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孝”的教育
2012年7月，一则“北大校长回乡祝母90大寿，长跪膝前落泪”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消息说，这位校长的母亲80大寿时，他“因工作原因未能回家给母亲祝寿，当时决定‘母亲90大寿，一定要回来陪母亲’”。这次当众长跪落泪，无论是表示愧疚，还是高兴，都是表现出了中国人最看重的美德：“孝”。
“文革”的时候，斗争激情高昂的红卫兵、造反派动不动就会给人戴上地主资产阶级、走资派“孝子贤孙”的帽子，“孝子贤孙”便成为一种革命的骂语。在革命词典里，“孝”这种子女对父母，后辈对长辈尽心奉养和恭顺的义务，是与全心全意地效忠革命，一门心思地崇拜领袖，心无旁骛地服从革命需要格格不入的。把家庭义务放在次要地位，这在当时叫做“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就算今天，在母亲80大寿时，“因工作原因未能回家给母亲祝寿”，那也不是不孝，而是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
决定公务（工作）与私人责任（亲情）之间的义务顺序，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本来应该由个人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无须上升为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然而，在“大公无私”、“小我服从大我”的思想惯性作用下，仍然有人把重工作轻家事当做一种值得炫耀的美德。
2012年7月5日，身着军装、胸前挂满荣誉勋章的毛泽东主席生前警卫李丙需，顶着烈日端坐在郑州市街头，签名赠红书，忆述主席生前生活工作中的感人事迹，宣讲爱国主义。在与访问者对谈时，李丙需说，他放弃了在河南地方煤炭局的科长职位，一心一意从事红色爱国教育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丰功伟绩的宣传工作。“家里人都不支持。他们说放着官不当，放着福不享，放着钱不挣，你去做那个无用的工作，那不是神经病嘛。曾经还严重到爱人要跟我离婚。…最困难的时候，家都不要了，都到那一步了”当访问者问：“家里经济这么困难，您爱人又有病。您就不管了吗？”李丙需回答道：“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北大校长的跪母落泪要比李丙需的舍家宣传要好理解得多，也更合乎人情。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对他在大庭广众下的孝母行为不以为然呢？这恐怕是因为，一种行为是否被认可和赞同，与它在大多数人眼中是否合乎常理，是否真实有关。行为好不好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是否发生在合适的场合。在现代社会里，行为的场合是以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别来确定的。
孝顺父母应该是私人领域中的责任和行为，不是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有所流露，而是如果在公共场合不加节制，就会有矫揉造作、作秀取宠之嫌。这就像夫妻的恩爱在家里往往是平平淡淡的，如果在公共场合热烈地表现出来，就会变得“肉麻”，所谓肉麻，也就是让旁观者觉得不自在在公共场合，每个人都有避免让旁人不自在的责任。如何才能不使旁人觉得不自在呢？很简单，不要在公共场合作出这样的行为就可以了。
近年来，“孝”这种美德似乎受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重视。但对孩子们教育孝的方式却相当差强人意。例如，2011年10月1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江津五中的300名初二年级的学生，在九九重阳节来临之际，集中在该校田径场上，齐刷刷地摆满了三百个洗脚盆，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洗脚，“为现场的1200名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孝心课”。
学生们在学校操场上集体为父母洗脚，与其说是在尽孝，不如说是在完成一桩学校布置的表演任务。这和学校布置学生们学雷锋，他们于是为做好事而做好事，抢着上街搀扶老人过马路，并没什么两样。为完成任务而学雷锋，这样的好人好事未必真能提高学生们的道德素质，同样，在操场上为父母洗脚也未必真能使他们变成孝子孝女。在非真实场合发生的“好行为”，它的动机和性质会令人起疑。如果只是个人行为，那不过是无甚大害的作秀，但如果当做榜样，那就可能是在培养伪善和鼓励作假，成为一种适得其反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