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
上文从理论演变的角度，谈了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观在与东方新式农民运动相结合过程中的发展。但是，封建社会观毕竟不仅是个抽象的思辨问题。让我们从理念世界回到经验世界，看看中国封建关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再次提到毛泽东与梁漱溟的那场争论。毛泽东认为农村分化剧烈，而梁漱溟认为不剧烈，实际状况究竟对谁的观点有利？应该说，就全国总情况看，毛泽东的估计比较符合实际，但梁漱溟的看法也不是没有经验根据的。事实上，封建社会的具体模式千姿百态，不要说中国的小农制、西方的庄园制、印度和爪哇的种姓制村庄与俄国的米尔制等大的民族模式之间的差别，就是同一国家或民族内也有不同的模式。如在俄国，库班—顿河的哥萨克、乌拉尔的移民、中央黑土区的米尔农民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个体农户，在社会结构的类型上差别极大。法国中世纪朗格多克的农民与诺曼底的农民也很不相同。[1]在中国，一般来说包括毛泽东出生的湖南在内的东南中国，是地主—佃农关系高度发达、商品经济也相对活跃的地区，而华北的旱作农业地带（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主要地区），农民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传统理论所描绘的、作为地主对立面的佃、雇农，不是不可以具体研究的。当代一些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主要根据满铁在40年代对冀、鲁两省33个村庄的调查，认为华北产粮地区“地主制并未形成”[2]，华裔学者黄宗智也认为华北是“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3]。事实上，我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如我国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开拓者陈翰笙，也认为华北农民是自耕农，华中华南农民是佃农。[4]其实从明代开始，一些史籍中就有类似的说法，而明末北方农民在“免粮”旗帜下反抗朝廷、南方农民在“抗租”的旗帜下反抗地主这种鲜明对比，也反映了南北方农民在社会学类型上的差异。[5]
然而笼统地说华北农民是自耕农当然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华北的封建社会本身也包括了许多不同模式，甚至省与省、县与县的农民群体都可能有很大差异。例如在陕西，陕南汉江流域稻作地区与贫瘠的陕北高原都是地主—佃农关系高度发达的地方，而夹在两者之间的关中平原（包括渭北旱塬），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中国的统治中心所在地、封建关系发展得最成熟的地区，近代以来却是全国地主制与租佃关系最不发达的典型地区之一。
把前近代[6]的关中农村[7]作为一个模式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中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周秦汉唐的立国之基。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时，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烂中心；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所抛弃时，关中又是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变落后，而关中在中国也由先进变落后。关中农民曾经是“秦王扫六合”的锐气所依，近代以来又以保守著称。中国国民性之谜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与“关中之谜”的解答相联系的。
（二）旧关中农村比起通常所理解的封建社会来，有许多令人沉思的特点。例如：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这与通常所讲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租佃经济”模式迥异。又如，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再如，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闭塞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但关中农民的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却并不因此而得以比南方发达。最后，关中农民从来没有过宗教狂热。历史上的农民宗教运动如太平道、五斗米道、摩尼教、白莲教、拜上帝教等等都未能在关中引起反响，这与仅一山之隔的、历史上多次发生宗教风潮的陕南地区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但同时关中旧式农村对科学与新事物的麻木不仁与保守态度以及“世俗的”迷信与非理性也极为典型（与此相应的是：产生于这种大众文化土壤之上的“关学”，作为宋明理学中的所谓“唯物主义”流派而在哲学史界颇得好评，然而正是这一学派在社会思想方面却极为保守，反对变革、主张复古的色彩最浓厚）。因此，对关中小农社会的研究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换言之，对关中的“经验性研究”会有其“超经验”的即逻辑上的意义。
（三）关中农村也是以往农村社会调查和经验性农民学研究很少注意的死角。在旧中国，我党的农村调查以根据地为重点；满铁庶务部与“乡村改革派”学者对华北、江南以及四川等地的调查名噪一时，至今仍被国际学术界作为研究中国农民尤其是北中国农民的主要经验材料。而国民党专家（如地政学院及农村复兴委员会系统的诸学者）、在华西方学者（如卜凯等）和其他农民学家，包括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注意的又主要是长江流域与华南农村。至于关中本地的学界，在言必称周秦汉唐的传统下，少有对近古及近代关中农村感兴趣者。因此，在我国农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近代中国又具有鲜明特征的关中农村，不但缺乏系统的研究，连经验材料的积累与整理都几乎是空白。这种状况不应继续下去了。
“关中模式”的产生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我们知道，关中在历史上并非从来就是小农世界。隋唐及其以前，我国实行国家份地的等级占有制，即平民的“均田制”与权贵品官的等级占田制。当时关中是京畿所在，冠盖丛集，甲第连云，权贵势家之多天下无双，他们大都在肥沃的关中占田置产，从关中西部的岐山到东部的同州，庄园密布。见于史者如王方翼的凤泉别业、李从的歧阳庄、关光的云阳、鄠县庄、皇甫权的温泉别业、李邈的高陵庄等等。而“太平公主田园遍近甸，皆上腴”[8]。宰相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9]。元载“城南膏腴别墅，边疆接畛，凡数十所”[10]。玄宗时的宦官们“京师甲第他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11]。“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12]。总之，那时的关中是权贵大地产的天下，留给小农的空间之少，可想而知。
不过，这并不是说那时关中的“租佃制”就很发达。因为显然关中的这些庄园主人皆非民间地主而系权贵，他们并非以财、而是以势役人，谈不到契约性的租佃制。当时的关中农民与其说主要是佃农，毋宁说是农奴。他们是受束缚，但同时又是受“保护”的，长安的权贵们尽掠四海之财，对自己的依附者自然可以多一点宗主之情，因此关中农民较之其他地区的农民生活相对安定。无怪乎当唐末黄巢占领长安后，关中农民不但不响应“阶级兄弟”，反而逃到主人那里“聚为营保”，把农民军置于无民无粮的绝境，结果打遍天下的黄巢大军竟被活活饿垮了！
唐亡之后，关中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一去不复返，权贵云集的状况因而改变，小农在关中的比重也就逐渐增长。另一方面，关中经济地理上的闭塞形势在宋以后也日渐增加，由汉唐时代欧亚大陆商道的中枢，逐渐变为一个孤立闭塞的盆地。关中社会的相对自然经济化程度日益加深，商品货币关系的相对衰败使农村经济分化步履维艰，却加深了人身关系的依附性。
到北宋时，关中小农在人口中的比例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继续上升。这可由北宋两次主客户统计数字看出：
表1 客户占全部户数的比例（%）[13]
北宋的客户是无田的佃农，其数量多寡反映租佃关系的兴衰。从表中可知，大约从宋代起，自耕农经济在关中逐渐占了优势。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若干世纪后便形成了我们在新中国建立前见到的那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