本人给学生们的回答总是很肯定的，不仅可以，而且还应该让读者听到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用改变句法或句式来隐藏“我”，例如使用被动语态，用“我们相信”或“一般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来代替“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说话者是在以个人的声音说理，他既不代表什么组织，也不代表什么学科，更不代表真理。
在布置学生作文时，教师一般都会给学生们一个比较大的选题范围，让他们能充分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有话可讲、有理可说的话题。学生们不需要是（事实上也不是）话题内容的专家。尽管他们不是专家，但他们还是可以就话题进行议论和说理，当然，为了让说理令人信服，他们必须作一些相关的研究。然而，最后完成的作文仍然是一篇随笔，不是专业论文。
随笔与论文之间是有区别的，随笔与论文之间的区别往往也就是“说理”与“专业论述”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说，说理的修辞，它涉及的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这正是随笔与论文的主要不同之处。随笔探讨的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不是专业人士的知识。一个人写专业论文，需要在有了相当的专门研究和新的发现后才能开始。论文写作的成果是由专业内同行所评审的，他们是论文的主要读者。随笔的说理不需要从专业研究开始，它的对象不是专家、学者，说得在不在理，是由普通读者来评判的。而且，论文需要以注释的形式来提供详细的相关专门资料，随笔说理则无须如此，引用他人言论时，只要大致说明来源即可。
学生们在写作课上也会学写论文，但只是作为一种格式训练（包括正确的引述和注释方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老师在教授论文（research paper）写作时，往往会布置一个以学生自己的兴趣而非专业知识为出发点的“我发现”（Isearch）作文。“我发现”不同于学术论文那种在别人发现成果基础上的“再发现”（research），它以“我”而非“我的专业”需要知道什么为求知动力。例如，一个学生到号称“东方威尼斯”的苏州旅游，发现所见的河水乌黑肮脏，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有感于此，他想知道，20世纪50年代或一百年以前的苏州河水是不是也是这样，于是，他开始了“我发现”的调查，收集了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加以条理化的组织，就能写成一篇关于苏州河道问题的说理作文。
这种与每个人的经验和周围世界有关的事情，就是“人的事务”。关心和讨论“人的事务”，对之进行说理，这是随笔写作的一个传统。这也是说理写作教学努力要保存并延续的。与此相比，说理写作的另外两个主要方面，逻辑（包括逻辑谬误识别）和章法结构（文字语言另作别论）就显得是比较技术性的了。
对今天的说理写作教学来说，逻辑，尤其是逻辑谬误识别，主要是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宣传研究在学校教育中的推行，而不是古代逻辑研究。说理文的章法结构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修辞规范，但已经被大大简化，为的是适应普及的高中教育和相当普遍的大学教育。这与以前文化精英式的教育是不同的。现在美国小、中学教的说理文的章法结构是非常基础的，程度只相当于写毛笔字的描红或稍高阶段，而大学写作课上的说理写作则相当于差不多刚能写正楷。学校教授的说理写作章法是经过简化的，起到的主要是基础训练的作用。这是中国学校教育可以借鉴的。
逻辑和结构章法在说理文教学中受到较多的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直接反映在说理的文字形式之中。但是，逻辑和结构章法之所以对于说理至关紧要，是因为它们有人文价值在背后支撑。这些人文价值的许多因素都蕴含在随笔这一文字写作形式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包括一种不脱离个人经验、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观；坚信“理”来自每个人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外力灌输或强迫；说理必须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说理不只是技能，而且更是教养，因此深入、平和、令他人愉悦的说话方式应该成为文明说理的规范；说理的权利与把理说清的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说理者应该有明确的看法、清晰的条理、准确的措辞。更重要的是，说理是就多种多样的“人的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是对普通人和广大公众说理，而不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政党、教派、小专业等）的同声相求和互相吸引。公共说理的先决条件不是先成为某个专业问题的专家，而是对公众共同面临的问题有所关心，并对之形成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否合理，需要由说理者自己先行评估，并且要有他人的认可。说理因此成为一种不断在与他人互动中“寻求合理”的社会行为和话语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