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
什么是封建社会？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人感到滑稽。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又搞了几十年反封建革命的国家，还不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么？
当然这个反问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认识无止境，我们曾经由于获得了对于封建社会的理性认识而胜利地完成了土地革命，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看，我们过去的封建社会观就大有反思之必要了。
什么是封建社会？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包括劳役地租方式）剥削农民的社会。然而事实证明，有许多地区是没有或几乎没有租佃关系而仍不失为封建社会的。下文将要述及的旧中国关中农村就是如此。其实，在实行领主制的西方，封建主也很难说是拥有土地支配权的，否则“圈地运动”就没有必要了，[10]毋宁说他们的权利主要来自对劳动者的人身的支配。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本身是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而它的社会基础又是小农经济。据说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一定会发生两极分化，于是就产生了地主与贫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土改消灭了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后，就着手“改造”小农经济，说是如果不这样，就会有“旧社会复辟”，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危险。然而历史却给我们开了个大玩笑，随着“小私有”的尾巴越割越短，封建残余不仅没有越来越少，反而在“小私有尾巴”被割得精光的年代里出现了封建主义大泛滥的灾难局面。
又有一种看法，说是在“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即土地革命摧毁了地主阶级之后，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是没有封建主义势力了，然而在观念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据说，它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或“儒道互补”文化）的影响，封建的东西还是很多。可是，我们恰恰是在号称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文化大革命”与批孔运动狂潮中，在对仁义、孝悌、中庸……以至“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的激烈批判中，在“破四旧”“横扫一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民族虚无主义鼓噪声中，在父子分派、夫妻互讦、干群对立、师生反目的“传统道德危机”中，看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封建主义横行的悲剧！
当然笔者决不是企图证明“文化大革命”没有传统背景，或者说反封建与反传统文化无关。但是显然封建主义是不能以泛泛的“传统”视之的。事实上，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概念、术语、命题、名词都是一种语言符号。这种符号与它要表达的语义之间并不可能完全吻合。“传统”的符号下可以表达现代的语义，反之亦然。因此，“彻底反传统”的“文化大革命”倒变成了一场彻底的封建主义传统的大复辟，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等“儒家资本主义文化圈”[11]内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进行了对传统的改造并推动封建主义传统的消亡。袁世凯、张勋之流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大旗下复辟封建主义，“四人帮”同样可以在“与传统决裂”的民族虚无主义大旗下复辟封建主义。反之，“五四”运动可以在激烈反传统的大旗下反对封建主义，而日本和东亚的“儒家资本主义”也同样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大旗下克服封建主义劣根性。历史已经证明，正如孔、墨、老、庄的一系列概念可以在予以新的解释后为现代文化服务一样，自由、平等、博爱、人性、民主、纪律乃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范畴，都可以予以封建主义的解释而后以扭曲的形态为封建主义服务。在宗法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民主”、非理性的“自由”、宗法式的“平等”、披着“人性”外衣的中世纪人情、打着“博爱”旗号的温情脉脉的宗法面纱、人身依附基础上的“纪律”，乃至井田制式的“社会主义”、人人都像乌眼鸡似的“阶级斗争”、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在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些行为模式，其结果很可能是：播下了民主，收获的却是群众性歇斯底里；播下了自由，收获的却是散漫；播下了平等，收获的却是平均主义。然而人们却将其称之为“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绝对平等观”等等，仿佛现在是民主、自由、平等太多了，只要加以束缚，使其既不“极端”又不“绝对”，即可尽善尽美！而当人们播下“产品经济”，却收获了自然经济，播下了“计划调节”，却收获了超经济强制，播下了纪律，却收获了专制时，又往往惊呼社会主义的步子迈得“太快”“管得太死”“集中过分”，仿佛只要向传统“让步”“后退”“放宽”“松绑”，便可解决改革的任务。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许多人格依附型社会中，“自由放任”的结果只能使中央集权变为一盘散沙，统一国家变为领主林立，并不能使自然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只能“放”出无数山头、土围子与众多土皇帝，却“放”不出一个代表现代文化的企业家阶层！
可见，反传统文化也好，改革也好，都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封建主义，把“什么是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人们往往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到了人们面前。
其实，如果说重新认识封建社会的现实意义在改革时代才突出起来，那么它的理论意义早在50年代学术讨论中已很明显。众所周知，对新中国史学发展影响巨大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就是以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争论焦点的，它自然要涉及什么是封建社会的问题。在论战中居主流地位并成为正统的“教科书”观点的郭沫若学派，建立了这样一种封建社会观：
封建社会不是在自然经济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反，“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向封建制转变的一个特征”。
封建社会不是古代公社躯壳对财产关系的束缚。相反，却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
封建化不是人身依附化过程。相反，却是“奴隶解放”过程。
封建社会并不意味着理性的沉沦。相反，它是在“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的。
这样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自由封建主义”学说，对它的评价我们以后再说。这里要指出的是，与学术理论上这种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等等视为封建化特征的正统观点相呼应，我们却把自然经济宗法农村中的中农、贫农与雇农称为“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并且一直在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人身依附关系色彩浓厚的现实生活中大反“资本主义”。
可见，“学术上”对封建主义的认识水平与现实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