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隐夹山说”及其学风
三年前，湖南一些同志重新发起了李自成归宿问题的讨论，他们的“禅隐夹山说”先后受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为此，“禅隐说”者近来又发表了一些新作。穆长青同志的《试揭李自成隐终夹山之谜》[33]堪称其中的代表作。我是不接受“禅隐说”的，并认为争论中暴露出方法论与学风上的一些问题。
一、“李过=野拂”辨谬
穆文不少内容已见于持“禅隐说”的其他文章，并多已有人辩驳。其独特之处，则首推“野拂即李过，补之为铭即李过为铭”，穆文中其他一些论点亦多由此推论而来，故穆君亦自认此为“全文之重点”。这个“重点”的基础，是一份早在十八年前就已“付之一炬”、连抄件也没留下、只有穆同志自己知道的《贼情手本》。据说它出自明将曹文诏的手笔，内称李过字补之。而穆君即以此附会于夹山碑末的“补之为铭”一语，说这就是“李过为铭”。甚至连碑上泐缺了一块，也被用为证据，说是“隐寓”着补之二字云云。
穆文“凭记忆”引述的这个“秘籍”之真伪，姑且不论，但“李过字补之”并不是穆君的新发现。十多年前，姚雪垠先生就曾根据民国《米脂县志》的一则记载，在其著名小说《李自成》中，塑造了一个“补之将军”的形象。然而，要把他与野拂揉在一起是办不到的。这不仅因为野拂是“江南人”而非陕北人，更因为李过（李赤心）作为忠贞营主帅，他的归宿是清清楚楚的。穆文说李过自顺治六年春“弃辰州（实为郴州，《清实录》据满文档案回译时谐音致误，这是穆君所未注意的）遁”以后，“从此下落不明”。这是说不过去的。下面，我们把史籍所载李过及忠贞营后来的活动抄录数条，以为证明。
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忠贞营进占梧州，“赤心乃移屯三界庙之后山（原注：山在梧州对岸），惟上疏贡献，不肯赴阙，后掣营向广西南、太等路”。[34]
同月，南明封李赤心兴国公、高必正郧国公，遣兵部侍郎程峋前往忠贞营颁敕。[35]
六月，“李赤心等已入宾、横二州”。[36]当地军阀陈邦傅正与巡抚赵台内讧，“闻赤心等至，思借之以为重”。[37]“李赤心至梧浔，陈邦傅请征徐彪（按：赵台支持的一个地方势力）……迎待有礼”。是夏，“赤心等散处横州、永淳、南宁、宾州间”，[38]屯粮练兵。高必正驻南宁，李赤心驻横州，兴建府第为久驻计。[39]
七月，南明官僚堵胤锡与广东军阀李元胤交恶，“大恶李元胤党，欲激赤心东来以去之”，[40]“请以广东四府处赤心屯守”。[41]但李过等不为所惑，“胤锡计沮”。八月，堵胤锡、陈邦傅又想利用忠贞营去火并其政敌瞿式耜，“日夕怂恿赤心夺桂（林）、平（乐）”，[42]又为李过所拒绝。九月，堵胤锡打着北伐抗清的名义，强令忠贞营“由桂林出楚”，李过不予理会，堵“期赤心不至，造其营诘之，赤心……无意北出”。[43]堵、陈见“不能有为于忠贞”，转而欲“自结于孙可望”，[44]“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45]企图利用大西军来压忠贞营就范。
十月，忠贞营内部发生分裂，大顺军宿将刘国昌、刘世俊率部二万人出走，“因李赤心等各占地方，国昌无善地，堵胤锡出楚，欲随之”。“李赤心又以刘国昌之下为胤锡使”，[46]忠贞营与堵胤锡的矛盾又有所发展。
总之，从顺治六年四月撤出郴州直至李过病逝，李过的活动在史籍中比比皆是，逐月可考，限于篇幅上面仅能举出一部分。由于此时忠贞营驻扎于南明统治中心地区，与许多明方显要人物和晚明史籍作者交往频繁，所以正是这期间有关忠贞营的记载最多也最可信（统治者的偏见例外）。
当时“苍梧瘴发”，[47]南明方面的不少显要如堵胤锡、晏清、李永茂、郑古爱、董云骧、李芳先等均于此时染病身亡。忠贞营以北人乍到岭南，“多染疫瘴”，[48]“以水土不宜，二万兵疫死殆尽”，[49]并且“连丧大帅”，[50]大顺军宿将张能、田虎、刘世俊等均于在广西的一年半内相继去世，李过亦未能免此厄运。《永历实录》卷13载：“是年冬，堵胤锡奉龙旗至浔州，调必正诸军出楚，赤心病，未有行意。未几赤心死。”王夫之的这一记载可与鲁可藻《岭表纪年》、钱秉镫《所知录》、瞿共美《东明闻见录》等许多史籍相印证。这些史籍都是当时在桂的明方人士所撰，其中广西巡抚鲁可藻是永历指定对付忠贞营的官僚，[51]并参加过拉拢忠贞营的活动；[52]钱秉镫与高一功来往密切；王夫之更曾受过忠贞营领袖的救命之恩。他们所记是第一手材料。此外，清初广西地方志如金先声纂《南宁府全志》、蒯光焕纂《梧州府志》卷18也记载了李过病逝，后者还记载其死日为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令人诧异的是，穆文一口咬定李过未死，说史籍所载只不过是又一次“设疑代毙”罢了。其唯一理由就是李过年纪不大，何以会死？但与李过同时的多尔衮、多铎、郑成功、郑经、李定国、刘文秀、章旷、堵胤锡等人不都是享年无多吗？李自成“设疑代毙”据说是为了摆脱追兵，并消弭南明方面的“君父之仇”以便实现联合抗清，这尚不失为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而李过却是为何？忠贞营在广西是到南明境内休养士马，并非穷蹙于追兵，李过等位居国公之尊，据有一府二州之地，力量远在当时南明各派军阀之上，后者与朝中官僚都得与之“通殷勤”，[53]“郊迎四十里”者有之，“献女于高必正结好”者有之。[54]说这时李过“设疑代毙”，其不近情理有如说康熙、乾隆之死是“设疑代毙”一样。
其实，夹山碑上的“补之为铭”一句本来没什么深奥的意思，奉天玉是康熙甲寅年圆寂的，当时正“值戎马”，“罹滇黔之变”，吴三桂的三藩叛军打进石门，湘西北成了战场，夹山寺“每遭回禄”，毁于战火，[55]所以没有为他立碑作铭。直到他死后第三年（丙辰）刘瑄才补撰了现存的塔铭，这就是“补之为铭”。只是穆君心存先入之见，以不怪为怪而已。总之，“野拂即李过”之说绝无根据，而源于此说的一切推论自然毋庸赘评了。
二、李自成幕后指挥大顺军余部说辨谬
本来，李自成政治生命既已结束，他究竟死于何地，并非事关全局的问题。一些好心的同志不愿他死于非命，我们姑妄听之，亦不必非打这个笔墨官司不可。然而“禅隐说”者并不以“李自成未死通山”为满足，而是几乎重写了清初的历史。据说直到夔东十三家时代，李自成一直是大顺军的总司令，在“幕后”指挥着“二十多年的反清战争”，主持着“统一的，有威信的核心指挥机构”，随时根据“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的需要为全军“作出周密安排和布署”。[56]对于这样一幅图画，童恩翼等已从大顺军余部联明之际的史实出发予以辩驳。不意“禅隐说”者不予理睬，仍旧自说自话，穆文又把这个观点发挥了一遍。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大顺军二十年反清战争的全局出发，继续予以澄清。
清初史家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闯之败也，其党散而不复聚；献之诛也，其党聚而不可散。散而不复聚者……其祸小；聚而不可散者……逞其猖狂，蹂躏西南者又十有七载。”[57]的确，九宫山之败后的大顺军与金山铺之败后的大西军的抗清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顺军余部的人数各书记载从十余万至五十万以上不等，而大西军余部人数多的说是“余众及家口万余”，[58]少的说是“千余人”；[59]九宫山之役后，大顺军后面的清军已停止了追击，前面的何腾蛟又几乎“空拳徒手”，[60]而金山铺之役后，清军却从川北一直追到川南，大西军余部前面又是刚刚打败过自己的拥众十万以上并据有长江、乌江天险的劲敌、明军曾英、王祥部；大顺军余部粮草器械相对来说还算“所储甚裕”，[61]而大西军余部却“骑不满千，弓刀脱落”，“绝粒至十余日”，“所至杀马而食”。[62]总之，大顺军余部的处境比大西军余部要相对优越得多。但大西军很快东山再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奄有南土”与清军对峙十余年，而大顺军却一蹶不振，再没有大的作为。产生这种对比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叶梦珠所总结的：大西军人马虽少却“聚而不可散”，大顺军人马虽多却“散而不复聚”了。
把后期大西军的战斗序列与张献忠时代相比，可以看出从“四将军”以下直至各营（如高文贵的天威营、祁三升的龙骧营等）建制都基本保持原来的体系，只最高统帅换成在张献忠时代就已取得世子地位的孙可望而已。大顺军就不同了，《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中的大顺军已分裂为十余支武装（揭帖中所举有十一股，高一功、李过集团尚未计在内），原来的战斗序列不复存在，一些“偏裨”拥众自立，俨成巨镇（如有众七万六千的王进才、有众四万的郝摇旗），一些大帅却从者零落，几不成军（如地位最高的泽侯田见秀有众七千，绵侯袁宗第有众三千，而义侯张鼐竟至单人独马），完全是一派“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这些部队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与明清两方面的不同代表进行接触，“联明抗清”后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忠贞营是其中最大的一支，今人常视为大顺军正统所在。但它早在荆州战役前就发生分裂，袁宗第、刘体纯率部北上再未归队。荆州战役后，田见秀、张鼐、吴汝义、李友、李孜等降清。兵败固然是其投降的主要原因，但从降清诸将均出李自成带到鄂东之部队（李友例外，但他原与田、张、吴等均属中营系统，只是在陕西之败前不久才拨归陕北集团军），未降诸将大都出自李过、高一功率领的以后营为骨干的陕北集团这一点看，显然这两部分大顺军会合后并未真正融为一体。忠贞营进入广西后，在和平环境里发生了更严重的分裂，先是刘希尧等“与赤心不协”，“叛走郴桂”；[63]半年后大顺定鼎九侯中的两侯刘国昌、刘世俊又率部出走，使忠贞营“壁分两营”；[64]最后高一功、李来亨率部北归时，忠贞营李常棠部却留在了广西，高、李行至庆远时，又有胡兴明一军分裂出去投奔了大西军。[65]这时的忠贞营正如王夫之所言：“兵士合离不一”，“日益弱”。其余部回夔东后，又分为李来亨、马腾云、党守素三家，“各自雄长，不相统属”。[66]最后马、党二家竟于李来亨败亡前八个月率部降清。
忠武营兵力仅次于忠贞营，它是四支独立军队的总称。其中最强的马进忠为义军早期十三家之一，但早就降明成了“官军”。其余三家王进才、牛万才、张光翠均为大顺军余部，但或“为（李）过等所不齿”，或“与高必正有隙”，[67]与忠贞营关系很坏，相反却与马进忠“有旧”，并尊马为首，故档案中常有“马进忠率领牛万才、王进才”如何如何的记载。[68]忠贞、忠武两营的矛盾是当时的严重问题。“腾蛟先抚马进忠、王进才，号忠武营，胤锡继抚忠贞营，两营多不协”，[69]“何腾蛟屯湖南，堵胤锡屯湖北，李自成余党既降，二公安置无术，南北不协”。王夫之曾建议“调和”其矛盾“以防互溃”，[70]但没有结果。大顺军抗清的两度高潮之很快失败，都与此有关。忠武营不但与忠贞营不协，其内部四家间亦常有“不悦”，[71]比忠贞营内部更为松散。通常这四家都各行其是，间或有过其中二三家合作的例子，但在忠武营全部历史中从未有四家会兵于一处的时候。后期这种状况更为突出，牛万才侷处溆浦三年之久，最后降清；王进才于顺治七年败于靖州，北上辰常界上，与张光翠、刘体纯、袁宗第会合，不久又大败于澧州附近，各奔东西。王进才于顺治八年投孙可望，张光翠部于顺治九年在澧州山中分裂，张本人率一部入黔归孙可望，李阳春率另一部仍独立活动至顺治十一年被消灭。值得注意的是，忠武营余部最后活动地区离夔东比离大西军控制区近得多，但无论王、张、李，都没有想到就近向夔东大顺军靠拢。
郝摇旗也是大顺军余部中著名的一支，何腾蛟《逆闯伏诛疏》称他“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后来郝并以这个“指视之功”被赐名永忠，[72]可见在南明方面，他是九宫山灾难的重要见证人。如果说这次灾难只是李自成“周密安排”的“设疑代毙”之计，那么郝该是李自成安排的重要执行人了。遗憾的是，正是这个郝摇旗却与据说李自成就在其中幕后指挥的忠贞营龃龉极深。《永历实录》卷15称：“郝永忠者，李自成别部之偏校也……当李自成之殪也，杀其主将而夺其室，故李、高诸部恶之。”杀主将云云不尽属实，然而他为忠贞营所不齿却是事实，就连后来与李过分手了的刘体纯也“雅恶永忠”。在夔东十三家时期以前，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当忠贞营战败荆州之时，郝摇旗正奉何腾蛟之命“入赣迎驾”；当忠贞营、忠武营与刘体纯等向常德、长沙大举出击时，郝摇旗却在南明后方的柳州一住半年。这几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周旋于南明官僚军阀之间，可以称道的抗清战绩只有顺治四年冬的全州之战，而这次战役还是与“官军”焦琏、卢鼎等部而不是与其他大顺军余部合作进行的。
袁宗第、刘体纯、塔天宝等率领的原大顺军右营部队，自顺治二年冬脱离忠贞营后也独立活动。顺治三年初这支部队在襄阳境内一度分兵，刘体纯北上入陕，与陕南大顺军贺珍部取得联系，一度攻占兴安州全境，战败后退回夔东。袁宗第则南下澧州，顺治三年至五年间在堵胤锡指挥下与忠武营和明军杨国栋等部活动于湘西。顺治五年在全国抗清运动高潮中刘、袁再度会师，次年败于清济尔哈朗军，退入川黔楚交界的土司地区，顺治八年俪阳驿之败后再回夔东，袁、刘、塔各据一方，成为“十三家”中的三家。在大顺军诸余部中，这支部队是唯一与其他余部均保持良好关系的，与忠贞营、忠武诸营、郝摇旗与贺珍等部都曾协同作战过，但相对来说与忠贞营的关系仍远不如与忠武诸营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是顺治五年冬当忠贞、忠武两营发生龃龉导致“湖南州县千里一空”时，刘体纯等均与王、牛、张诸营“同走”湘西以避忠贞营。[73]
总之，大顺军各余部在这几年不但没有统一迹象，连协作也罕见。尤其是忠贞营基本上独往独来，与其他各家仅有的一两次合作也都是不欢而散。如顺治五年忠贞营与王进才“议同出湖南，忠贞认（取）湘潭，进才认（取）长沙”，[74]但不久发生常德之变，进才惧为忠贞所并，竟焚宝庆西去，“忠贞恚王进才背长沙之约”，[75]也采取了相应行动。
“禅隐说”者常把农民军联明后仍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作为李自成幕后指挥的证据。其实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幕后指挥系统”的话，那只能说大顺军各余部对它的“独立性”实在比对南明的独立性大得多。如“牛万财（才）……以与高必正有隙，故为屈下依（堵）胤锡，而胤锡信爱之”；[76]王进才“以故于贼中为偏裨，不为高、李诸部所齿，独留屯湘阴，奉腾蛟稍谨，腾蛟深信爱之”；[77]郝摇旗“李、高诸部恶之，无所容，倾心附腾蛟以自安，腾蛟深委信之……厚给其糈”；[78]“腾蛟复恩遇过厚，至令（郝）永忠等之敬爱反逾旧人”，“遂甘心俯首焉”。[79]何腾蛟也曾对郝说过：“将军于我师生谊最厚”，并声称：“吾荐拔将帅至五等多矣，能为我效一臂者，郝南安（按：郝摇旗封南安伯）一人而已”，[80]刘国昌等亦与李过“不协”而愿“随胤锡”。上述种种，也是李自成“周密安排”的吗？按“禅隐说”者的说法，李自成“设疑代毙”后就在李过军中“随军”指挥，后来见大势已去，才跑到夹山当了和尚。然而事实恰恰是在奉天玉到夹山（顺治九年）以前，大顺军涣散得最厉害，到了据说李自成已心灰意冷地遁入空门后，在夔东的大顺军（“夔东十三家”并非都是大顺军，大顺军各余部也并非都到了夔东）诸部反而建立了相对密切的协作关系。总不能说李自成是破坏大顺军团结的罪魁吧！
三、实证，虚证与伪证
顺治二年，在千里穷追的满洲八旗骑兵的毁灭性打击下，大顺军的指挥中枢惨遭覆灭，李自成的妻妾叔父等“皇亲国戚”，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最重要的文武将相，死的死，俘的俘，降的降，溃散的各支大顺军余部纷纷向清、南明双方投降。从他们那里，明清双方都得到了李自成的死讯。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出入，但李自成是兵败后在从者零落的情况下死于九宫山“乡民”之手这些主要点，却是“众口同词”的。当时明清双方确实都有人表示怀疑，但这种怀疑很快烟消云散。这不仅因为清方找到了杀害李自成的“乡民”程九百等人，从而证实了来降大顺军将士的报告，更因为以后的事实表明大顺军确已群龙无首，“散而不复聚”了。只要对这段历史的全局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不能不承认“九宫山说”的说服力。
然而“禅隐说”者却硬要以百余年后一个迂腐官僚的所谓“合乎情理的判断”来否定这一切。穆文把大顺军将士、九宫山民这些直接当事人的报告，阿济格、何腾蛟等明清双方负责追堵李自成的大员的奏报，大量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记载和源于这些记载的文献，九宫山区留传至今的遗物（如“永昌”年号双龙首鎏金马镫等）与口碑、谱牒等，一概断为“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全部证据都是虚证”，理由只是“当局没有见过首级”。好像百年后的何璘倒是“见过首级”似的。其实，即使当时当局见过了首级，“督宪军门佟不认识李自成，何以知道所之首是李自成？”看来，只要“当局”不认识李自成，他的生死便永无查明之可能，只好留待百年后的何璘去判断。这种“质疑”究竟有几分说服力！？
李自成的“首级”问题，阿济格与何腾蛟当时都做过解释，近来的许多文章也已对此进行了说明。这里只想指出，“当局”固然不认识李自成，来降的大顺军将士却是认识他的。他们“众口同词”的“指视”难道仅仅是什么“虚证”吗？程九百等的报告与他们的“指视”互相印证，又有李自成“御用”诸物为凭，难道也是什么“虚证”吗？除非如某些人所臆想的那样，他们是按李自成的“周密部署”在实行“设疑代毙”之计，可是那样一来也就不是“虚证”而是不折不扣的“伪证”了。如今穆君自己也承认它“固然不同于伪证”，却又说它“不可信”。既不可信，却又可作下结论时的“参考”。看来，连穆君自己也被他的逻辑弄糊涂了。
九宫山说最初作为当事人报告的时候，就有些细节上的不一致，后来它作为公认的说法广泛流传两百年，在流传过程中又不免有所失真。“禅隐说”者对此不进行任何分析，就讥为“漏洞百出”。其实，他们自己的文章，从何璘到熊越群、石珍、韩长耕乃至穆长青同志，彼此抵牾的地方还少吗？只是我们从不认为，仅仅抓住这一点就可以驳倒“禅隐说”罢了。事实上，九宫山说诸文献中的所谓歧异处，大部分是可以解释的，有的则根本算不上什么歧异（如“乡民”“乡兵”与“寨勇”，“陈九伯”与“程九百”等）。张国光等同志对此已做了分析。总之，“九宫山说”有关文献的主要内容如上所言是各书基本一致的，其歧异之处或反映了它在广泛流传中的演变（如“九宫山”讹为“八功山”“罗公山”，“通山”讹为“通城”，“程九百”讹为“陈九伯”等），或反映了作者的不同地位（如阿济格强调清军的穷追，《宗谱》渲染程九百的勇悍等），并不妨碍基本内容之可信。
对九宫山说的其他诘难，也同样经不起批驳。如穆文说程九百杀了自成何以仅得“府经略”（应为“经历”）这一小职？这是不了解当时的仕进制度与赏功制度。清初几十年战争俘杀敌方帝王将相不可胜记，统兵大员因此得蒙封赏升迁的亦不可胜记，但有哪个小卒、“白丁”以阵前之功骤成大员的？程九百以一个毫无“功名”可言的僻邑山民骤成颇有实权的正八品文官，还不算“殊赏”吗？还有人在个别文物（如《弋闯志》、闯王墓碑等）的真伪问题上做文章，姑不论如《弋闯志》等是否为伪，即令其伪，九宫山说照样是不可动摇的。因为这一说法是以大量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记载为基础并得到当时历史全局的宏观印证的，并不是哪一个石匮秘籍中挖掘出来的奇闻轶事。以个别文、物之真伪来否定九宫山说，就如以《江南春梦庵笔记》等伪书及伪玺、伪“圣钞”来否认太平天国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一样。
穆君把夹山诸遗物视为“实证”，这我赞同。但如果真正尊重这些“实证”的话，那就应该说它恰恰证明了禅隐夹山说之不可信。
九宫山之役后第八年即“顺治九年”（从何璘到穆长青同志，对夹山诸碑“实证”了的这一年份似颇忌讳，他们总是说“顺治初”，如此则奉天玉来寺与李自成“失踪”的时间“大体一致”），一位法号奉天字明玉的游方僧以“一盂一笠”从“西蜀”“独窜”来夹山，对这座“楚南名刹”发生了兴趣，有感于“祖庭之芜没”，遂思“中兴祖山”。然而“此浩大工程，非区区瓶钵所可办”，好在他夤缘有术，奔走于清石门知县魏绍芳、继任知县邵元玺、九溪卫指挥袁𧇟等官僚乃至“阖邑绅衿”之间（可见他并非如何璘所言“匿迹方恐不深”），大受赏识，遂于是年六月“受石邑魏侯（即魏绍芳）请书，领徒开山”。这个魏知县大力撑腰，“捐俸而给牛种，并赎取附近田亩为常住供众之本”，次年继任知县邵元玺更与奉天玉打得火热，又为夹山“置八都五甲田”，还专为奉天玉个人建了一所“福田庵”。在官府倡导下，“阖邑绅衿”也大慷其慨，“杨君道义昆仲、丁君朝伦等解囊勷事，而庙貌一新，孔长史薙草开林、蔡安西崇基表刹”，后来又有张霖（三藩乱后首任知县）、袁𧇟等官僚支持，澧州庠生熊伯生等一批绅衿捐助，添置了伽兰庄、乌龙庄、韦驮庄等大量田产，修建了“长生苑”等寺院园林。明清时代的寺田都要承担粮差，但石门官府却加惠于夹山寺，“免其租徭”。在官府庇护下，夹山寺很快成了雄霸一方的地主，[81]“秋季众佃交纳”租谷。夹山寺僧倚官仗势，“经常和居民闹事”，兼并土地，“至今还可以看到记载他们与当地乡人纠葛纷争的界约碑文”。[82]
正是由于官府支持，“独窜”而来的奉天玉到顺治末已有徒“六十人”，[83]奉天玉于康熙十三年死时，夹山已“二十年丛林大举，门弟子数千众”。[84]此亦可见夹山僧众是二十余年间逐渐增多的。作为湖南佛教三大名山之一的夹山，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盛况，穆文所说“深山老林之中怎么会于清初一下子出现数千名和尚，除起义军残存兵将隐化外，显然别无他径”。“一下子”之说语出何据？大寺名刹不会建在通衙闹市。
除了交结官府外，奉天玉还与湘北绅衿中的一些明遗老有密切交往，夹山僧众中不乏此类人物。如为其作塔铭的刘瑄系崇祯进士，官检讨，“国变（指大顺军入京），破指血与弟书……入岳为僧”。[85]严首升，华容岁贡，诗文蜚声一时，入清后“僧服行遁，以遗老终”，[86]奉天玉曾“不远五百里”，到华容县拜访他，他对奉也十分仰慕，声称“予将与师（奉天玉）隐投老夹山焉”。他还记载说：“予友旧为华令者，一日掷版出家，归依兹山”，可见夹山僧徒中还有个前华容知县。清初遗民逃禅之风很盛，而只要他们不从事反清活动，清政府对之是优容甚至鼓励的，如钱澄之、金堡、钱邦芑、郑逢元等都是。他们遗民身份公开，且常为清方大员之座上宾。但对“流贼”禅隐则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这些遗民对“流贼”之仇恨远胜于对清，刘瑄就是一例，严首升亦然。奉天玉拜访严时，曾请严作了一篇《夹山记》，其中有云：“释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则僧家南州高士乎！且未得为得，永断精进，诸经所戒，以为邪妄，譬如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87]后一句明显是骂李自成的，假如奉天玉就是李自成，他能请严作此记吗？严又怎么会投到他门下呢？
康熙十三年春，“吴三桂陷澧，十余万众屯澧城内外……依山据壕，纵兵劫掠，山村湖堧游哨殆遍，所遇男女累系载路，居民挟小舟避难芦汀沙洲者溺死无数……步骑四出，沿乡劫掠，炮烙杀虏”。[88]坐落在澧州至石门大道旁的夹山寺也遭了“回禄”之灾，年已古稀的奉天玉为避“戎马”兵燹而离夹山，在“星落雨泪”的窘境中病倒了，门徒把他“迎回祖庭”，不久就溘然长逝。塔铭中“八九益一，顿入圣神”即指此，“八九”即七十二，“益一”则为七十三，可见奉天玉享年为七十三岁。而李自成一般公认为生于万历丙午，至康熙甲寅应该是六十八岁。本来仅此一点已足可“实证”其非李自成，不料“禅隐说”者却来个四舍五入，说他们都“约年七十”，于是年龄自然“吻合”。
奉天玉死时，他“中兴”起来的夹山祖庭已毁于兵火，其境遇颇为凄凉。两年后吴三桂对澧州的控制暂趋稳定，已臣服于吴周的刘瑄才为他“补之为铭”。又五年后三藩之乱平定，重新控制澧州的清朝当局又大力扶持奉天玉的法嗣怡嵩等“大兴土木，极力重修”夹山寺，知县张霖为此出了大力。此后夹山寺继续在官府卵翼下“雄峙西南”，而奉天玉的四个徒弟“继序相承”，都与官府关系密切。康熙四十四年，这四人及其法嗣（亦即奉天玉之徒孙）与知县黄清以及九溪卫教授、教谕、训导、典史等官吏和一大批“耆德”联名立碑，“一以表众侯（指从魏绍芳到张霖的几任知县）垂久之德，一以继师资（指奉天玉）重兴之功”。这两句话可以说鲜明地反映了夹山寺与官府、奉天玉与当地官僚缙绅之间沆瀣一气的关系。必须指出，魏绍芳、邵元玺、张霖在石门历代知县中以精明干练知名，后来均因政绩“卓著”上了州县方志的“名宦”志，并非糊涂虫。
总之，在清初百年间，奉天玉一直受统治者的尊敬。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在民间存在着如今被视为“禅隐说”证据的那些传说。直到清中叶，石门人才被一位从未任职于本县的宛平籍官僚告知：奉天玉就是李自成！
据何璘说，他是从“孙教授”处得知“禅隐说”的。“孙教授”所云何据今已不可考，我们知道的是何璘闻说后到夹山调查时，“遍问寺僧，对不甚详”。看来何璘也不认为这些“流贼”徒子们在坚守革命机密，而相信他们都“不与闻”。不过这并未难倒聪明的州官，他仅从一幅“状貌狰狞”的画像和野拂碑上“和尚不知何氏子”一句（当时他所见之碑是完整的，故“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之句，究何所指，亦比今之残碑容易明白，所以连善于附会的州官也不认为它于“禅隐说”有何价值。另外当时也没有今天的“战斗里百炼成钢”一类概念，故“百炼精金”一词也未使他发生穆君那样的联想），牵强附会，构思出了个“设疑代毙”的完整故事。不过他内心深处果真坚信这个故事吗？从他事后作的诗“寺宇有兴废，传闻多是非”[89]来看，恐怕未必。
当时石门人究竟有几个相信这耸人听闻的故事实在难说。知县梁尚秉就认为这不过是“野外传奇”，他的《拟游夹山寺》诗云：“李贼纵横与祸随，死无葬处不须疑，金蛇遁去还诛冢，铁骑飞来更赦谁？”[90]其立场反动自不待言，但却反映了“禅隐说”的缺少说服力。嘉庆、同治两修《石门县志》，在作为本县历史的纪事志与专收奇闻轶事的杂记志中都没有“禅隐说”的地位，只是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放进了艺文志中，这与《通山县志》关于九宫山说的记载形成了对比。不过“官大一级压死人”，知州既已确定“无疑”的事，知县纵有疑也得附和，于是奉天玉牌坊被扑碎，名号被铲除，甚至“欲暴其骸解官”，大概“当事者”也觉得太无聊了，故“未果”。不过这么一折腾，奉天玉即李自成的传说在石门也就以讹传讹，以至于今。而且愈传愈奇，屡有创新。何璘当年的“设疑代毙”说，只是说李自成借此“脱身”而已，并未说他还“幕后指挥”了余部的“二十年抗清战争”。因为从他的文章看，他的晚明史知识并不比钦定《明史》超出多少，大顺军各余部与九宫山民“众口同词”地证明李自成已死的各种材料他是没见到的。而今天的“禅隐说”者既然见到了这些，当然须有所解释，而除了“幕后指挥”外，实在也没有别的解释办法。到了穆长青、刘世善等同志那里，我们又看到了一幅更为壮观的画面：李自成率领“数千”“百炼精金”的农民军来到夹山，“杀绝”了灵泉寺“原来的和尚”，自称“奉天主”，坚持“奉天行道”的大业，甚至大庸、慈利等地也遍布他们的军事据点（据说即五雷山、洛浦寺等），而清军亦为之“数度入山搜剿”……在如此刀光剑影之中占山为王的“李自成”还能算是“禅隐”吗？石门县究竟是清朝的天下还是大顺的江山？魏绍芳等清初几十年间历任知县究竟是清朝官吏还是“流贼头目”？
四、恢复历史考据学的科学性
考据学有其科学性，我国的考据学有悠久的传统。旧史学的不少考据大师不论有多大的局限性，他们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进行严密的推理论证以辨明事实的方法还是有科学意义的。然而从何璘开始的“禅隐说”完全抛弃了这个传统，我们可以摆一摆他们的论证方法：
夹山是“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为什么竟然“一下子出现了数千和尚”？可见是大顺军无疑。但是，夹山寺离城不过二十里，离澧州城也不过五十里，且位于当地最重要的交通大道和澧水旁，怎么是“深山老林”呢？不要紧，“夹山地区处于澧阳平原”，“有江湖交通之便”，最适宜李自成“暂时蜷伏，以图再起”了！
九宫山说诸文献“众口同词”，基本内容一致吗？这“恰恰说明是事先约定，是一种政治策略”。但若众口异词，细节有所不同，则又是“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总之或同或异，横竖都有话可说。
九宫山地区自清初以来流传着不少关于李闯之死的传说，它们大都可与文献相印证。但在“禅隐说”者来看，这正证明这些传说有“官方色彩”，不可信。（至于石门的那些清中叶后才出现的传说与何璘等“官方”的话相似，却不被认为有什么“色彩”之嫌，反而能证明何璘所说“并非虚语”。）但若传说与文献不尽相同，又是九宫山说“漏洞百出”的证据之一了。
李自成称过奉天倡义大元帅，所以“奉天玉”便“隐寓”着李自成。但此说很快遭驳，盖因“奉天承运”“奉天讨胡”之类词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非李自成所专有。然而到了穆文中，这个驳论却反而又成了李自成即奉天玉的证据，据说正因为非李自成专有，所以李自成用以“隐寓自己是精妙而又安全的”！
穆文说，李自成南撤时曾“在武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政治会议，会上密商了下一步的军事部署与政治策略。关于这一段史实，各史所载略同”。既然各史有载，略举一例如何？当然，穆君是一条也举不出来的。不过这“正好说明武昌以下的一段较量，李自成的部署秘密、奇特……史家无法收集到完备的资料”，然而，尽管没有任何一点资料，“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武昌会议是一次绝密的应变决策会议，对此决策后来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小有修改罢了……很可能，‘设疑代毙’的策略是在武昌就决定下来或构思出来了”！
类似这种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怎说怎有理的“考据”，在“禅隐说”的文章中还有。这有什么逻辑可言呢？在他们笔下，“李自成”忽而是“深居简出，鲜与世通”，忽而是四出活动，图谋大举，忽而又占山为王，杀气腾腾，而这一切全然不需要什么根据。大顺军余部的一举一动，都被遐想为李自成所为：忠贞营驻在草坪，李自成就在其中“随军指挥”，忠武营兵败澧州，李自成就“混迹其间”。全然不顾忠贞、忠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穆文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由碑上一处泐缺联想到了“补之”，从而又联想到李过、野拂；由《梅花诗》雕版为“梨木”联想到“李某”、李自成。夹山寺如有什么樟木、柳木或松木的东西，他当还会想到“张某”“刘某”与“宋某”，从而认为张献忠、刘宗敏与宋献策也在夹山隐居哩！
穆君陶醉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之中，左一个“笔者尚敢测估”，右一个“或者……或者……”他是这样论证“野拂即李过”的：“很可能高夫人和高一功前面死了，李自成死时身边就只有李过这个侄儿……或者激战中失散后隔了几年李过才密访到李自成隐居夹山为僧的下落，故来聚会。或者李自成上夹山前曾令李过联络部众，间接传达联明抗清的密意，争取在湖广一带扭转战局。或者派他联系高夫人与高一功等嫡亲。在这一切都绝望之后，李过才于顺治六年之后的某一年来夹山与李自成聚会和复命。”仿佛这七年间各史籍关于李过、高一功及高氏的大量记载都不存在似的！还有“‘指中兴□□’，可能是‘指中兴夹山’，‘指中兴福地’，也可能是‘指中兴有望’，‘指中兴在望’。如是前二者，则‘中兴’指地名（夹山隶属于中兴），如是后二者，则‘中兴’指事业的复兴，或指高夫人‘淑赞中兴’的大本营，意思明显到不言而喻。或则兼指地方‘中兴’与事业‘中兴’，正好一语双关”。不知穆君从何得知“中兴”是“地名”，而且夹山还“隶属于”它？！更有甚者，穆君有时干脆不用“或者”“可能”，径直把自己想象中的东西冠以“史料证明”字样，如“新旧资料中……云奉天玉来寺系由公安奔澧的”，以及前引所谓“各史所载略同”的武昌秘密军事政治会议，等等。至于这“新旧资料”及“各史”究竟何指，那就无可奉告了。相反地，某些史料凿凿可据的事实，却说从未见过。如韩长耕同志的《李自成死地终年问题考》中，已经引用了何腾蛟奏疏中李自成死后“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等语，然后文却煞有介事地质疑曰：李自成既死，为何“从不见大顺军任何一部、一营举哀”？为何“从无一人提及李自成的死事”？！
“禅隐说”者为了寻找根据，还任意歪曲夹山附近地区的政治历史地理形势。大顺军只是在崇祯十六年三至九月间一度据有澧州，而守将还是半独立的马守应（后期才换了王文耀），然而在“禅隐说”者那里，澧州却被说成大顺军“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石门县在明清两代一直与内地其他州县一样是流官统治，清朝从顺治四年起就遣官治理（前述魏绍芳等人即为例子），还在石门与澧州经常驻有可观的兵力，[91]石门附近的四大土司（永顺、保靖、桑植、容美）也都在顺治四年降清并屡与过境大顺军余部作对。然而“禅隐说”者不知道凭什么硬说石门直到雍正改土归流时仍是“土司管辖”，是“清朝势力尚未到达”的“真空地带”，而这些土司又都归顺大顺军，因此李自成在此可以“长住久安”云云。“禅隐说”者大部分是湖南同志，不少还是石门、澧州人，说出这种话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禅隐说”者不愿费力去探索明清之际大顺军战史的全过程及其背景，以致连大顺军南撤时兵分两路，李自成与李过等并未会合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未弄清（韩长耕同志只是在看到驳文后才修改了自己的若干说法以弥缝，而穆长青等同志至今仍停留在韩长耕等弥缝以前的水平上），又不愿正视夹山遗迹所“实证”了的奉天玉的本来面目，却把全部精力用来搜罗奉天玉的种种“奇怪”之处，并对此加以随心所欲的“破译”。然而明清之际逃禅风盛，天下怪僧正多，奉天玉的“奇怪”与他是否李自成有何相干？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许多他们以为奇怪之处，实在一点不怪。例如：
传为奉天玉所作的《梅花百韵》，有“胭脂梅”“东阁梅”“马上梅”等题，据说“不像真正和尚所写”，因为“‘胭脂’二字素为僧家所避忌。‘马上’有杀气之嫌，‘东阁’有富贵之嫌，均为僧家所忌讳”。其实和尚虽戒色戒杀戒图富贵，却不等于对有关的“字”都要像避皇帝名讳一样禁用。《梅花百韵》（或名《梅花百咏》）这个题材自宋代李祺以来作者已有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代高僧中峰明本的《梅花百咏》。今夹山梅花诗残版存目共七首，其中四首即胭脂梅、西湖梅、东阁梅、竹梅是用中峰禅师原题原韵。“马上梅”虽为中峰所无，然而中峰本亦颇有几首“有杀气”的，如“柳营梅”：“花寨穿杨月挂弓，霜飞玉帐带春风，绿阴止渴将军老，灞上应魁百战功。”可见夹山梅花诗完全是一部仿中峰体的作品，不过仿得比较拙劣罢了。中峰作为元明有影响的寺院诗人，明代朱权、文徵明、王夫之，清人张吴曼以及《四库提要》对其作品都有评价，但从没有说它“不像和尚所作”的。明清不少僧人因慕中峰文名，多有仿作，清初名僧百痴曾对此揶揄道：中峰诗“气概不伦凡卉。若夫梅花百咏，特其余技耳。比见丛林学者，各抄袭一册，以为腰囊至宝，将谓幻住老祖面目全在于是。吾恐常寂光中，必莞尔笑曰：此等瞎阿师，亦太辜负予也”。[92]这个评价用于夹山梅花诗，可谓得体。
有的同志还对夹山碑铭中称奉天玉为“奉天老人”感到“很奇怪”，对“中兴”二字也觉得不可思议，穆文甚至从“示微疾，迎回祖庭”一语中发现了几千农民军“杀绝”了夹山原来的和尚这么一桩骇人的事件！其实，以上数语都是佛典中极常见的套话，兹举几例：《不磷坚语录》卷中有“嵩山慧老人（按指野竹慧）赞”一篇；《知空蕴语录·古风然序》有“公素慕天童法脉，惜不曾亲见悟老人为言”；《破山明年谱·施博序》：“近得天童密老人单拈白棒，中兴济上”；《破山明语录·序》：“天童中兴临济”；《云腹智塔铭》：“密云悟和尚崛起东南，中兴济北，即今天下振振，皆其裔也”；《见月律师塔铭》称见月体为“中兴南山宗巨子”，等等，至于“中兴夹山祖庭”是什么意思，夹山诸碑已说得如此明白，无非是使“几至丘圩”的夹山古刹“废而复兴”而已。至于“示微疾”，作为僧人得病的通称，遍见于历代高僧传及塔铭、年谱等，用不着再加解释。
有人说，遍查佛藏，从不见和尚以奉天为法号，这也算“奇怪”之一。其实僧之法号正如人之姓名，雷同者固然有，不同者毕竟是绝大多数。如果这也值得奇怪，那普天之下便无人不奇，有众皆怪了。至于说奉天玉这一法名“与佛教传统格格不入”，恐怕未必。佛籍里的“天”字原非仅有“诸天”一种含义，仅笔者所知，法号与“奉天”之义相近者有律宗十世祖承天昭，名与“玉”相同者有圣可玉等，从未有人以他们的名号为奇怪。
有人又对夹山的所谓“《支那撰述》木刻残版”奇怪了一番，说其中“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与“再愿满朝文武公”等句就是指李自成及其“百炼精金”的臣下。殊不知这些话作为和尚拈香“上堂”时的赞语，几乎遍见于明清各种僧家语录中。例如身历两朝的浙僧百痴的《语录》，卷一至三是明末的，卷四以下是清初的。但每卷开首都有“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奉为阖朝文武，郡邑尊官、护法绅衿、在宴勋贵伏愿福禄深于巨海，寿算等乎乔松”一类套语，这是当时佛教托庇于皇权的表现。当然谁也不会去追究这“今上皇帝”与“阖朝文武”是谁的。此外，“支那撰述”也不是什么“书名或篇名”，当时佛经刊行体例，凡中国释子的著作均在其中缝或封面标有此四字，以示其非梵语译经。明清版绝大多数佛教书籍包括《嘉兴藏》在内都是如此。
最后，所有“禅隐说”者，从何璘直到穆长青同志，都在奉天师徒的“律门”“宗门”问题上做了不少文章，说是佛教各宗势同水火，何以律宗和尚会带了个禅宗徒弟？其实，“势同水火”之说恐怕太武断了。作为临济宗五山之一的杭州灵隐寺，其寺前石窟造像却“多作密宗佛像”，而且近代最著名的律宗大师弘一（李叔同）就是在此受具足戒，后来还当了住持，在灵隐创办了“南山律学院”。佛教史上确有各宗势同水火的时期，就如更早时有过儒、佛、道三教势同水火时期一样。但到明清时代各宗间的融合已是主流，正如宋元以后“老庄儒释遂并为一谈”“三教非歧门户”一样。当时许多禅宗学者都“兼精教学”（禅宗自称宗门，谓异宗为教门，教学即异宗之学也）[93]，“教之与禅，本无二门”，[94]“终南济北，虽各弘宗旨，而尸罗禅那，实互阐度门”，[95]“以临济洞上互相低昂，真可一笑”，[96]这类言论在当时佛教著作中比比皆是。因此当时僧人一生拜几个不同宗的师傅是毫不奇怪的。如释担当先参无住（临济宗）后参湛然（曹洞宗），释性澄先参律宗僧石门殊、后参天台宗僧云梦泽，五峰学一面“振沩仰之宗”，一面又带着临济徒弟正明等。从康熙碑可知，野拂也曾先后拜过几个异宗师傅，这并不值得惊讶。
总之，笔者认为这几年里，主张“禅隐说”的同志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些工作对于认识何璘炮制的“禅隐说”的本来面目，也是有意义的。然而笔者不赞成他们的学风、他们的方法与方法论。他们不肯下功夫了解一下明清之际大顺军的基本史实，对涉及乡土史地、佛教典籍等的一系列问题也采取了想当然的态度。他们经常批评别人不相信夹山的“实证”，但实际上他们才是不尊重夹山的遗迹。他们批评别人“先入为主”，实际上自己对大量历史事实、对夹山文物勾画出来的奉天玉真面目都采取了“先出为主”的态度。用猜想代替事实，把严肃的历史考据变成了猜谜游戏。而且从“禅隐说”最近的一些文章看，这种倾向还在发展。这倒是个比李自成归宿问题更重要的问题。
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