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性谬误
第二类谬误可称之为“形象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ethos有关，这在说理时故意造就有关人物的或好或坏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会造成听众非理性的信任、喜欢或厌恶、害怕和不信任，因此影响他们对说理的接受方式和意愿。
1 因人废言
因人废言的正式称谓是ad hominem（反对那个人），因为不喜欢一个人，所以就反对他的看法。“文革”中最常引述的一条语录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人废言的另一种表现是“因为你没做过这事，所以你没有资格说这个事”。例如，“神父有什么资格与信众谈婚姻的道理，他自己又没有结过婚，能懂什么？”同样，碰到外国人士及媒体的批评，就一律以“指手画脚”、“不了解情况”、“干涉内政”来全盘否定。不管人家说得对不对，在理不在理，一概斥之为“无知”或“动机恶毒”，概不认账。再一种表现是公域和私域不分，用私生活来攻击对手。美国作家沃尔夫（Thomas Wolfe）、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传记中都有不好的生活记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大作家。在公共说理中，情况稍有不同，一个人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可信度，有的私德与公德是有联系的，如“诚实”。因此，什么是因人废言，需要在阅读时作具体的分析。
2动机论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就是追究动机，以“动机不纯”来攻击对方。例如，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有人批评说，该公园园区道路绿化死亡率估计已过半，部分地方绿化死亡率达90%，但县林业局长在回应此事时说：“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在“吃饱”和“提出批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局长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哪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又例如，一位北大教授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这番话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再例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动机不纯”。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动机不应扯上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动机再不好，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动机再好，也是没抄。
3误用权威
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对权威说法是否值得信赖，或证据是否与问题有关联，缺乏思考或分析。“文革”时，许多人一碰到事情，就会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再加一段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利用权威必须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在某某路线光辉照耀下”，为了树立权威，甚至还有《毛泽东思想治好了聋哑人》这样的新闻宣传片。许多被利用的权威都是虚假的，例如，电影明星在电视上充当某药品的广告代言人，可电影演得再好，也不是医药的权威。
4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你批评孔庆东骂人，他就问你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副总统切尼说粗话。你说恐怖主义不该滥杀无辜，他就责问你为什么不揭露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罪行。你说他人权有问题，他就说别人也有问题，他还指责你双重标准，根本就是居心叵测。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据1977年3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卡特总统批评苏联的人权纪录，苏联的外交官回答道：“美国今天的人权纪录非常糟糕：成百万的人民失业、种族歧视、妇女社会不平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犯罪率攀升等等。”
5稻草人
树起一个容易攻击或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威胁的靶子，拼命攻击，却是完全不着要领。例如，相晓冬在《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一文中说：“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60多年前，毛泽东曾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如今，我们应该以一篇《向骆家辉学习》欢迎新时期的华裔驻华大使了。这前后的两个大使，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两个时代——司徒雷登的离开，标志着工业时代美国旧式殖民主义的破产，标志着中国殖民地时代的结束；而骆家辉的到来，则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骆家辉真有那么可怕吗？觉得骆家辉可怕的是些什么人呢？普通中国人有什么好害怕骆家辉的呢？
6极度简单化（往往为此制造一个绝对的权威）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句顶一万句”。又例如，有官员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个字能解决一个国家30至50年的发展和稳定，这比“一句顶一万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度简单化是一种过度夸张，它会削弱说服的力量。
7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8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得不对正是我说得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动不动就吓唬别人，说自己“不是好惹的”，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
9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如果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的替罪羊。
- 自我吹嘘
把自己说成是某个问题的研究权威，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而不是相关说理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例如，在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某教授不满意考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美国之梦”的解释（许多美国人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位教授说：“我20世纪20年代就在美国，知道所谓的‘美国之梦’是资产阶级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什么时候到过美国，这与如何理解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描述美国之梦并没有关系，摆老资格吓唬学生更是虚张声势的无聊之举。又例如，北大前校长周其凤曾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美国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证明的说法，以此理由并不能证明美国教育是好是差。北大校长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在无法提出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利用的是他自己是北大校长的身份和权威——堂堂一位北大校长，对美国的教育还能不了解吗？以这样的权威身份断定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不是一言九鼎吗？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权威身份乱发谬论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