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式、意义和内容
任何一个简单的符号都有它的形式、意义和内容。举例说吧，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是一套符号，红灯的光是一种形式，它表示的意义是危险、禁止前进；绿灯的光是另一种形式，它表示的意义是安全、允许通行。当红绿灯安装在哪一处路口时，红灯亮了指明某一路段不能通过，绿灯亮了指明某一路段畅通无阻，这时，红绿灯的符号才有了内容。符号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比方说，危险并不一定要用红灯来表示，安全也不一定非用绿灯表示不可。但是，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一经结合，而且为使用的人们所公认，那就不能任意改变。
任何一个简单的符号都有它的形式、意义和内容。
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一经结合，而且为使用的人们所公认，那就不能任意改变。
语言也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当然要比红绿灯复杂得多。语言符号的形式不是颜色，而是声音，这种声音是和意义结合在一起的。比如汉语里“tā”这组声音，表示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之外的第三者，这是意义。至于“他”用在甲场合指张三，用在乙场合指李四，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意义，只不过是内容在更换罢了。这正如同红绿灯有时安装在甲路口，有时安装在乙路口，含义并没有改变一样。又如“今天星期日”这个句子，它有一连串的语音形式，它有确定的含义。一年之中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使用五十几次，每次的内容都不相同。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也是没有必然性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同一事物在各种语言中的名称为什么不一致了。但是，声音和意义既经结合，就得承认这个现实，不能任意改变。可是也有不承认这种客观规律的。不是吗，有人主张凡是带“洋”字的词都得改个名称。比如上菜场买洋葱，他说不能叫“洋葱”，得叫“葱头”。可是地里长着的洋葱该怎么叫，他可管不着，反正他认为“洋葱”、“洋镐”、“洋娃娃”、“洋装书”之类都带点儿洋奴哲学。这不是跟认为“看到红灯就停步不前不是反革命也是不革命”一样可笑吗？至于从推广普通话的角度提出要求，主张把“洋油”称为“煤油”，把“洋火”称为“火柴”，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分清意义和内容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解释词义，不能把内容当作意义。解释“抗旱”，只须说明“天旱时采取各种措施，不使农作物受到损害”就行了，大可不必加上“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之类的话，因为“抗旱”这个词不但今天在用，解放之前也在用。一个词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有不同的内容，这并不等于改变了意义。“他”这个词有时指张三，张三是个地主，有时指李四，李四是个雇农，地主或雇农是有阶级性的，可是“他”这个词并没有阶级性。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位教师解释“民主”这个词，说它的含义是人民有权参与国事，结果受到批判，理由是没有阶级观点。不错，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真民主，还有假民主。但这些都是“民主”所指的内容，并不是“民主”的含义。“四人帮”一伙经常玩弄的就是偷换概念的把戏，用内容来代替意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如果他们的理由能够成立，那么，也可以得出红绿灯有阶级性的结论，因为红绿灯不是安装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安装在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教师讲解词义，常常有必要举一些具体的例句，例句必定有内容。但是，举出内容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词义，并不是要拿内容来代替词义。有个笑话说某人教他儿子认“父子”两个字，解释说：“父就是我，子就是你。”后来儿子上学了，老师问他“父子”两个字怎么讲，他就对老师说：“父就是我，子就是你。”这个笑话讽刺的就是那种拿内容来代替词义的人。
分清意义和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词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有不同的内容，这并不等于改变了意义。
讲语法常常要分析句子。析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写作，一是为了阅读。前者是通过析句，发现错误，便于改正；后者是通过析句，便于精确地理解全句表达的意思。要了解一个句子的意思，有许多条件，如必须懂得句子中每个词的含义，必须了解句子的结构，必须懂得说话的环境、背景，等等。语法分析仅仅是为了弄清句子的结构，从而了解句子的意义，而不是了解它的内容。例如分析“今天星期日”这个句子，我们懂得“今天”是主语，“星期日”是谓语，这就达到了语法分析的目的，至于这个句子指的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这与析句无关。语法上讲的主语、宾语是从结构意义上讲的，至于施事、受事一般是从内容上讲的。“大树倒了”这个句子中的“大树”是主语，“倒了”是谓语，这是语法分析要指明的，至于“大树”是自己倒的（施事）还是被风吹倒的（受事），语法分析可管不着。被动式是对主动式而言的，就是说，原来的句子（主动式）的宾语变成主语了，至于被动式的主语是不是受事，这要根据具体内容看。“呼救声被他听到了”中的“呼救声”是主语，全句是被动式，但“呼救声”是不是受事，很难说。理解句子的意思，当然不能满足于了解词汇意义和结构意义，必须要懂得句子的内容。理解意义是理解内容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因此，不能认为把句子作了全面的语法分析，就等于掌握了句子的内容。
讲语法常常要分析句子。析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写作，一是为了阅读。前者是通过析句，发现错误，便于改正；后者是通过析句，便于精确地理解全句表达的意思。
语法分析仅仅是为了弄清句子的结构，从而了解句子的意义，而不是了解它的内容。
理解句子的意思，当然不能满足于了解词汇意义和结构意义，必须要懂得句子的内容。理解意义是理解内容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因此，不能认为把句子作了全面的语法分析，就等于掌握了句子的内容。
语言的形式（语音）是有限的，而意义却非常丰富，这就产生了用同一声音表示不同意义的现象。
语言的形式（语音）是有限的，而意义却非常丰富，这就产生了用同一声音表示不同意义的现象。例如“qing”可以表示“清”、“轻”、“氢”、“青”等不同意义，“xíng shì”可以表示“形式”、“形势”、“刑事”、“行事”等不同意义，这就是所谓同音词。同音词的意义如果有密切联系，一般人把它们看作同一个词的不同变体，即所谓一词多义。例如“轻”可以指重量小（油比水轻），可以指数量少（工作轻），还可以指用力小（轻抬轻放），等等。这种多义现象并不限于词的范围，在词组中也有。“学习文件”可以理解为“把文件加以学习”，也可以理解为“学习的文件”。“小李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小李提出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问题是关于小李的”。词组的多义现象和词的多义现象一样，都是属于正常的语义范畴，不能当作规范的对象的。多义词在一定上下文当中，通常只显示一个意义，多义词组也是一样，“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和“这些是学习文件”中的“学习文件”都只有一个意义，没有什么歧义。所谓歧义，是指多义词或多义词组在具体运用时仍旧保留了几种意义而言的。“这个农场的青年”是多义词组，在“这个农场的青年都来了”当中，在“他是这个农场的青年”当中，都没有歧义。在“这个农场的青年受到表扬”中，却有两种解释。虽然如此，但是这个有歧义的句子放在一定的上下文当中，却不一定是有歧义的。有些人误认汉语里的歧义现象特别多，其实是把多义现象当作歧义了。多义现象是每种语言都常见的，不足为怪。
所谓歧义，是指多义词或多义词组在具体运用时仍旧保留了几种意义而言的。
有些人误认汉语里的歧义现象特别多，其实是把多义现象当作歧义了。多义现象是每种语言都常见的，不足为怪。
当然，词的多义和词组的多义并不完全一样。词的多义是每个词自成系统的，词组的多义往往可以概括出一些类型。例如“学习文件”、“表演节目”、“增加名额”、“剩余物资”等属于同一类型，即双音及物动词接上双音名词，两者之间有动宾关系或偏正关系。在语言教学中，一词多义现象已经被重视了，可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归纳词组中的多义类型。人们既然把多义误认为歧义，在教学中尽量避免拿它们作为正面的练习材料，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前边谈到语言符号的形式是语音，我们的语言常常用文字纪录下来，那么，文字是不是语言符号的形式呢？不是的。文字不是语言符号的形式，而是纪录语言的符号。对文字来说，语音已经不是形式，而是意义或内容了。文字纪录语言，很难十分精确地把语音完全表示出来。例如：“好！”这个句子可以用平稳的语调念出，表示一种严肃的态度。可以用弯曲的语调念出，表示一种口是心非的神情。可以用下降的语调念出，表示一种下定决心的意志。这些内容在文字上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我们也常常看到不同的词用同样文字纪录的现象，例如一打铅笔的“打”和“打门”的“打”，前者读“dá”，后者读“dǎ”。“大意”读作“dà yì”，指主要的意思，读作“dà yi”，指粗心而言。这就是所谓同形词。词组中也有类似情况。例如“要回来”有两种念法，一种念法是把“回来”念轻音，一种念法则不念轻音。念法不同，意思也两样。“他明天要回来”的“回来”不念轻音，“你把书要回来”的“回来”念轻音。“三加四乘五”，如果在“加”的后边有明显的停顿，那就是3＋（4×5）＝23。如果在“四”的后边有明显的停顿，那就是（3＋4）×5＝35。我们的语法分析常常是拿书面语作材料的，这样就容易被文字造成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于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由于文字不能把语音的各方面都表现出来，因此，从写作方面说，要求利用词汇和语法，尽量不使人误解；从阅读方面说，要根据上下文准确地了解作者原意，不能自以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